姓氏在汉族传统文化中扮演重要地位，很多人对于自己姓氏的来龙去脉，却仍停留在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原始阶段。了解姓氏脉络，对于把握移民迁徙与文化传承、区域差异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

笔者对姓氏产生浓厚兴趣起于五年前的一次争论，当时有人质疑北方汉族与汉唐盛世时的中原汉人已不是一茬人。我当时极不敢苟同，但迫于学识浅薄，无力与之争锋。很多陕西人在盛世浮华褪尽后，对本土文化传承不仅自信散失，甚至不再认同，认为只有江南甚至客家人才是正统华夏文明的嫡系传承。这点实在令人可悲可叹，如果说江南继承中土精粹还说的过去，偏居闽粤一隅的大部分客家人实在与汉唐正脉关系甚微。不断有人诋毁北方是胡化汉人，关中地区存在大量鞑子（北胡）后裔的论调甚嚣尘上。姑且不论胡汉属性是否属实，根据笔者掌握的部分县区姓氏资料，对人口源流做一分析。

富平位于关中平原中部，隶属陕西省渭南市，这份姓氏资料来自当地县志公安户籍数据，准确度极高。除了大姓排位外，我还将就几个特色地域姓进行分析。王姓，在先秦战国私印中便高居关中地区榜首，它是源自北方随后多点开花的全国性超级大姓。张在秦印中排第三，低于李，但当今北方多数地区李却普遍少于张，这点令人深思。李在关陇地区具有陇西这个郡望，按说数量应多于无郡可依的张，且西安碑林唐代关内、京畿道进士名录中李也在张前。其实分析其中家族不妨可见，李在唐代关中进士多于张，更多是望族名人效应的结果，实际数量并不会超过张太多。

第四：刘姓，占比超6％，这在中古关中是无法想象的，要知道战国秦印刘还在10名开外徘徊。关中现代刘偏多，除了豫东山东华北移民叠加，还有历史时期陕北加成。要知道刘姓在陕北有3-4个县位居第一，一举超过王张李。

第五：杨姓，占比5％，这个占比绝不偏低，只是该县刘姓实在太强，杨落居第五。杨是隋唐关中大姓，弘农华阴更是天下杨氏第一郡望，唐代关中进士数量杨姓排第三，仅次王李，虽有郡望加成，实际数量也在第四，关中地区但凡杨占比低于3％的，唐以来充斥外来移民，西安及其郊区就是典例。

第六：赵姓，占比3.4％，宋朝的国姓在先秦关中与杨相当，远多于刘，如今很多县却被刘远远甩在后面，甚至不如陈（西安某郊区），该县赵姓比例不低。

第七：陈姓 占比2.6％，这一比例相较隋唐关中还是升高太多 众所周知陈在南方很多省份都是“爆款”存在，位居三甲甚至榜首的比比皆是。综合周围地区陈姓占比，陈偏高的县有为数不少的关东（河南、鲁南）移民，这也与富平同治以后的外省移民背景有关。

第八：党姓，占比2.14％，也是我要说的首个特色姓，往下详解的都是地域色彩浓郁的姓氏。关中党姓，本字为瓽，对于这个姓外省人可能很陌生，这是个极具渭南地域特色的标志姓氏。它的主体来自十六国时期入同州的西羌瓽姓，与羌族密切相关，根据东府渭北地区某些党姓父系Y染色体单倍群看，它的确与氐羌系民族密切相关，党姓高频的D1a1-Z31591单倍群在凉山彝族中占比超一成。如果你是渭北党姓，十有八九祖先来自东汉末年的青藏高原东部。

第九:田姓，占比2.08％ 这个姓如今在湘渝鄂黔交界土家族群、河北中部汉族及宁夏回族高频分布，关中汉族频度较高。其中贵州思南田氏土司谱载祖籍陕西蓝田烂泥村，该姓不仅在富平高频存在，邻近县区渭南市临渭区更是高达2.5％。关中田氏与秦灭六国后，齐田氏作为地方豪强被大量迁入集中安置有关。

第十五:惠姓，占比1.44％。该姓在全国范围比较罕见 仅在陕西、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存在连片集中分布。富平是该姓全国人口第二大县（第一是陕西清涧）蒲富一带惠姓起于扶风，发迹于西汉。由于方言历史变迁，本地人多读“xi”，但素有“xi、hui不分家”之说 连带同姓异读、异体字那部分，该县惠姓实际人口可能更多。

第十七：雷姓，占比0.94％。富平雷姓在渭南大市而言占比较低，但依旧远高于西咸、宝鸡等地，它是党姓之后渭南又一标志姓氏，人口多于党姓，可能位居全市第十左右。关中雷氏与党姓源流相同，亦是西羌孑遗，与湘南、闽东北高频的畲瑶雷姓毫无关系。整个北方雷姓的最高频区就位于渭南，如果你是周边省份的雷姓，很可能祖上来自渭南，最出名的渭南雷氏后裔是山西平遥日晟昌创始人雷履泰，他们家族元至顺年间迁自陕西渭南县雷化镇。

第二十：樊姓 占比0.85％。樊在整个关中地区呈较高频分布，全国的樊姓频度也以陕西为中心向外辐散。陕西是樊姓肇始之地，樊姓最早的发祥地和老家就在西安城南樊川。“樊老大”、“樊记”更成为西安人家喻户晓的肉夹馍品牌。但关中樊姓来源多样，不仅有嫡系汉族，更有巴、氐等西南少数民族加成。渭南就曾有测出与党姓相同父系的樊，很可能来自中古时期的四川腹地。

通过对富平姓氏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虽有一定成分唐以降的外来移民融入，但远未到“大换血”“面目全非”的地步，现代居民中唐代土著层次占比依旧接近7成，虽不如渭北腹地的澄城、合阳，但高于西安近郊区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