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对传统岁时节俗追本溯源，大多都能归结为两个基本动因，即祈福和禳灾。古人应对外界事物的知识和能力有限，为趋利避害，在特定时日借助巫术和宗教信仰，以及各种仪式获得心理安慰，是最为现实的举动。而随着人们能力、心智的提高，节俗遂渐渐被赋予更多的社会、伦理意义，许多历史人物因之成为节日主角，寒食节和端午节都很有代表性。

端午是为纪念屈子投江，这一影响最大的说法早在战国时就在楚地流传了。然而与此同时，吴国流行的说法是为纪念伍子胥。想当年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兵败投降被俘。伍子胥屡屡劝谏吴王夫差要彻底消灭越国以免后患，奈何吴王不听，反而听信谗言，认定伍子胥谋反，派人赐属镂之剑，令其自绝。伍子胥愤恨不已，自尽前嘱咐家人，死后要将自己的双目挖出，挂在东城门。他要亲眼看着吴国怎样被越国所灭。吴王夫差闻听大怒，将其尸体抛入江中。百姓爱其忠贞，哀其不幸，划龙舟救捞其尸身，又在江边立祠纪念，遂成端午风俗。

《伍子胥传奇》剧照，黄轩饰演伍子胥

而越国流行的看法却是为纪念越王勾践的，称勾践被夫差所俘，卧薪尝胆，放回后拼命训练水师，最终一举消灭吴国，故有龙舟竞渡，以示对当年水战成功的纪念。

汉代推崇孝道，关于端午节，又有为纪念孝女曹娥的说法。曹娥年十四，东汉会稽上虞人。其父溺死后日夜痛哭，端午日竟投江，三日抱其父尸浮出水面。又有说曹娥是伍子胥之女，投江为救父亲，等等。

可见，上述诸多传说不仅有时代特色，也有“地方主义”色彩，还彼此交杂。民国时期，江绍原等民俗学家认真分析了这些说法，认为大都为后人附会，因为早在屈原前，端午节已在各地广为流行了，其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禳灾”而已。

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为阴气始盛之月，初五则为阴气始盛之恶日，故这天当祛邪避恶。五月初五何来“恶”？盖早期历法运算不甚精密，农历端午和阳历夏至日接近，如西晋周处《风土记》就称时俗重视端午，因其“与夏至同”（《太平御览》卷三十一），而夏至这天，太阳移至最高点，此时“阴阳争，死生分”（《礼记 · 月令》），恶毒凶邪之气尚盛，故疾疫易流行，百事多禁忌，如不可剃头晒被、糊窗盖屋、迁居流徙等。更有甚者，此日亦不可生子。据《史记 · 孟尝君列传》载，战国时田婴之妾恰逢此日生育一子，不忍扼杀，遂偷偷抚养成人，后田婴得知，大为光火，斥责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意思是，端午所生子女，身上邪气过多，长大后会“妨”父母，男害父，女害母。因此，为避此恶气，民间也想出许多办法，如浴兰汤，饮雄黄，悬朱索、桃符、艾草于门户之上，以五彩丝系臂等，食粽也是祭神祖以求福祉的遗存而已。

话剧《屈原》剧照

不过，时俗节令一代代传下来，不断往里面加作料，这就是文化的延续，它可以让节日更有意味，也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上述分析看，先后有四位历史人物入围“端午人物”，他们的人生故事也都令人感动，但何以屈原最终胜出呢？

民俗学家们又好好分析了一下，觉得屈原是忧国忧民悲愤而死，伍子胥是被逼无奈而死，曹娥是为父亲尽孝而死，勾践只是为了庆贺成功。相比之下，大概人们更推崇屈原的爱国情操。屈子不忍看到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于是选择以死明志，这种对家国的爱是一种“大爱”，相比之下，伍子胥个人的恩怨情仇和曹娥对父亲的“小爱”等均不能比拟。更何况，屈原才华横溢，是位大诗人，社会影响力巨大。屈原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因此，从屈原身上，人们能看到诸多美好品格：正直峻洁、刚正不阿、超凡脱俗、宁死不污、殉身理想、九死不悔，等等。诸位历史人物中，屈原人气最旺，有良好公众形象，最终入选“端午人物”理所当然。

闻一多在《端午的历史教育》中曾谈及上述现象，认为节俗的产生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些实际需求，而后世的附会，只不过是姑妄言之的“谎”而已。不过，在儿童教育上，这些聪明睿智的“谎”却可发挥不小的积极作用。这也就难怪，迄今为止，在民众妇孺眼里，忠贞爱国的屈原仍然是端午来源的正解。

（本文选自《食色中的传统》，中华书局2018年10月出版）

《食色里的传统》

郗文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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