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姓氏文化热一度空前,《百家讲坛》、《中华百家姓》等电视栏目不遗余力,发掘和弘扬姓氏文化。加上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各种媒体的助力,交流互动的途径越来快速和便捷,使很多沉寂的历史再度被人们所熟知,形成了一股家族文化探寻的潮流。
在中华姓氏中,谢氏作为排名靠前的大族,当然也被推到这股潮流之中。在举族为谢氏的繁荣而骄傲自豪的同时,很多族中贤达积极投身于家族文化的建设之中,发掘历史,传承文化,弘扬家风,这些都是一个家族积极向上的体现,可喜可贺。但也同时在对历史的研讨中,出现了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宗族内部的嫌隙。这主要体现在对得姓始祖的争议上,形成了对立的阵营,造成了一些不和谐的局面,很是可惜。基于本人文化程度的限制,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发表一下个人的一孔之见。
一、得姓始祖的争议成因
众所周知,谢氏得姓来源主要有三:一黄帝之后任姓说;二炎帝之后姜姓说;三少数民族改姓说。这里不加以赘述。之所以存在争议,个中原因主要是现今的谢氏主流,好多支系都归于缵公一系,形成了谢氏主流一脉独大的局面。而在缵公之后的各个支系中,一部分都认为谢氏源出炎帝姜姓之后,这在各支系的谱牒中均有体现。甚至很多谱系竟然杜撰或附会出从远古的炎帝一直到现在的世系脉络。而在实际的中国历史中,夏商周三代的文史记载是断代的,在国家层面尚且无法还原上古的历史,我们谢氏如此完整的历史是如何来的呢?这是造成争议的一个原因。
原因之二,在中国最为古老的典籍《左传》、《世本》等史料中,均记载谢氏源出黄帝任姓之后。而在晚唐时期的《元和姓纂》和宋的《路史》中却将谢氏说成是炎帝姜姓之后。在唐以前的历史中是否存在这一说法,不得而知。
其三,《诗经.嵩高》的记载,后世理解出现的误差。对这一方面很多宗贤以及文化名人都有海量文章进行过辩论,在此不加赘述。二、炎帝之后姜姓得姓说之疑义基于上述三个主要争议成因,焦点主要集中在炎帝之后姜姓说。这里,我们不谈什么商周时代的赐姓命氏制度,这个课题很深,本身存在巨大争议。我们仅仅就这一说法的本身,浅显的来分析当中存在的一些疑义。关于炎帝姜姓说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在此之前的权威记载当属《左传》、战国时代的《世本》、汉王符《潜夫论》,均为黄帝之后任姓说。那么,林宝怎么就突然的在他的著作里突然说成了炎帝之后呢?难道他有比上古文献记载更为可靠的历史依据么?让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林宝及《元和姓纂》。
林宝,济南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在唐德宗至穆宗时代,宪宗时官朝议郎、太常博士,新旧唐书中未见传记,仅在艺文志中见其姓名。据传以姓氏学见长知名,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其修撰姓氏谱牒,于元和七年(812)成书,称《元和姓纂》。林宝是个博学之人,后世援引他著作的甚多,皆因佩服他的博学。如宋代史学家郑樵作《氏族略》皆全部援引他的《元和姓纂》。可是,后世对他的《元和姓纂》却颇多诟病,就连郑樵如此推崇他的人,也讥讽他作《元和姓纂》却不知道自己林姓所出。在后来的《四库全书提要》中,更是批驳的体无完肤,说他攀援附会、颠倒时代、悖谬显然、诞妄最多。当然,林宝作《元和姓纂》也存在时代的局限,在崇尚门第观念的唐朝,也是造成他在著作中产生如此多谬讹的一个原因。毕竟《元和姓纂》有着很大的历史价值的客观存在。我们按照历史的时间轴,将关于谢氏得姓的两种说法排列出来:《左传》春秋末期——黄帝说:《左传.隐公十一年》载:“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据晋杜预注《左传》,诸任指任姓之后的谢、章、舒等十姓。《世本》战国——黄帝说:《世本.氏姓篇》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
《潜夫论》汉——黄帝说:王符《潜夫论.志氏姓》“黄帝之子二十五人,班为十二:姬、酉、祁、己、胜、蔵、伾、拘、厘、姞、衣氏也。当春秋,晋有祁奚,举子荐雠,以忠直著。莒子姓己氏。夏之兴,有任奚为夏车正,以封于薛,后迁于祁,其嗣仲居薛,为汤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谢、章、昌、采、祝、终、泉、毕、过、狂大氏,皆任姓也。”
《元和姓纂》唐——炎帝说:林宝《元和姓纂.卷九》载:“姜姓炎帝之胤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于谢今汝南谢城是也后失爵以国为姓”《古今姓氏书辩证》南宋初——黄帝说: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十三》载:“出自黄帝之后,任姓之别为十族,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县。三代之际微不见,至诗崧髙始言周宣王使召公营谢邑以赐申伯。盖谢已失国,子孙散亡以国为氏。”《路史》南宋——黄帝、炎帝说:罗泌《路史》卷十三载:“申伯入乡,而楚蚀其壌。宣王开元舅申伯于谢,后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鲜氏、谢氏、射氏、宇文氏、大野氏。”卷十四载:“禺阳最少,受封于任,为任姓。谢、章、舒、薛、吕、祝、终、泉、毕、过、皆任分也,后各以国令氏。”《姓氏急就章》南宋末——黄帝说:王应麟在《姓氏急就章》中引《世本》曰:“谢国,任姓,黄帝之后。”
这样一来,《元和姓纂》的说法就显得非常的突兀了。而在《元和姓纂》以后的有关姓氏学典籍中,《路史》可能部分传承了《元和姓纂》,且对黄帝说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其它的均回到黄帝任姓说的观点。至于自宋以后,谢氏诸多宗支在谱牒的修撰中,均以炎帝说为主,这当中有《元和姓纂》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一些历史文化名人在为谢氏所撰写的谱序中,均确立了炎帝说的地位,如苏老泉、苏轼等。当然,这也不乏假托名人之作,如岳飞的《谢氏族谱序》疑为后人假托其名。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炎帝说的谢氏谱序当属唐末谢肇的《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而此序作于唐广明元年(880),离《元和姓纂》成书的元和七年(812)晚68年。因此不难看出,此序受《元和姓纂》的影响。那么林宝在《元和姓纂》里,为何将谢氏得姓始祖说成是炎帝之后呢?个人以为,除了受当时门第观念影响,必须要附会出一个高贵的血统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林宝作为一个博学之人,可能是受到我们谢氏历史名人的影响,影响林宝的这个人是一代文学巨匠谢灵运。使他确定这一说法的,当然就是灵运公的《撰征赋》了。
三、《撰征赋》误读造成的得姓说《撰征赋》是中国文化史上难得的瑰宝,是以赋为体裁的文艺作品中的巨作名篇。作者灵运公以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备受后世景仰。由于《撰征赋》篇幅很长,这里只截取开篇的一段,也是被炎帝说拿来作为证据的那一段,我们来分析一下:系烈山之洪绪,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载于唐后,申赞事于周王。畴庸命而顺位,锡宝圭以彻疆。历尚代而平显,降中叶以繁昌。业服道而德徽,风行世而化扬。投前踪以永冀,省輶质以远伤。暌谋始于蓍蔡,违用舍于行藏。这一段的关键在前四句,乍一看,似乎确实是点明祖先的出处。因此有人也认为,连灵运公这么一位伟人,都认为出自炎帝之后,难道不可信么?这也就是我认为林宝的说法是受《撰征赋》影响的原因。从字面表象上看,系烈山之洪绪,承火正之明光,似乎是在说作者是炎帝的后裔。而紧接的两句似乎又是在说明得姓于申伯。如此一来,作为博学的林宝,肯定也会迅速联想到《诗经·嵩高》了。当然这些只是猜测,缺乏证据。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今天有些人依然以此为证的根本所在。
实际上,这样的解读文义是极端错误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明白《撰征赋》写作的时代背景以及目的,这些在《撰征赋》的序里就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公元417年(东晋义熙十三年)正月,位极人臣的宋国公、相国刘裕,率师西征,直指长安。灵运公其时奉命劳军,于潼关为刘裕送行,对沿途的所见所感,在回朝以后撰写出这篇巨作。在序中,灵运公极力歌颂了刘裕的此番壮举及其丰功伟绩,同时也追忆了先祖淝水之战的功绩。一路所感所想,无不是忧国忧民希望一统中原,振兴晋室。通篇歌颂了历史上历代中兴名臣包括申伯等不世之功。阐发了他的济世情怀。了解了写作背景及目的,我们再来理解这开篇四句的真正含义。系烈山之洪绪——系,是;烈山,炎帝神农的别称;洪绪,世代相传的伟业,这里当指帝业,而非指后裔。这句的意思是:自炎帝以来世代相传的宏图帝业。
承火正之明光——承,继承;火正,传说中的火神,上古时代有火正官职,专管民事。古代的朝代更迭,阴阳家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看成五德,认为历代王朝各代表一德,按照五行相克或相生的顺序,交互更替,周而复始。来印证传承的正统性。汉朝属火德,因此指代汉朝;明光,阳光,也作常明之光。这句的意思是:晋继承了汉朝的天下。
这里要注意的是,肯定有很多人认为,晋朝不是继承曹魏的天下吗?实际上,晋朝是在灭了三国以后取得的政权,因此,晋室以传承汉祚为正统的说法,这在《晋书》中有所体现。
《晋书.帝纪三》载:咸熙二年十一月,太保郑冲奉策曰:“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祗,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乂。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于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这是一篇劝进之策,司马炎因此即皇帝位。
立熙载于唐后,申赞事于周王——立,存在;熙载,弘扬功业;唐后,唐虞之后。申,申伯;周王,周宣王。这两句连起来的意思是:能够在唐虞之后弘扬祖宗功业的,当属申伯辅佐周宣王。后面几句无非是歌颂了周宣王能够同众大臣一道,顺应天命,建树功勋,这里就不一一注解。由此看来,灵运公在开篇并非是在说明自己的血统来源,而是在说明晋室传承的正统及合法性,以及对于中兴晋室的渴望。这篇赋的目的是为了称颂刘裕北伐的壮举以及功绩,因此,灵运公不可能将申伯拿来自比。他肯定申伯辅佐周宣王的功绩,是为了颂扬刘裕。就如赋的篇末一样,希望刘裕北伐胜利,肃清故土余逆,使天下一统,人民安居乐业,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这篇赋所体现出了灵运公高度的济世情怀,以及在动荡的晋末内心的矛盾和悲苦。可就是这么一片伟大的艺术巨作,却被后人误读,成了争议的推手。
四、宋以后谢氏源流在学术上的实际状况前面说到《元和姓纂》在宋以后对谢氏源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实际上,很多文人巨匠都对炎帝说进行了否定质疑或避而不谈。总览宋以后至清末民国的历史文献及家谱资料,影响至深的恐怕要属谢氏本身了。继晚唐谢肇的《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后,苏老泉以及苏轼在为谢氏家谱所作的序是认可炎帝说最有代表性的谱序了。相信很多人都见过这两篇序。而在北宋时代的名人中先后为谢氏做谱序或为谢氏名人撰写墓志或行状的人颇多,这里列举几位,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欧阳修的《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同样确立了黄帝说:“其先出于黄帝之后,任姓之别为十族,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三代之际,以微不见,至《诗·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营谢邑以赐申伯。盖谢先以失国,其子孙散亡,以国为姓,历秦、汉、魏,益不显,至晋、宋间,谢氏出陈郡者始为盛族。”这里说谢先失国,子孙以国为姓,而非说申伯的子孙改姓谢。只是在汉魏以前不够显达。
相继出现的王安石的《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绛行状》中明确说:“谢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汉、魏无显者,而盛于晋、宋之间。”
另一位北宋名人范仲淹则更早的提出这一观点,他在《宋故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神道碑铭》中,就明确的说“谢氏之先,出黄帝后。始为十姓,谢居一焉。三代以还,不显其大。至晋宋,迺为盛族。”
上述三人所撰写的墓志、行状以及神道碑,分别是为北宋名臣谢涛、谢绛父子所作。他们的观点一致,着重阐述谢姓所出。大约是在谢国失国后,其子孙逃散,遂以国为姓。
到了南宋,湖北安抚使彭龟年为谢氏作的谱序中更是提出了质问:“氏族之学难稽者久矣,君子必质诸世本者,以其原於周官小史著姓之说,理当可信不诬。谢氏之裔出于炎帝,则世本果安在哉?”紧接着提到申伯受封于谢,但接下来的一句可能容易误读,“子孙遂以国为氏。”很多人会认为这句是说申伯的子孙以国为姓,这是错误的。因为前一句“盖自申伯受封於谢”,盖,副词,大约的意思,“盖自申伯受封於谢,其子孙散亡,以国为氏。”意思是:大约自申伯受封于谢后,(谢国)子孙分散逃亡各地,遂以国为姓。彭龟年是南宋较有作为的官吏,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这里可以看出他治学的严谨。
而与彭龟年同时代的罗泌,在《路史》中先后将两种学说进行了记载,并援引了欧阳修的《谢绛墓志铭》中对谢氏得姓的说法,给于了充分的肯定。另一个同时代的人物,中国理学大师朱熹,在为谢氏所作的谱序中,基于这一争议的存在,干脆就不提谢氏源流半个字。只是简单的提到:“今闻谢氏谱牒,上溯姓原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图讚以尚思也,明婚姻以尚配也,载垄向以祀安厝也。非孝之大者,尚能若是乎?是为之序。”很有敷衍的味道。但同时也是严谨的体现。在南宋淳熙年间的又一个学者谢彀。可能是影响谢氏本身至深的一个人物。彀公在宋朝史料中记载甚微。官职也不大,官至朝散大夫。但他在淳熙年间为江西谢氏北宋徐州通判能轩公一支所作的谱序中,就再次确立了炎帝说。谢彀字志学,南宋进士,能轩公五世孙。他的这一谱序的影响力,是谁都无法想到的。能轩公系东晋裒公二子据公下一脉。从能轩公出生的998年至现代,其子孙逾百万之众,占到了谢氏的十分之一还多。其子孙分布范围之广,播散于陕西、河南、山东等黄河以南的各大省份。而且,在清朝乾隆年间,能轩公裔孙鏎炜公进行过一次大范围的联谱活动,范围涉及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川、陕西、贵州等省份,谱局设在湖北嘉鱼的清风楼,史称“七省联谱”或“清风楼谱”。到现在,使用“清风楼谱”的更是远播江、浙,西达滇、桂。而鏎炜公所传承的正是志学公的谱系。因此,炎帝说对后世的影响可见一斑了。宋以后,元朝的混乱以及明初的征伐,关于家谱的记载就鲜见了。但在明朝,又一次出现文化发展的大潮,在此期间,最为杰出的谢氏代表谢迁,官至首辅、一品大学士。以他为首的谢氏曾在嘉靖年间组织过一次著名的修谱活动,称“泗门谢氏族谱”。具体我没见过他的谱序,也不知道他对源流的看法。但在明朝的其他史料中,一些文人学者为谢氏名人所作的墓志、行状、行实中均有大量的文献可查。
费宏,文渊阁大学士,成化间状元,跟谢迁一样官至内阁首辅其为谢迁撰写的墓志铭载:谢氏出于河南阳夏,太傅文靖公显于东晋,遂寓会稽。只字未提得姓之说。
何乔新,景泰五年进士,刑部侍郎。其在其《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谢一夔行状》中载:“其先本晋太傅文靖公安之裔”,只字未提得姓源流。
何三畏,明学者,绍兴推官。其在《云间志略.近峰公(谢嵦)传》中载:“其先世,晋有祭酒衡者,自信阳迁至汝宁,家于会稽之东山,为太傅安石公派人。”只字未提得姓源流。
等等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到了清初,大学者钱谦益在《二学碑集》中,有《监察御史谢府君(谢一爵)墓志铭》。也同样简单的记载:“其先出晋太傅安、宋宰相深甫。”
由此可见,宋代学术的主流对谢氏得姓之说均认可黄帝说。
到明清时期,那些文人大家理所当然的知道争议的存在,干脆抛开不提。而恰恰相反的是,谢氏自身却对炎帝说非常迷信。
导致谢氏迷信炎帝说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前述中理出一条主线:《撰征赋》(误读)——《元和姓纂》(确立)——苏老泉、苏轼等谱序(传承)——谢氏自身传承,如谢彀谱序——《清风楼谱序》(传承、迷信)——。
五、正视争议的存在才是解决争议的根本
历史的残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历史是完美无缺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事件都被淹没在时间的荒野中,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探寻的过程。谢氏源出何处的争议本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非要上溯最初的源头,显而易见,就是最早的文献记录了。如果非要说是申伯得姓,当今所有谢氏一脉相承,可也就脱离客观事实了。虽然每个人对历史以及文化的解读不同,观点各异,但申伯得姓说存在的诸多疑义是不争的事实。进年来一些地方、一些支系新修谱就有去申伯的现象,或改尊黄帝少子禹阳为始祖,或尊尊夷吾公和缵公为始祖,说明越来越多族贤精英已经体察到这一点。所以只有正视这一事实,才是解决这一争议的根本所在。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人的家族宗法观念。人们也知道家谱、祠堂、祖先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对于祖先的崇拜与信仰是中国人骨子里无法改变的基因。现代社会,不是崇尚门第与血统的时代。如果非要认为谢氏源出一脉系承申伯,那就是一厢情愿了。中国人本是炎黄子孙、华夏胤胄,几千年的文明,足够说明我们血统的高贵了。我们有有史可考的祖先可以追念,何必去为已经被历史遗忘的一些东西争论不休,何必在虚无中重塑一尊偶像指为祖先呢?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是你的祖宗却去祭祀他,就是谄媚了。这是需要谨慎又谨慎的事情。家谱与祠堂,是敦宗睦族这一观念的载体,是见证家族繁荣与发展碑石。如果在续家谱以及修祠堂的建设过程中,一味的自以为是、专行独断,使宗族分裂成对立的阵营,相互攻讦,甚至不惜诋毁。那么,研究一个家族的历史也就失去了意义。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摆上祭祀的神坛,让后人膜拜,简直是辱我祖先,误导子孙,贻羞后世。正视争议存在的现实,毕竟炎帝说存在了一千多年,而且还被部分谢氏所接受。这一争议的出现并非今天的谢氏子孙所为。而我们的谢氏祖先,在采纳炎帝说的时候,肯定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如:信息的相对闭塞、自身阅读的多寡、文化素养的积累等等,都在情理之中。直面历史,以客观务实的心态,本着团结宗族、重振家风的思想,明确谢氏历史的实际状况:一,不论是炎帝说还是黄帝说,谢氏均源于河南南阳一带。禹阳是见诸典籍的人文始祖。
二,汉以前的谢氏,虽然历史偶有记载,但其世系均无可考,直至三国时代的缵公一支,才始有传于后世的谢氏谱牒,谢缵公才是公认的史谱同记的谱牒世系第一人。
三、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作为谢氏发祥地是不争的事实,显于中华史册的缵公一脉正是源于阳夏太康。
四,永嘉南渡后的谢氏崛起于会稽(东山),成就了谢氏一千多年的辉煌。
基于正视争议、直面历史这一思想,我们在探寻和建设家族文化的过程中,才能在争议中寻求统一,在努力中趋向发展。更好的发扬宝树家风,振兴家族。
本文作者 湖北谢先松
(内容来自网络,九亲文化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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