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并非历史人物，只是一个古代文学中虚构的形象。这一角色出自于《西厢记》，因为，他的人生经历颇具戏剧性，所以，深得广大读者喜爱。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的张生是以标准反派的形象出现的。最早在作品中使用张生这一形象的，是撰有《莺莺传》的唐朝文学家叶元稹。在该作品中，张生是一个典型的迂腐文人，亦是标准的薄情郎。不过，经过后世文学家的改编，张生的形象逐渐的“改邪归正”了。

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张生的形象首次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从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男儿，变成一个对爱情执着，得不到心中所爱宁愿殉情的奇男子。正是受到这种转变的影响，在杂剧风行的元朝时期，张生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完美，逐渐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张生不过是个出现在小说中的虚拟形象，为什么他的个性会随着时间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

想要剖析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张生小说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

在唐朝，中国国力强盛，政治相对稳定（唐中叶以前），经济也处在世界之巅。当时的文人士子无需从事体力劳动，且能混迹于上流社会，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

所以，在最早的《莺莺传》里，张生在社会中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女主莺莺。在男权社会中，这种地位上的落差，自然而然地会让张生抱有自负的心态，这种心态又使得他的个性极其自私。从张生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不过，文人的境遇到了宋朝发生了较大的转折。随着程朱理学的兴盛，各学派的文人的意识形态斗争从未停止，争雄斗胜的过程中，文人的社会地位逐日下滑，开始沦为社会的中下层。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张生骨子里的自负逐渐消失。

到了元朝时期，外民族入主中原，游牧民族的习俗对传统中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不过，因为蒙元统治者必须使用传统的儒学控制人民思想，所以，当时文人的意识形态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传统的宗教、文学受到了元代统治者的尊重和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平民阶层日渐壮大，文人的社会地位被进一步拉低，间接削弱了儒学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王实甫并不是文人的代表，身处平民阶层的他迎合了老百姓的审美，故此读书人张生在《西厢记》里的境遇就像当时的文人一样，历经磨难和苦楚。

直至此时，张生已经从一个自负自傲甚至自私的迂腐文人，变成了性情淳朴、豁达乐观且情操高尚的“正面人物”。虽然，张生怀才不遇得不到重视，但他仍以乐天派的心态活在人世间；虽然，张生不贪慕虚荣蔑视礼教，但他却从不做作且保持豁达风趣的处世观。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张生形象是立体且复杂的，所以，他才能让老百姓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虽说，张生的境遇与普通民众无限接近，处于“功名未遂，游于四方”的窘境里，但他的身份仍是“读书人”。就像崔老夫人所说的那样，张生就是个“白衣秀士”。

之所以张生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最终收获爱情，根本原因是张生对幸福的追求，战胜了传统礼教的桎梏。若非他拥有普通文人所不具备的勇气，那么，他极有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在这段爱情中败走，潦草收场。

我国古代文学精彩纷呈，经典之作的数量简直让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但为何唯有张生的形象如此经久不衰呢？

这是因为，张生的形象太过经典，直接影响了后世作者的文艺创作。在许多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张生的影子。例如《倩女幽魂》中的男主人公王文举、《墙头马上》里的裴少俊、《牡丹亭》里的柳梦梅等，就连《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的身上都有几分张生的味道。

由此看来，张生真可谓古代文人中“追求自由恋爱第一人”，他的人生经历鼓舞了后世的年轻人追求自由的婚姻与爱情，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

古往今来，郁郁不得志的儒生遍布史海，可像张生这样迥然不凡丝毫没有穷酸相的却着实不多。同样是生不逢时，可张生却能有“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的格调，这或许就是其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