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晋江人,在文史方面的著作更为丰富,涉及的学术研究范围也更广,思想更深刻,论理更全面,表述风格也更成熟。
第一位该介绍的是明代的晋江人何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贡试第一,官至靖江教谕。他编纂的《清源文献》,是泉州地方文史的重要文献。《清源文献》十二卷(道光版的《晋江县志·典籍志》说该书有二十卷),该书于万历丁酉年(1597年)编成,是古代泉州学者文人的诗文集成。
该书第一部分是“寓贤”,即“凡侨寓于泉者”,其诗文皆选入,自唐秦系至元王翰计十二人,其诗文入选;第二部分是“溯贤”,即“其身未家于是而子孙载族以徙者”,其诗文亦入选,如宋李昭玘、傅尧俞二人等的诗文入选;第三部分是“孕贤”,即“诞生其地及其父祖为泉人者”,其诗文也属入选者,如宋王曾、韩琦、明丘濬三人等;第四部分是“郡贤”,即泉郡本地人,其诗文更是入选的重要部分,如自唐欧阳詹至明周训二百五位文人绅士,宋藩王陈洪进,明代名将俞大猷、邓城,布衣唐王毂等二十六人,宋段全等五人,还有闺秀三人,释子三人,女冠一人,羽士二人。以上“诸贤”,凡诗赋杂文,悉加甄录,搜采颇广。后人称何炯为“修家谱以识先德,严寝堂以肃先祀;编次泉郡先哲之文章,为《清源文献》”。赞扬何炯所著之书“大指在实学实行,以究乎彝常之极,故其为文,体物切理,意铸性镕,澹然而文,黯然而质,苍然而老于骨,卓然而高深于裁,盖绝不为浮异诡瑰之辞”。
第二位该介绍的是明代的晋江人李贽,他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曾任南京、北京国子监博士,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于万历八年辞官归隐后致力于著书与教学。李贽的思想新颖激进,在古代中国,是十分罕见的勇敢学者,是十分难得的锐意革新的思想家。
李贽
李贽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焚书》六卷、《续焚书》五卷、《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初潭集》二十卷、《李氏文集》二十卷、《李氏丛书》十二种等,在当时的学术界屡掀巨浪,而其《史纲平要》《易因》《老子解》《庄子内篇解》《三异人集》《读升庵集》等也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他还评点过《水浒传》《西厢记》《浣纱记》等小说戏曲,至今仍在流行,而其著名文章《童心说》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等,影响十分深远。在史学思想方面,他的最重要著作是《藏书》和《续藏书》。
《藏书》上起战国,下迄于元,各采摭事迹,编为纪传。纪传之中,又各立名目。作者在自序中阐明:“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
为何将该书称为“藏书”呢?李贽的解释是:“《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览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李贽在此书中,大胆抨击孔子,别立褒贬,将传统善恶标准,颠倒易位,表现出其令人赞叹的惊人胆识。在李贽看来,如果对传统儒家经典尊信不疑、置之不论,必将贻害人心,所以,“藏书”是“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此外,《续藏书》是辑撰“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以作为《藏书》的补充。此书分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诸目。作者所记所述的是自记所经历的明朝之事,所以,比起《藏书》来说,此书写得更严肃,其议论不当和所述不妥之处,相对较少。但书中也存在着分类不不是很清楚的缺点,如刘基,既列为开国名臣,又列为开国功臣。当然,《续藏书》作为《藏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史论的重要篇章,不仅开启了评论当朝人事的史学先例(古代史学更多的是评论前朝的人事,很少评论当朝的,李贽著编史书了不得),而且,更突出地表现了李贽“敢为天下先”的非凡胆识嫉恶如仇的史学家正义和良心。
第三位该介绍的是明代晋江人何乔远(1558~1631年),他系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南京工部右侍郎等。他所著《闽书》一百五十四卷,是中国古代的地方史巨著。
闽地自唐代有林谞所著的《闽中记》,经宋庆历年间林世程重修,历经南宋及元,一直没有再出现系统性的总志。直到明成化年间,才有莆人黄仲昭修成《八闽通志》,之后,王应山编了《闽大记》《闽都记》《全闽记略》,虽初具规模,但均不完备。而何乔远把闽地志书推向了更高的史书水平。何乔远荟萃闽地郡邑各志,参考前代载记,编成了较为系统的志书——《闽书》。何乔远自万历四十年开始编写该书,至万历四十八年方写成。
《闽书》
《闽书》共分二十二门,即分野、方域、建置、风俗、版籍、扦圉、前帝、君长、文莅、武军、英旧、方技、宦寺、方外、闺阁、岛夷、灵祀、祥异、萑苇、南产、蓄德、我私。其标目新异,志例精详,以刚统目,分类记述。如《扦圉志》,记载兵防及将弁兵士额数,而《武军志》详述将弁人物;《文莅志》将职官、名宦合而论之;《英旧志》记载人物,分缙绅、弁、关柝、韦布、闾巷、侨寓、裔派等七类;《蓄德志》杂载丛谈逸事,并论及诗话文评。《我私志》则论何乔远自家宗族。
实际上,《闽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它记载着福建的天文、地理、历史、人物、风俗、武备、岛屿、科技、特产、宗教、灾异等方面情状。与古代的其他史书相比,《闽书》有其显著的特点:一是突出福建的地方特色,比较详细地记述福建的风俗人情和福建沿海的贸易状况,像《岛夷》《南产》等篇所述的内容许多是其他史书所没有的。二是完善了分类记述、以纲统目的志书体例。何乔远继承发展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和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的写法,不再沿用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例,而是注重体例和历史的统一性,开创后世志书体例的先河。三是强调时代的变化,在分类论述中注重对时代变化中新特色的描写,提示后世治政者要有向前看的眼光。四是注意挖掘新的资料,书中所记载的一些史实是正史中所缺少的,如记载了唐武德年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门徒三贤、四贤来泉传教,卒后葬于灵山史实,再如,为宋末元初著名蕃商、福建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立传等,均足以补正史之缺漏。
《闽书》问世几百年来,一直为中外史学家所重视,如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中,法国伯希和在《摩尼教传入福建考》一书中,日本桑原踄藏在《蒲寿庚考》一书中,都引用《闽书》的资料,足见《闽书》的重要影响。我国著名史学家傅衣凌教授1984年组建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时,《闽书》成为第一批校点出版的书目,足见《闽书》倍受重视。
当然,《闽书》也存在着缺点,如史料没有注明出处,难于证实,比较缺乏说服力;对福建沿海民众开拓海疆和对外贸易的事迹记载还不全等。
除《闽书》外,何乔远还编纂《明文征》七十三卷,将明代诗文分体类编录;编写《名山藏》,辑录明十三代的各类遗事;编《武荣全集》,辑录南安先贤诗文事略;他还著有《狱志》《膳志》《西征集》;修《安溪县志》、参修《泉州府志》等;同时还著有《释大学》《释武城》,释《大诰》《召诰》《洛诰》等,并写有《东湖浚湖记》《同安海丰埭记》《顺济桥记》等。清《四库全书》把《闽书》和《明文徵》收存入目,而将《名山藏》打入《禁书总目》。历来,对何乔远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如清代李清馥在《闽中理学渊源考》中称:“乔远终始四朝,后先一节,安贫乐道,鞠躬厉行,平生德容冲粹,与人交洞见肺腑。自少励志前修,既立朝,以文章气节自砥。”万历朝东阁大学士叶文忠在《闽书·序》中称何乔远“平生笃学真修,无愧宋儒云。”
第四位该介绍的是明代的晋江人蔡清( 1453--1508年),他于成化甲辰(1484年)中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蔡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致力于六经、诸子及史集的研究,对二程、朱熹的著作的研究尤其深入,他在泉州结社研究易学,后来泉州的易学名家如李廷机、张岳、林希元、陈琛等都是其中的成员,当时的“学社”重要代表有二十八人,号称“清源治《易》二十八宿”。蔡清等人的易学研究很有影响,当时人称:“今天下言《易》都皆推晋江;成、宏间,士大夫谈理学,唯清尤为精诣。”蔡清是朱熹闽学的重要继承人,是明代闽南理学研究的中心人物,作为当时的学术领袖,他创立了“清源学派”,其影响遍及全国。在他的倡导下,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明、清时期以经学取士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蔡清雍正时入祀文庙。蔡清的著作有《四书蒙引》十五卷《别附》一卷、《易经蒙引》十二卷、《性理要解》二卷、《虚斋集》五卷和《虚斋三书》等。后人编有《蔡文庄集》八卷。
蔡清
蔡清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四书蒙引》和《易经蒙引》。《四书蒙引》写得较早,但初稿遗失,后追忆旧文,加以缀录,在重新编撰时又找到原稿,最终以两本相校,重新编订。此书是为科举考试而作的,明代对朱熹选定的《四书》非常重视,蔡清也不得不迎合当时的需要,但他并不一味盲从前人,对朱熹的理学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在理学的基本观点上,朱熹主张“理先”“气后”,蔡清则认为理气统一,“理”是“此气之理”,是“尽六合皆气也”,他对“气”似乎更为重视,他说:“气以成形,气谓阴阳五行之气。气本一也,分而为二则日阴阳,析而五之则日五行。天之所以化生万物者惟此而已矣。”蔡清更为辩证地论述了理气关系,更有效地会应当时王阳明心学学派对理学的攻击。
蔡清在明代对于维护闽学即福建理学的地位和影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易经蒙引》是以阐发朱熹的《周易本义》为主要思想。在体例上,以《周易本义》的经文并书列出,在《本义》每条之首,加一圈以示别。蔡清尊重朱熹,但对朱熹还是有所发展的,朱熹在论述《易经》时说,“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上、下两篇。”蔡清则说:“六十四卦何以不三十二卦为上经,三十二卦为下经,而乃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也?用九,见群龙无首”。对朱熹的《本义》作出修正,蔡清认为:“孔子《象传》及《文言》,节节皆是主六爻皆用九之者言,但《本义》又不主此说。”“若依朱子之说,则于用九之下又当添‘六爻皆用九者’一句。”说明朱熹的解释未必是原来《易经》的本文之意。
《四库全书》提要在评价蔡清的《易》学研究时说:“其释《周易》时于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又多所异同,不为苟合。是其识解通连,与诸儒之胶固执滞者不同。”蔡清同时代的林俊认为,蔡清的《易》学研究,“阐发幽秘,梓学宫而行天下。其于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见夫天下之赜,象其物宜,天下之动,通其典礼,四方学士师宗之。”蔡清的《易》学研究,还有一个新的方面是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吸取道家、道教的研究成果,用以丰富和更新理学思想,当时的泉州,《易》学和道家、道教的研究都很盛行,蔡清号“虚斋”,主张“处俗而不累于俗,脱俗而不绝俗矣”,就有点道家的风韵,他曾说:“吾儒曰:不言而信,无为而成。老氏曰:圣人处无为之地,行不言之教。又何其类也?”他是在以道补儒,引道学入理学,在坚持朱子理学的基本立场上,吸收道家思想,以回应当时心学的学术进攻,推动理学在明代的新发展。
蔡清之后,该介绍的是晋江人、理学名家是陈琛(1477—1545年),陈琛是蔡清的高徒,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曾任官刑部山西司主事、南京户部云南司主事、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等,他著有《四书浅说》六卷,《易经浅说》六卷,《正学编》二卷,《紫峰文集》十三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四书浅说》和《易经浅说》。这两部书都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注解经典,他把经典注写得深入浅出,意味深远,曾有人说,陈琛为文,“笔力光动流转,不可端倪,语浅而根请深,语深而敷诸浅,险而安,常而伟,枯能使润,离能使合,约能不遗,肆能不乱,而卒归于生命道德。”他的同年至交、著名的理学家惠安张岳说陈琛“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无道学之门户而有实学。”他的《四书浅说》很有名,被列为泉州解读朱子《四书》的四大名著,即誉称为“蒙存浅达”之一,这四书是蔡清的《四书蒙引》、林希元的《四书存疑》、陈琛的《四书浅说》、苏濬的《四书达旨》。而《易经浅说》又名《易经通典》,分八卷,此书继承蔡清的《易》学思想,谈的是义理,为了有助于当时科举考试的教育,边讲解边分析,像民间说书一般,异常通俗,作者学问渊博,能把深奥的《易经》讲得生动易懂,晋江一直流传着“第一通,陈紫峰”的说法,可能与此有关。
还有一位是王畿(1498—1583年)。王畿著有衍述《易经》的《大象义述》,这是对蔡清的《周易蒙引》和《四书蒙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他通过研究体悟《易经》和程朱理学深意,进一步传播蔡清的学说。王畿又把平时所写的诗文辑成《龙溪文集》二十卷,后来,他的学生施邦曜把王畿的这些著作合成《四书·易轻解樗全集》一书,刻版印刷,流传于世。
此外,明代晋江人黄凤翔(1539—1614年),嘉靖四十年(1561年)中举人,隆庆二年(1568年)殿试第二名(榜眼),初授翰林编修,万历初(1573年),参与编修《明世宗实录》,调升为修撰、纂修会典、管理诰敕,充经筵官(在皇宫进讲四书五经之官)。后又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左侍郎、南京礼部尚书。他著有《嘉靖大政记》《嘉靖大政编年录》《田亭草诗集》《续小学》《异梦记》等,他主持编篡的万历《泉州府志》,是泉州地方志的比较重要的著作。
明代晋江人黄克缵(1550—1634年),万历庚辰(1580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他巡抚山东时编纂了《古今疏治黄河全书》四卷,分黄河考略,治河左袒,三吴水利诸目。所载上起祖乙之圮耿,下终万历三十二年苏庄之决。末尾加上了作者的论述,陈述当时的便宜条件,主张顺河流资本性而进行疏通,列举了明代黄河未疏通所造成的灾害。他在书中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一些有价值的看法,此书是有关黄河治理的宝贵文献。
明代晋江人王慎中(1509—1559年) ,嘉靖丙戌(1526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河南参政等,他著有诗文集《遵岩集》《玩芳堂摘稿》《遵岩子》《王参政集》《王遵岩先生集选》《王遵岩文选》等。王慎中是著名的古文学家,他的《遵岩集》和《玩芳堂摘稿》很受人们的重视。在文论主张上,他超越了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的复古主义,倡导文崇唐宋,主张意定词立,文从字顺。他强调文章要能“道其中之所欲言”,“直抒胸臆,信手写出”,要有“真精神”,要能有“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他以曾(曾巩)、欧(欧阳修)、王(王阳明)三家为宗,他认为:“学六经史籍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韩愈)、欧(欧阳修)、曾(曾巩)、苏(苏轼)诸名家。”(《寄道原弟书九》)明嘉靖年间,王慎中是另开唐宋派风气的第一人,他与唐顺之倡导的反复古主义的古文运动,开创了文坛的新风气,历来被称为“毗陵唐,晋江王”(唐顺之系毗陵人),他们两人与后来的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他们同时也是代表明代散文最高成就的大家。
在明代,晋江人的著作还有:名将俞大猷的《洗海近事》和《征剿古田事略》;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许天琦的《易学管见》《四书管见》《读宋史断》;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李廷机的《汉书要删文粹》《通鑑节要》《汉唐宗名臣录》《宋贤事汇》等;杨道会的《史纲节要》;王有麟的《百将传补遗》;张潜夫的《十七史撮要》;黄景异的《馆阁旧事》、《国史难疑》;蒋德王景的《中兴一统镜》;韦际明《东西汉书》;朱一龙的《一统舆图广略》;黄汝良的《乐律志》;黄居中的《文庙礼乐志》;李伯元的《青阳志》;苏濬的《安南志》;丁衍夏的《三十六洞志》;吴载鳌的《记荔支》;汪旦《道德经注》、《黄庭经注》;陈用宾的《悟真篇注疏》、《还真大旨》、《大道指南》《道德经契心录》;郭宗盘的《老子解》《庄子解》;周茂中的《黄庭经注释》《参同契注释》《悟真篇注释》《感应篇注释》;李光缙《南华肤解》;郑字明《阴符经注》《道德经注》;黄乔栋的《老子解》;韦际明的《南华经注》《儒道释考》;林欲揖的《道德经注》;陈洪壁的《参同契解》;洪天馨的《参同契解》《悟真篇解》;陈荣选《道德经解》《南华经解》等。还有黄国仪的《四书集说》《易经集说》《大象集说》《彖辞集说》、说卦集说》;黄永的《五经发明》《五经指南》《春秋窥豹》;李叔元的《南宫备志》等。
在清代,史学方面的著作有陈允锡的《史纬》;万正色的《师中纪绩》;苏缵廷的《历史世系编年》;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文献集方面的有柯辂的《续清源文献》;陈国仕的《丰州集稿》;志书方面的有陈允锡的《江南通志》、《凤翔府志》;林云程的《闽中摭闻》;许元恒的《三十六洞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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