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多雅士 麦田藏圣贤

——清末文化名人封丘何家琪纪略

李拜天

中原腹地有一片土地，上古年间这里曾是存在了千年之久的封父国故地；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决定四个朝代命运最终使历史两次改朝换代的古战场和事发地，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的“鸣条之战”和“陈桥兵变”所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这里更是中国历史上九大会盟其中的三次会盟，黄池会盟、平丘会盟和虫牢会盟的发生地，这里就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封丘县。

但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之地，几千年来竟然几乎没有怎么出过曾留下文化典籍的文人，我查遍了厚厚的封丘县志，何家琪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但有点遗憾的是何家琪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封丘人，但其只是生于斯埋于斯，其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漂泊于封丘之外，虽然如此，对于这个有着几千里历史的古县来说，也是破天荒的第一人，从而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何家琪其人

隆冬季节，河南省封丘县冯村乡小里薛村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田的边缘有一片芳草萋萋的老坟地，坟地的西南角有一座大坟格外显眼，坟前立着一通石碑，上写“文化名人何家琪之墓”。这样的石碑在如今的乡野并不少见，更算不上恢弘。但在这个1220.5平方公里县域内的大地上能配得上“文化名人”这四个字的，却只此一人。

何家琪家族在小里薛是大姓，其世代诗书传家，及至其祖父何友勲，更是饱读诗书；其父何傳兴因书读得好而考中道光三十年庚戌科进士。到了何家琪这一代，其不但读书而且还著书，成为当地何氏一门成就最高之人，同时也成为封丘县文化方面千古第一人。

何家琪（1843~1905），字吟秋，号天根，又号天根子。有《天根文钞、续钞》、《天根诗钞》等存世。何家琪弟兄二人，其为长，1843年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封丘县小里薛村（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小里薛村）。据曾做过河南学政的王垿（1857－1933）在《汝宁府教授何先生传》一文中记载，何家琪相貌出众，气度不凡。自幼便刻苦好学，一岁开始习字，九岁便会吟诗作文，且文思泉涌，动辄数千言，下笔如有神助。及至六十岁，仍旧手不释卷。

何家琪父何傳兴于咸丰二年（1852）年赴任济南府章丘知县，之后辗转东阿、黄县等地任知县。年仅十岁的何家琪便不得不跟随其父客居山东（后其弟何家珍任莱阳典史，又寄寓莱阳）。何家琪自幼天资聪明，深受其父喜爱，加之其父政务缠身，来到山东后就把何家琪送至济南，跟随当时的大儒王兰升（1829～1880，1874年甲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学习。在此期间，何家琪博览群书，并且还接触了很多齐鲁间耆宿名士。清朝末年，权臣当道，吏治腐败，身怀报国之志的何家琪常常扼腕太息，并发出“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之慨叹。

同治元年（1962年），何家琪考中秀才；光绪元年（1875年），又以河南乡试第三成绩考中举人。“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可能是生活在封建王朝所有读书人的梦想，何家琪当然也不例外。可是何家琪几次上京赶考，均名落孙山，始终未能考上进士。渐渐让其心灰意冷，对登科入仕不再抱任何希望。

不过，在清朝，举人虽然可以享受国家发放的俸禄，一般说来是不能直接做官的，但朝廷会不定期地在那些几次会试不第的举人中进行挑选，然后派去做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何家琪得以被挑中，于光绪七年(1881年)被委以洛阳教谕之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有迁任汝宁府教授。

在洛阳、汝宁期间，何家琪对当时“当涂者升青云，失路着委沟渠”的官场现状极为不满，所以不愿敷炎趋势，自甘澹泊一心写诗著文。在汝宁的最后几年，几乎闭门不出，终日不说一句话。由于长时间郁郁不得志，让何家琪的心情一直落落寡欢。愤世嫉俗加之老年丧子，双重的打击击垮了何家琪本就孱弱的身体，于是一病不起，最终因脑后生一疮肿更加剧了病情，1905年便与世长辞，结束了郁郁不得的一生。人生虽然短暂，但何家琪却为后人留下了大量诗词文章、史料典籍。何家琪，死后归葬原籍小里薛村西何家祖坟。新中国解放后，何家琪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何家琪诗文

在汝宁府任内，也就是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何家琪将其诗文作品整理成成书，共计八卷。何家琪去世后，当时的河南学政王垿，对其诗文集重新编辑出版。现存的《天根文钞》（四卷）、《天根诗钞》（两卷）、《天根文法》（一卷）、《天根文钞续集》（一卷）等，即为王垿重新整理修订之版本。

清末学者孙葆田（1840 —1911）对何家琪诗文极其推崇，曾在《天根文钞》序言中这样盛赞何家琪“尤喜称恽子居也，以是人皆目为狂士。取径于归、方，要当登韩、欧之堂，入太史公之室。及晚年，学益深，养益纯，文乃日进于古”。

何家琪一生为诗，作品甚多，但目前仅存《天根诗钞》两卷，由于其手稿现已尽遗失，更多诗歌我们已无从查证，实人间憾事。但我们从其流传下来的诗歌作品中，足可以领略其纵横开阖的诗歌气势和魅力。何家琪诗歌可谓文辞典雅、对仗工整、洋洋洒洒、句句撼心。我们随便选取其中一首，来感受一下其诗歌不同凡响的气韵：“寸心天万世，六合清明开。风云积时代，日月相往来。地维隆西北，万里山横排。中突一华起，浑抱洪濛胎。河水昆仑顶，毕气吞江淮。方海司出纳，全脉为之回。士不遇三代，贤愚齐尘埃。反望古制复，假手凡庸才。清时召不起，老病完形骸。冬青屡相识，夜哭臣麻鞋。凄凄春雨苑，猎猎秋风台。匹马倦天下，著书空余哀（何家琪《读顾亭林先生书感而作》）”。

何家琪关于济南名胜风物的作品颇多，如：过鲍山、月夜湖上、重游大明湖、过鹊山桥、济南大明湖铁尚书祠堂歌、访二十四泉草堂、北极阁雨望、书昆明萧质斋年谱后、书郭、李家人语、济南怀古、趵突泉斜柳记、卖饼佣传、二仆传、王太守塾墓表等等。我们选取《王太守塾墓表》中的一段，来领略一下其文章的魅力。

“秦郡县天下而守令重，汉守入为三公令封侯，岂不视其人哉。近世以来，守权轻，人多为令。何也，盖令亲民，钱谷讼狱之事皆专属守，受成而已。守之上临以数，监司不得擅举劾且不足而仰。资令苟稍豫所辖州县政不便令，上官亦以为侵职，於是乎守类逸以自处彼乐。为令者或别有故，非必甘徇於劳此天下事，所以日即惰废而不可振也。”

桐城派在何家琪生活的清朝末年影响极大，可以说长城内外，大河南北，都是其文统、文法的“势力范围”。虽然何家琪与桐城派的渊源颇深，却偏偏为文不宗桐城文法，并且还对后期桐城派诸人颇有批评，终身以“词义精深，叙事奇变，脉络灌输”作为自己为文的“三法”。

何家琪文章长于刻划人物，善白描，语言简洁洗炼，又喜考据金石碑版。我们可以从透过《刘衡堂墓表》的片段，体验其瑰丽的文采。“今天下，名实之不副者，莫如府县学官，其次书院长夫学与书院因犹是。闾塾党庠之道，其官而长者，皆士大夫号师儒而风俗之美，人材之成道，不知古者，何哉岂石之教，以德行道艺，而今仅以艺与虽，然是犹有所教也，若学官惟仰食于诸生，而已书完长，虽敦以艺，戴兼数所不必至其地，至于诸生接貌马，而巴甚则相怨诅，亦犹之学官也。审如是而望风俗之英，人付之成，如舟无楫，车无轴，而欲涉江海，过燕越也。”

何家琪著作的史料价值

应该来说何家琪只是清末的一个文人，而不是史学家，但这并不影响其文章传递出的重要的史料价值。历史因宏大事件而波澜壮阔，因具体事件或史料而丰富多彩，两者不可或缺。而何家琪作品的史料价值就体现在对那些具体的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上，正是这些鲜活的历史小事件，让冷冰冰的历史多了些温情和真实，让现代人得以重新回顾那个时代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

何佳琪著作中的史料，是零星的而非系统的，其价值隐藏在一个个文字背后，一篇篇互不关联的文章之中。如《纪黄崖狱》一文，较系统地叙述了黄崖教案的经过，全国解放后收入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书金乡知县杨君逸事》，详细地记载了太平天国北伐援军攻占金乡的战斗;《先府君行实》则对防堵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的活动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其他如卷二《张道士传》、卷三《渑池张先生墓碑》、《山东知府全君墓表》等文，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何家琪因从小客居山东，在山东读书郊游写作，故其作品中记载咸同年间山东史事颇多，为研究山东近代史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另外，何家琪著作中收录的大量的关于山东籍或曾客寓山东的人物的传志、碑铭、祭文、作品序跋、来往书牍等等，对于了解那个年代那些曾客居济南的晚清文人的生平极具文献价值，由于其文记述生动、内容丰富从而成为研究那个时代山东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例如，其作品集中所收的清末山东文人王子梅、郭绥之墓志铭对研究二人的生平就极具史料价值。此外，其诗文中还有许多关于与山东文人在济南交游的记叙，对研究和了解当时济南文人的聚会和山东文化活动都颇有用处。

何家琪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和史料，不经意间成为一个悠悠古县千年以来唯一留下诗文典籍的封丘人，这是何家琪本人的幸运，同时也是这个千年古县文化的不幸。但作为地地道道的黄池人，写了那么多文章，却没有留下关于故乡的只言片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和不幸。无论何家琪在中国文人中的位置怎样，他都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人，永远在一个千年古县的历史上熠熠生辉。

（原载《文史杂志》2018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