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30日,中国端午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入选理由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迄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端午节由驱毒辟邪的节令习俗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主要有祭祀屈原、纪念伍子胥、插艾蒿、挂菖蒲、喝雄黄酒、吃粽子、龙舟竞渡、除五毒等。各种活动因地域差别而略有不同。端午节是蕴涵独特民族精神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对中国民俗生活有重大影响。
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端”字有“初始”之意,而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时法,五月正是“午”月,因此称之为端午,又称端五、重午、重五。
端午的别称很多,五月五日,古人有以兰草汤沐浴的习俗,所以又叫“浴兰节”。道教又称此日为“地腊节”。唐宋时,此日午时为“天中节”,所以它又称端阳、午节。明清时,北京人还称其为“五月节”或“女儿节”。
端午的起源
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主要观点有四种:一是流行久远的传统观点,依据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及宗檩《荆楚岁时记》,认为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二是闻一多先生认为端午节是吴越民族举行龙图腾崇拜活动的节日,他在《端午考》及《端午节的历史教育》(见《闻一多全集》)两篇论文中详细论证了他的观点;三是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恶日(见张心勤《端午节非因屈原考》);四是说端午节源于夏至(详见刘德谦《“端午”始源又一说》)。
端午节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随着历史发展又注入新的内容。龙舟竞渡之俗起源于南方,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日”则起于北方,注入夏季时令风尚,附会以纪念屈原逝世而最后成形。
端午节的一项重要节日活动是为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但龙舟竞渡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事物原始》引《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即使在屈原本人的诗作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竞渡的风俗来。如《楚辞˙涉江》中就有“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
实际上,屈原所乘的这种狭长而轻小的舲船也就是当时一种竞度所用的船只,乘着“舲船”顺沅水而上,船桨齐划冲击着层层波浪,清晨乘船从枉楮出发,晚上就可留宿辰阳。这种众桨齐划的轻快小船正是竞渡风俗的一种反映。
旧时,端午并非一个良辰吉日,而是一个需要处处避忌的“恶日”。下图为画家苏耕的《女儿回娘家》,图上有“端午比年大,女儿回娘家”的题语。
南方越民族进行龙图腾祭祀之时,而北方中原地区却是把五月五日当作“恶月”中的“恶日”进行驱邪避恶。直到现代,民间仍有“善正月,恶五月”的说法,正月为善月,人们笑逐颜开、欢呼雀跃;五月很早就被视作“恶月”,人们小心谨慎,处处避忌,五月五日,更是恶月之“恶日”,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这天对小儿的保护尤为关键,因此在荆楚民间形成了“躲端午”的习俗。
端午节这天,年轻的夫妇要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孩去外婆家躲一躲,以避不吉。日本鹿儿岛在五月五日也有类似的节俗,母亲这天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在外跳称为“幼女祭”的圆圈舞。朝鲜称五月五日为“女儿节”,出嫁的女儿都回娘家,男女儿童用菖蒲汤洗脸,脸上涂胭脂,削菖蒲根作簪,“遍插头髻以避瘟”,朝鲜小儿的这种打扮,称作“端午粧”(洪锡谟《东国岁时记》)。由此可知,端午作为避忌日,特别是小儿的避忌日,是整个东亚地区的通俗。
为什么人们会将五月视为“恶月”,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日”呢?这是因为仲夏五月,炎热潮湿,蚊蝇繁殖,毒虫出没,百病滋生,对于医疗条件极差的古人而言,正是极易染病死亡的时节。就目前资科看,至迟在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视五月为毒月,五月五日则为恶月中的毒日、恶日、死亡日。
《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五月盖屋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风俗通》佚文说:“五月盖房,令人头秃。”恶月恶日的观念影响甚广,以至人们相信五月对从政为官者也是恶月。
虽然人们把五月五日出生的人说得如此可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反,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倒是五月五日所生。
例如,战国时以养士闻名遐迩的孟尝君田文,就是五月五日所生。当其呱呱坠地之时,其父田婴就欲致他于死地,后来,他母亲私下将他抚养成人。田婴知道后怒不可遏,怒斥其母为何没把这个孩子扔掉,反而养大成人。田文见其父大怒,立即叩头下拜,接着反问田婴说:“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田婴回答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父害母的。”田文说:“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授予呢?还是由门户授予呢?”田婴不知怎么回答好。田文接着说:“如果是由上天授予的,您何必忧虑呢?如果是由门户授予的,那么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到那么高呢!”孟尝君以人生受命于天,则不会妨害其父母,若受命于户,则加高门户就不会和门户一样高的道理驳得其父哑口无言,只能默然,后来孟尝君果然成为一代名士。
时令:端午与夏至
中国古老的二十四节气,对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在现代,以节气为节日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普遍影响的恐怕只有清明和冬至了。清明自不待言,而冬至俗称“冬节”,这一天,有吃饺子、喝羊肉汤进补的习俗。但是相对于冬至的夏至,节庆活动却很少。这很可能是因为端午节和夏至在时间上相去不远,渐渐两节合一造成的。
裹角黍(故宫博物院藏)
端午与夏至曾经并存并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端午最终替代了夏至,夏至的节俗功能也大都潜移至端午节俗之中。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而古代就有“五日同夏至”之说。端午节遂融进了许多夏令饮食、服饰、禁忌等风俗。如今,吃粽子是汉代端午的重要习俗,但在当时,吃粽子并无特别的纪念意义,只是当作一种时令食品而已。
端午习俗与历史
秦汉时期:南北风俗相融,以北方习俗为主。
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五方五行的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在端午这一天,孩子们要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现代画家王弘力所作《古代风俗百图之挂五彩线》
先秦时,南北风俗各异,但是五月五日作为一个“节日”已各有所侧重。到秦代之后,由于国家统一,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使风俗习惯也互相融合,端午节就在南北风俗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
但是,由于华夏文化自古以来以北方文化为主导,所以就目前文献记载来看,两汉时的端午风俗还主要是避恶。早在《夏小正》中已有“是月蓄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
而《风俗通》中记载汉俗在五月五日,用青、赤、黄、白、黑等五彩丝线合成细索,系于臂上,称为“长命缕”,或称“续命缕”“五色缕”“朱索”等名,据说用它可以驱瘟病,除邪、止恶气。《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五月五日时,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止恶气。”《事物原始》中认为印五色就是桃印。那时桃印长六寸,宽三寸,五色书文,悬于门上,与后世悬符避邪十分近似。
由于阴阳五行学说流行,神鬼迷信观念渗透很深,因此,端午作为恶月恶日,并无节日的趣味,而是以驱邪避恶为主。用五色缕、五色桃符也说明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以五色代表五方,黄为中央,属土;青属木,主东方;白属金,主西方;黑属水,主北方;红属火,主南方。这种五行主五色学说已深入到人们生活领域,而五色丝缕、五色桃印看来虽小,却有驱鬼避恶的神奇力量。
汉末魏晋:从时令节日到人文节日
端午节普遍的说法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屈原。
南方楚人心目中的英雄却是我国大文学家、爱国诗人屈原。传说屈原是五月五日怀抱沙石投江而死的,于是,人们就把屈原之死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
本来龙舟竞渡是古代越民族龙图腾崇拜之遗俗,此时却附会为屈原投汨罗之日,人伤其死,故皆驾舟楫拯救他,因此形成竞渡风俗。就连时令食品──角黍粽子,也被楚地人按照自己的心愿与屈原联系在一起。
《缤齐谐记》中假托东汉光武帝时长沙人欧回之口说:有一次欧回见一士人自云是三闾大夫屈原,对欧回说每年人们水中所祭之食品为蛟龙所窃食,今后若有惠祭,当以楝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因为楝叶、彩丝都是蛟龙所惧之物。从此以后,五月五日作粽子用楝叶并缠五花丝便成为遗俗,与屈原毫不相干的时令食品也成了祭品。
在纪念屈原与介子推之外,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陈临之说。
伍子胥原本春秋时吴国大夫,曾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并整顿内治,励兵秣马,国势强盛,攻破楚国。到吴王夫差时,吴越争霸,吴国攻破越国,伍子胥劝吴王拒绝越王勾践求和,未被吴王夫差采纳,反而遭到疏远,后被赐剑自杀。据《梦梁录》记载,传说伍子胥死后被吴王夫差用皮革包裹丢进钱塘江,化为波神。《曹娥碑》记载:“五月五日,以迎伍君”,所以在吴地这一天有迎伍君的习俗。
关于曹娥的事迹,在《后汉书˙列女传》及《会稽典录》中都有记载。曹娥的父亲在汉安帝二年(西元一○八年)五月五日迎波神时溺死,当时曹娥年方十四,沿江寻找父尸,昼夜哭号不绝,遂投江而死。数日后,曹娥抱父尸浮于水波。东汉时颇崇尚名教,以孝治国,会稽人认为曹娥孝心感神灵,可作世人楷模。故以此日纪念,划龙舟竞渡,在龙舟上给曹娥塑像,成为会稽一带的风俗。
至于陈临,据《初学记˙岁时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陈临任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治理苍梧,移风化俗,颇有政绩。后来陈临卸任调走之时,苍梧郡人于五月五日送至东门。人们为了怀念这位政绩卓着的地方长官,每年五月五日“令小童洁服舞之,”以纪念陈临。
魏晋南北朝:增加娱乐氛围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西晋的灭亡,北方人口的南迁,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进一步融合,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楚地风俗已对全国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北方,虽然这一天仍笼罩在“恶日”的压抑气氛之中,但在南方水乡,尤其沅湘一带、汨罗江畔,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隆重的竞渡仪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人们饱尝战乱之苦,所以最重视的端午习俗莫过于“辟兵缯”了。辟兵缯,用五色丝染练制成日月、星辰、鸟兽之形状,上刺文绣、金缕,即叫辟兵缯,也沿袭汉代名称为长命缕或续命缕,有的佩于胸前,有的缀于臂上,一可辟兵灾,延寿续命,二可显示妇女养蚕缫丝之功。不仅如此,当时人们还把这些东西作为珍贵礼品互相赠送。
隋唐时期:仲夏盛典 充满节日欢乐
隋唐时期,端午节从风俗形式上都继承了前朝,但是,从性质上讲,原来有特定意义的节日风俗活动,到此大多演变为节日娱乐活动。
“恶日”已不恶,逢凶化吉,充满了节日的欢乐。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序》中记述:皇宫端午日盛况,召来儒雅臣僚,大张筵席,“广殿肃而清气生,列树深而长风至”。这时内廷御厨们更为忙碌,“厨人尝散热之馔,酒正行逃暑之饮。庖捐恶鸟(指枭羹)、俎献肥龟、新筒裹练、香芦角黍……罩洽风味。”本来端午节正值仲夏酷暑将临之时,而宫廷殿阁里却无丝毫暑气,树深荫浓,长风徐徐,面对美味佳肴,醇醪琼液,这位爱好享乐的风流皇帝怎能不沉醉,怎能不感到“自足为乐”?
至于联想到端午风俗彩五命缕之类的上古遗俗,他仅“感婆娑于孝女(曹娥),悯枯槁之忠臣(屈原)”而已,他最感兴趣的是“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所以宴会君臣酬唱,吟诗作赋,让臣下给他歌功颂德赋应制之作。
端午五色长命缕
唐玄宗时,端午娱乐活动别出心裁。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置于盘中,再制作纤巧的小角弓,架箭射盘中的粉团,射中者得食之。因为小粉团滑腻又小,颇难射中。这本是宫中游戏,后来传遍长安都城,一时都仿效之,射粉团遂成了端午节一种风俗。
射粉团作为一种游戏尚可言,唐玄宗在五月五日端午佳节有些作为就令人难以启齿了。有一年端午,他与杨贵妃避暑于兴庆宫,昼寝于池畔的水殿中,一群宫妃嫔女倚栏观水中雌雄鸳鸯游戏,而唐玄宗拥搂着贵妃在绡帐内对宫嫔们说:“尔等爱水中鸳鸯,争如我被底鸳鸯!”由此也可看出宫廷节日生活风俗的另一面。
唐代端午龙舟竞渡尤其值得一道。竞渡时两岸仕女如云,罗衣成群,银钗映日,观者如堵。这里绘声绘色描述了双龙竞渡惊心动魄的激烈场面。这场竞渡由官府主持,赏羸罚输,故竞渡中两船还起了争斗。
据《古今图书集成》引马令《南唐书》记载:“郡县村社每年端午竞渡时,由官府赏给彩缎,两两较其迟速以定胜负,如夺得锦标者,加赏银碗一双,称之为 ‘打标’。”此俗一直到五代皆是如此。当然每年这样大规模的竞渡比赛,势必影响到农时与生产,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
《永州府志》就记载五代时萧结任祁阳令,太守下公文催取端午竞渡龙舟甚急。萧结愤怒地在其符(公文文书)上批道:“秧开五叶,蚕长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闲船。”太守看了以后,也感到惭愧,令止竞渡。
宋元时期:端午渐成各民族“全民节日”
端午节门上挂艾叶和菖蒲艾叶和菖蒲
宋代以后,端午节许多风俗有了新变化。汉魏时以朱索、桃印施于门户,止恶气驱瘟避邪,而宋代却讲究贴天师符。
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端午,都人画天师像以卖。”还有合泥作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上。苏子由作《皇太妃合端午帖子》诗中就有“太医争献天师艾,瑞雾长绕尧母门。”挂天师像、作泥天师人,这些活动很明显是受到道教的影响。
此外,端午节还刻蒲棒为人形或葫芦形,带在身上避邪。王曾《端午帖子》诗云:“明朝知是天中节,旋刻菖蒲要辟邪!”小儿则有帛裹蚌粉,缀填以棉絮,佩于身上,可以吸汗气。端午节常食的粽子,此时也花样增多,有角粽、锥粽、茭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多种。
明清以后:规模渐大
明清时期,端午风俗活动形式变化虽不大,但是规模却愈来愈盛行,尤其南方龙舟竞渡,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举。
观竞渡《清史图鉴》
明清时代,龙船竞渡之风不仅在沅湘吴越之地盛况空前,在东南沿海福建、广州及四川一带均很盛行。除北方无水乡之便外,龙船竞渡成为各地普及的风俗。现存全国各地的数千种方志中,共有二百廿七种方志有龙舟竞渡的记载,虽然形式或有出入,但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明代把端午又称“女儿节”。《帝京景物略》云:“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此时的端午,不仅节日名称有异宋代,而且民间风俗也有变化。
来自民间的许多夏令保健活动,也掺杂在这个节日习俗中。例如在五月五日正午前,人们要群入天坛以避毒,过了正午才出来。在端午节还讲究捉虾蟆取蟾蜍,其方法是用针刺破蟾眉,将蟾蜍汁挤出。蟾蜍是一种珍贵的中药,可拔毒、消热、消肿,治疗疔毒恶疽有奇效。以菖蒲渍酒饮用避恶气,用艾叶插门固为前代之遗俗。明代新出现的风俗是用雄黄涂耳鼻,认为这样可以避虫毒。
据《闽越搜奇谈》云:“闽地在五日,还以雄黄浸水,蘸书‘王’字于儿童额上,这种风俗称作‘画额’。”古人对雄黄杀虫驱毒作用早有认识,葛洪《抱朴子˙仙药篇》已有论述。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解释“雄黄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驱痰功效”,可主治“百虫毒、蛇虺毒”。
在没有碘酒和红药水的年代里,我们祖先用白酒浸雄黄,再加几块白矾,待酒挥发干后,便成了雄黄矾,用来杀菌消毒。因此,每逢端午节,人们把房子打扫干净,在房内食物贮存处及厨房里洒上雄黄水,用来杀死或防止毒虫。正因古代人十分重视端午用雄黄防毒虫,所以,《白蛇传》的故事及戏剧中,才有白蛇端午饮雄黄酒显原形的情节。这个故事妇孺皆知,流传至今。
端午节用雄黄为小孩儿“画额”
宋代就出现的端午贴天师符风俗,到明清时更为流行。不但有天师符,还有“五雷符”“纸符”“五毒符”“五瑞符”等。《清嘉录》记载吴地风俗从五月朔日人们就从道院求得天师符贴厅中以镇恶,到六月朔始焚而送。小户人家也有贴五色桃印符彩,有的还在符彩上画姜太公、财神、聚宝盆、摇钱树之类。
到道观或寺院请符,必须要先拈香朝拜,再付给道士或和尚符金,才能买到。在论年节时,我们谈到门神钟馗,在明清之际时,却让门神位于敬德、秦叔宝,而在五月端午,坐上了中堂。
吴曼云《江乡节物诗》小序写道:“杭俗,钟进士画像,端午悬之以逐疫。”其实,不仅杭俗如此,《燕京岁时记》记述北京风俗也是一样,“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竞相争购,贴之中门,以避祟恶。”
明代把端午又称“女儿节”。《帝京景物略》云:“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不仅节日名称有异宋代,而且民间风俗也有变化。来自民间的许多夏令保健活动,也掺杂在这个节日习俗中。
自民国以来,经过几十年的移风易俗,粽子是不可缺少的佳节食品,谈屈原,述其爱国的情操也是必然的话题。不过,端午节防疫避灾的本真却渐渐被淹没,试问还有几人会在这一天给孩子们戴上五色长命缕?还有几人会在自家门前挂艾叶菖蒲?还有几人会记得在屋里张贴五毒符画?尽管这些防疫除毒的方法尚待考究,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是节庆不可或失的组成部分。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