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医中药的争论，百年不息。当前新冠疫情之下，对中药、西药谁有效果、谁更“良心”的辩论，时常见诸网络。回望历史，早在1929年，中国就发生过一场“废止中医案”，闹得沸沸扬扬，牵涉到蒋介石、汪精卫等大人物。结果以闹剧告终！

民国五年是哪一年怎么算（民国五年是哪一年开始）

大汉奸褚民谊

1929年2月11日，一个120人参加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卫生委员会主席褚民谊讲话，语出惊人：“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革命。日本能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所以要卫生会议负起全责拟订议案，交由政府执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

废止中医的阴谋，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就在卫生行政部门里悄然酝酿。这个褚民谊，是留法医学博士；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汪精卫的连襟，后来更是跟随汪精卫当了大汉奸。

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网文把上面这段话安在汪精卫头上，并且说汪精卫当时任行政院长。实际上，汪精卫当时寓居法国，并不在国内。这样张冠李戴，在史料实证上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冤枉汪精卫。反对中医，是汪精卫的一贯立场。他曾说过：“国医主张阴阳五行……在科学上实无根据……本人主张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许领执照，全国限令停业。”何况众所周知，褚民谊与汪精卫不但是“连襟”，而且长期穿的是“连裆裤”，褚民谊的发言，大家理所当然认为就是汪精卫的意思。

参加此次会议的全是西医，没有一个中医界代表。提出废止中医提案的，是著名西医、留日海归余岩（字云岫）。

现代再版的余岩著作

余医生在这个《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中拟了六条。内容无庸赘述，只说重点：旧医必须登记；旧医必须接受补充教育，合格者发给证书方能行医；补充教育实行五年，到民国二十二年（1929年—1933年）后不再训练；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按这个提案，中医将在五年后后继无人，自然消亡！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提案里的名词。子曾经曰过：“必先正名乎！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提案中说的“旧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医。一个“旧”字，等于先出一招，让中医戴上陈旧、落后的帽子。中医界当然强烈反对这个叫法，称自己为“国医”。西医们说中医是旧医，自己是“新”医，不愿意与“西”字沾边儿，免得老百姓认为自己是“外来户”。大家在称谓上较劲，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才约定俗成，统称“中医”、“西医”。

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上，15名委员投票。结果可想而知。除了卫生部长薜笃弼是行政人员，其他委员全是西医。他们分为英美派和德日派，互相牵制、互相拆台，但对于中医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看不起，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这个荒谬、激进的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百年之前，对中医中药存在偏见的人不少，鲁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怎么认识鲁迅这个说法呢？我个人认为：第一，这与鲁迅少年时期的家庭际遇有关；第二，伟人也是人，世上无完人。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却偏偏又是个医学大家，自称“医学第一”。很多人以为章太炎否定中医，其实章太炎否定的是中医理论的五行学说。

章太炎认为西医的研究方法有可取之处，但是仅止于治疗杂病，对于复杂的病情诸如伤寒则难以应对，西医所长也是其所短，而中医的辨证治疗则可求病症之本，具有西医所不具备的优势。他明确指出了中西医之间的分歧与优劣，时至今日，中西医之间的论争也基本止于此，章先生深刻的见地与前瞻性可见一斑。

章太炎

据时任卫生部保健司长的金宝善在《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业的演变》一文中记述：“自从西医输入中国以后，学西医者崇拜西洋科学。西医当中，不管哪一个派别，都是歧视中医的。……蒋政权的中央卫生政权操在西医们的手里，中医始终被排挤。”

名中医“南张（张简斋）北施（施今墨）”驰名全国。据施今墨后代于易先生撰文回忆：“每逢开国民参政会时，总要爆发一场中西医之争，拥护中医的一派，以孔庚为首，与排斥中医那派吵闹得拍桌而起，互相斥骂，最后无结果而散。”看来，中西医之争，不是今天独有的现象，而是早已有之，并且早就如此激烈矣！

废止中医的消息一发布，立刻引发轩然大波。

在上海滩“第一恶人”吴四宝的故事中，我们曾说到吴四宝强邀陈存仁医生进“魔窟”76号给人治病，陈存仁用铜钱刮痧，治好了病人的逆嗝，方才化险为夷，顺利脱身。这一段故事发生在1939年，而在10年之前爆发“废止中医案”时，陈存仁刚20岁出头。他为人热心实诚，聪明好学，深得几大名医的青睐。他在上海南京路和望平街转角处新开诊所不久，还办了一张《康健报》，人生正是蒸蒸日上之时。余岩的《废止中医案》无疑断了中医、特别是年轻中医的活路，陈存仁在同行的邀约之下，投身到抗争活动之中。

陈存仁

当时上海三个中医团体，正酝酿成立“上海中医协会”，公推丁仲英、谢利恒两位名医主持。陈存仁向二位老师阐述了反对废止中医的理由，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支持，当下决定由丁、谢联名发函，邀请中医同行共同商议对策。陈存仁连夜抄写全国300多个县市中医团体或个人的通讯地址，忙到凌晨。

会商之时，有同行提出：“我们要先在上海召集中医师及中药店开一个大会，全体停业半天，举行一个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大家纷纷赞成。那一天，医生、药店老板、药工一千多人，把仁济堂挤得水泄不通，气氛非常热烈。会议决定，定于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办公地，召开中医中药界全国代表大会。

1929年3月17日，全国各地代表汇聚上海，共计281人。川、陕、云的代表因路途遥远，时间赶不及，汇来捐款以示支持。大会当天，原计划上海三千家中医停诊，九百家药店停业，一同来共襄盛举的，但考虑到上海总商会容不下这么多人，只能把标语、横幅分发到各个诊所、药店，张贴悬挂，以表声援。这气场，一下拉满！

会议由谢利恒老师主持，陈存仁任司仪。参会的医生们很热情、很激动。不过会议过程有点喜感，最大的问题，是方言不通。陈存仁回忆：“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话，江浙人不懂河南河北的话。有两个代表，说得声泪俱下，而台下的人竟然一句也听不懂。忽然间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台来，碰台拍凳地大骂卫生会议的议决案，大家虽然也不懂他的话，但是见他那慷慨激昂的神情，大为感动。”

会议开了三天，决定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当场推选，以上海名医谢利恒为团长，还有南京医药界隋翰英，上海药业代表张梅庵；名医丁仲英推荐蒋文芳代自己前去，最后谢利恒老师推荐陈存仁作为总干事，负责联络服务。

代表推定，全场掌声雷动。一位山西代表振臂高呼：“我们这次受到上海医界招待，本身用不到多少钱，我们应该随愿捐款，团结全国，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大家纷纷解囊襄赞，当堂获捐款二万多元。

后来中医中药界，把3月17日这一天，作为“国医节”。

3月21日，五位代表乘坐沪宁铁路火车向南京出发。来到上海北站，只见车站拥满了中医界、中药界，以及中医学校师生、中药店员工等一千多人，还有一支三十多人的鼓乐队，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陈存仁回忆：“当时有一位老医生蔡济平，率领医药界名流四十多人，排了队伍齐集火车站内，作为全国各省出席代表恭送我们。我们上车时，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时的气氛，既激动而又热烈，大家高兴得真是热泪盈眶。”

车行途中，一位苏州的医生过来对代表们说：“你们到苏州车站时，可以看到一千多个苏州中医药界人士，都停了业，排着队在车站欢迎你们。”果然，车抵苏州，眼前又是一片人山旗海。五位代表步出车厢，地上铺着金黄色的地毡。因为黄色是中医的标志，表示医生是黄帝内经的后人。苏州医药界挽留代表吃午饭。这时火车响起了开车的铃声，几个代表想上车，被热情的人们拉着不放，只好叫车上的同伴先到南京报告，说我们乘夜车赶来。

五位代表到达南京，已经是22日黎明。南京火车站上又是热闹非凡的景象。一千多人簇拥着代表参加欢迎大会，先由南京医药界致欢迎词，再由五个代表一一发表演讲。

正式请愿开始。代表首先来到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处，要求蒋介石接见。此时国民政府刚安定不久，办公地址是原两江总督府，曾国藩、端方曾在这里办公。代表先在门房里落座，向侍卫官递交请愿书。侍卫官说：你们要见主席，必须由主管部门预约。代表们不满地说：“我们就是受了卫生部压迫，怎么叫他们来约期呢？”

1929年的蒋介石

这时记者来采访，众人推举陈存仁回答记者问。陈存仁侃侃而谈：“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约有二十余万家，对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做着疗病保健的工作。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人，多数集中在都市。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样能废止呢？”

那时的国民政府房屋又大又旧，大窗是用纸糊的，有一些破碎。同行的陆仲安机警得很，看见隔壁房中有电话，就过去打电话给他认识的政府秘书吕苾筹。一会儿，吕秘书从里面出来，向大家说：今天预约见蒋主席的人已经满了，主席已经知道，曾责问“谁主张要废除中医？”等我安排好日子再通知大家吧。

听了吕秘书的话，大家既失望，又宽心。失望的是没有按计划见到层峰，宽慰的是蒋介石的话说明请愿一事大有希望。

没有见到蒋介石，代表们毫不气馁，一鼓作气拜访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几位宿老名流，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谭延闿

首先顺利见到了行政院长谭延闿。说起谭延闿，大家也许比较陌生。上世纪初，谭延闿绝对称得上是一个牛逼的人物。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名位崇高。宋美龄最初有意嫁给谭延闿，实现政商联姻。谭延闿推辞了，反拜宋母为干娘，当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介绍人。谭延闿的女儿谭祥，嫁给“小委员长”陈诚——扯远了，言归正传。谭延闿爽快地对中医代表们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说着谭延闿伸出手腕，请谢利恒医生为他把脉。谢医生诊毕唱药味，陈存仁执笔缮写。第二天，报纸将这个药方刊登出来。

代表们马不停蹄又拜访了审计院院长于右任。于老先生说：“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

林森

当天下午，代表们又拜访了元老林森。林森的话更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搅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昨天四川方面有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会失去四川的民心。现在中央正拉拢四川归附，所以这个电报，力量大得很，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

接着代表们还拜访了考试院长戴季陶、立法院长胡汉民，得到这些高层元老的支持。下一步，将与卫生部交锋了。

代表团迟迟不向卫生部递交请愿书，是想从外围入手，先将卫生部“凉一凉”。果然，卫生部坐不住了。3月23日夜间，卫生部送来五份请柬，邀请大家次日参加晚宴。

第二天中午时分，侍从秘书吕苾筹电话打到代表下榻处，说蒋介石下午四时召见各位代表。不久吕秘书亲自来旅馆，用专车将代表接到蒋的官邸。蒋介石和大家一一握手，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才说两句话，侍从人员已经捧着蒋介石的大氅，等在旁边。蒋介石一边起身一边说道：“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国药。”代表们只好起立告辞。蒋介石临出门，叮嘱吕秘书，把请愿书的批谕，从速发出。会见五分钟即告结束。

接下来参加卫生部长薜笃弼的晚宴。薜笃弼向大家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并当场邀请谢利恒和陈存仁担任卫生部顾问。

薜笃弼这么爽快，是有原因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并没有卫生部，只在内政部下设卫生司。薜笃弼是冯玉祥派的重要人物，1928年2月任内政部长，不过半年时间，为了安排阎锡山系的赵戴文任内政部长，薜笃弼只好“让路”。官多职少，为了“照顾”各个山头的利益，就把卫生司独立出来成立卫生部，薜笃弼转任卫生部长。因薜笃弼出身于西北军，实权操纵在刘瑞恒、褚民谊、余云岫等人之手，他们积极策划消灭中医，由来已久。

左为刘瑞恒

刘瑞恒，天津人，美国耶鲁大学医学系毕业。是个亲英美的基督教徒。离美回国后，屡任卫生部门要职。1928年冬，卫生部成立时，刘即任卫生部政务次长，独揽大权，排挤中医，对教会医院享有优惠特权。他一再强调中国医药事业必须依赖英美教会的医疗机构和人才，中医落后，不科学，应予废止，并向蒋介石陈条，限期取消中医。

褚民谊，一贯从事西药生意，长期在卫生行政部门当个挂名委员，与美、法等外国药商关系密切，独资经营民谊药厂，掌握“信谊”、“新亚”等药厂的股份。他跳出来叫嚷“废止中医”，其实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

余云岫，浙江镇海人，曾就读于鲲池书院。公费派往日本留学，入大坂医科大学习医，民国初回国，任上海医院医务长。后自行开业，组织“医师公会”，自任会长，到处发表文章，攻击中医落后不科学。

后来，冯玉祥知道这事，责备薜笃弼怎么弄出这么一件事来。薜笃弼左右不是人，气得要辞职。当时的蒋介石不愿得罪冯玉祥，对薜笃弼竭力挽留，并下令说：卫生部的西医再干涉中医，就停拨卫生经费。卫生部的西医们这才偃旗息鼓，稍有消停。

以前发过一篇帖子，叫《中医救了三名上将！》，讲的是红四方面军三位将领，王宏坤、陈锡联、洪学智，他们在战争年代分别身染重病，靠中医把他们救活（参见：要是没有这个70多岁的老中医，共和国就会少掉3个上将）。这是从历史故事中得出的实证。中医治病的实例，大家一定能举出很多。至于争论激烈的“双盲实验”问题，不妨换个角度解读：中医中药几千年来，通过数以亿计的病例，做了无数“活体实验”，无效者去、有效者留，这可是超级双盲实验啊！

当然，不是说中医就没有问题。搞好传承，更加科学，少些玄学，中医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言归正传。“废止中医案”还有值得一记的余绪。

话说十多年之后，到1944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败象渐显，汪伪政权风雨飘摇。形势不妙，加上汉奸帽子的巨大压力，使1935年爱国义士孙凤鸣那颗嵌在汪精卫脊柱旁的子弹，经常发作，搅得汪精卫心力交瘁。

这时陈存仁医生在上海执业，已经颇负盛名。有一天，陈医生上海安亭老家的一位亲戚跑来找他，告诉他一个坏消息：数百乡亲，在安亭镇上集会，决定要掘你家祖坟！陈存仁大吃一惊，连忙问为什么。亲戚告诉他，满世界流传消息，汪精卫身体每况愈下，半个月不能入睡，听说有一位姓陈的中医，去给汪精卫诊治，使他身体好转，竟然能安然入睡了，遍查南京上海有名气的姓陈的中医，不就是你吗？你给汪精卫治病，你也是卖国贼！

一席话，说得陈存仁哭笑不得。怎么办呢？陈存仁只好拉着亲戚一起去照相馆合影，把照片带回去，告诉乡亲们，我在上海，没去南京。亲戚临别时还愤愤地说：老百姓对汪精卫恨之入骨，既然病重，就应该让他去死！

陈存仁背着这口“黑锅”，十分郁闷。后来才知道，这位姓陈的中医，是来自广东的陈怀汉。陈怀汉一直给陈璧君治病，汪精卫病重后，西医无效，请陈怀汉去南京给汪精卫诊治。陈怀汉把脉后说：你这是“肝火旺盛，夜不成寐”。汪精卫说：“对是对的，但是你没诊到我背部痛、胸口痛、脊骨痛。”陈怀汉说：这都是肝气痛，到处游走，西医谓之神经痛。汪精卫微微点头，叫陈怀汉下处方。服了中药，稍有功效，能够入睡了。一次陈怀汉医生劝汪精卫，要想病好，一定不能动肝火。

汪精卫听了此话，眼中盈盈有泪。五六天后，汪精卫身边的护士去报告日本人：陈中医用的药，含有朱砂，是否有毒？日本人去请示专家，说朱砂有镇静作用，但是如果炼起来会成为水银，确实存在有毒的可能。陈怀汉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恐惧，心想要是汪精卫突然死亡，自己岂不是脱不了干系！？陈怀汉赶紧向陈璧君建议：“我诊治以来，未能达到止痛的效果，我认为还是要请西医处理。”3月初，汪精卫前去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治疗，半年之后，病死在那里。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