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之“本”为自己的祖国，中国“国学”之“体”为“仁学”，那么中国“国学”之“本体”为中国仁学。“中国仁学”不仅是中国“国学”之本体，而且也凝聚了我们国家之魂、凝聚了中国“国学”之魂，并且此“魂”通过“仁体”体现出来。

“国学”是一国之学，是国家之学，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之学。“国学”是阐释一国“固有之精神”的学问，正如近代国学家梁启超所言：“学术思想在一国，犹人之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中文‘本体’一词中，本指本根、本来，体指实体、状态、体段等。中国哲学中‘本体’连用，一般认为始于汉代。”在我国古代哲学中，有追寻世界本原的“本体论”，例如王充、张载等哲学家把世界的本原看作“气”；二程、朱熹等哲学家把世界的本原看作“理”。因而，“本体论”是追求根本、本原之学。中国“国学”既为中国之学术，那么，何为中国“国学”之“本”，何为中国“国学”之体，下面将详细探讨。

一、以“国”为“本”

“国”原义是指邦国、疆域。“国学”的“国”是指“国家”“祖国”。“国家”是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而文化也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得到繁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仅有阶级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中国”指我们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国的“国学”指由我们自己的国家产生、发展的学术，其“根”在本国、其发展亦在本国。“国学”的“国”不仅指“国家”，而且还指“祖国”。“国家”是在阶级社会才产生的，然而“祖国”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前就存在。“祖国”有自己本土的古老文化，并且这种文化会一直传承延续到有阶级的社会，甚至再延续到阶级消亡的社会。“祖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祖国”与“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祖国”的外延一般来说大于“国家”的外延。“称呼别的国家时，‘国家’这个词应该用复数形式，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是许多个而不是一个。”而称呼“祖国”时，“国家”相对于自己而言具有唯一性。

“本”原义是“根”，这里所说的“国学”之“本”，即“国学”之“根”。中国“国学”博大精深，包罗中国学术之万象，中国“国学”之根是什么的问题，即中国“国学”之“本”是什么的问题。“国学”离不开“本国”，“国学”是在自己的祖国孕育成长。中国“国学”之“本”即“中国”。日本学者山田孝雄说：“‘国体的宣明是国学的第一要义……把国学看成文献学，就止于丢失精神的形骸，同时也丢弃了我国特异的意识。”邓实在《国学今论》中也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

谈论中国“国学”之“本”，首先必须明确“国学”的本根在“本国”，以服务于本国的国家意识为第一要义。此外，还要明确“国学”之探讨，是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本”，就像日本近代盛行的“国学”以排斥外来文化、主张以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古籍为“根本”，以阐发日本的“固有精神”为主旨。探讨我国之“国学”，即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本根，例如中国“国学”者讲“国学”，大都以中国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哲学等为主要内容。偏离了“本国”之学，就不是“国学”，故而“国学”不仅以服务于本国的国家意识为“本”，而且还要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据”。

二、以“仁”为“体”

“‘体’字有从骨者，有从肉者，指整个身体。”“国学”之“本”是“国”，即“国”是“国学”之根，“国”是“国学”之母，“国学”是从“国”中孕育成长的。而“学术”是“国学”之“体”，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学术”，包括“经学、史学、地理、诸子、文字语言学、金石学、古籍、理学、韵文、非韵文、小说与戏曲等”。但无论中国“国学”之“体”如何庞大，最终都可归为“仁学”。“回顾以往，应当说新心学和新理学共同构建了20世纪百年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现代儒家哲学的主流。……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把心说成为宇宙本体’……而且熊（熊十力）梁（梁漱溟）的哲学都归于心体或以心为本……应当说，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四人之中，熊十力的哲学本体论最具开发前景。熊的哲学可分为前期后期，它从早年的摄用归体转变到晚年的摄体归用，从早年的以心为宇宙本体，到晚年以本体非心非物，提示了一个新的儒家哲学方向的可能……即建立一个仁体的本体论，而非唯心的本体论。”

陈来说：“万物一体即是仁体，万物一体作为事物的绝对的根源，这就是仁体。明道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通过仁爱而使人与物合一，原本被看作外在于自我的他人、万物在仁的体验中通为一体。但这种体验不应当被仅仅看作体验或神秘体验，而应当看作宇宙的真实、宇宙的实在本来如此……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在哲学系统上说，是因为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仁体即是天地万物浑然的整体。”陈来还说：“在儒家的世界观来看，‘仁’即存在的关联，亦即关联的存在……但仁体的显现主要不是依靠语言，而是修身。传统宇宙论总是要以各种方式追求一个存在物作为最高本原和基础，由此化生万物，而仁体论不把仁体与万物看成母子关系，因此不是本体去生成，而是本体显现大用。与海德格尔不同，我们认为仁体仍然是实体论的，但亦是作为一切可能性的条件、根据与基础，这是中国哲学的传统。”

在中国“汉代出现的‘仁，天心’的提法超越了先秦哲学的思想，把仁规定为天德意志，虽然这个天心并不是思维的精神，但它主导着天运生成的基本趋势，而天地人间都体现着仁的作用和指导，仁被视为寓藏于天地万物内的深微的价值的原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古代仁体论”。“《礼记》还将仁义与气直接对接，发挥了德气论，更突出了仁的宇宙论意义：‘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之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天地之仁气是天地温厚之气，是天地的盛德之气，于是仁气便成为天地间道德的根源，这种宇宙论的仁气论不仅把仁德与天地之气连接起来，而且使仁具有了实体的意义，虽然是在气的实体意义上，但仁体的显现由此开辟了新的局面，仁体的宇宙论诸面向被打开了。”

“‘仁’在儒家体系中普遍地被认为是事物的终极，即存在的固有目标……它代表一种不断的人格的道德修养义务，用儒家术语来说，就是自我修养（修身）。但这种修身没有被看作一种自足的价值。当一个人在修炼自己的道德品质时，他也应该‘扩大’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就是帮助他人实现道德修养。”其实，在中国的“国学”中，不仅儒家以“仁”为“体”，而且道家文化亦以“仁”为“体”，因为道家文化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万物一体的“仁体”。墨家思想亦处处体现“仁体”。更进一步说，不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国画、京剧”等中国特有的文化，都体现了以“仁”为“体”。

此外，“仁体”之“仁”在中国“国学”中，与“人”紧密相连。儒家不承认人是单独存在的，“善”发自于心之“仁”，‘仁’的社会，即为儒家的大同社会。仁字从二人，郑玄曰：“仁，相人偶也”。非人与人相偶，则人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执异，绝非儒家所许。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盖仁之概念与人之概念相涵，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为仁。”

总之，中国“国学”之“本”为自己的祖国，中国“国学”之“体”为“仁学”，那么中国“国学”之“本体”为中国仁学。“中国仁学”不仅是中国“国学”之本体，而且也凝聚了我们国家之魂、凝聚了中国“国学”之魂，并且此“魂”通过“仁体”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