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14日晚闭幕，中国运动员在韩国光州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34金22银16铜、位居奖牌榜第三位。从2005年教育部正式接手大运会参赛任务以来的10年间，中国在校大学生的成绩反映出体育回归校园后的喜人成效，他们的风采预示着高校体育的发展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未来。

高校体育蓬勃发展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生体育盛会。然而，在进入21世纪以前，大运会和中国普通大学生关系甚少。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教育部开始牵头组团参加大运会。

分管竞赛的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专职副主席王钢回忆说，2005年以前，中国大运会代表团大学生运动员凤毛麟角，“就算我们想找大学生运动员参赛都找不出几个，高校和专业队水平相差太大”。

而在光州大运会上，中国代表团85%的运动员为在校大学生，跳水、体操和射击等高校小众项目派出了专业运动员。中国大体协常务专职副主席杨立国表示，这些年，我国参加世界大运会的运动员基本都来自高校，是普通的大学生运动员，参赛目标和理念也由过去的竞赛思维逐步走向育人为主。“培养高素质的竞技体育人才首要任务是育人，其次才是运动成绩。我们这几届大运会都没有对成绩有任何要求。怎样更好地利用体育手段育人，帮助青年成长，是大体协首先要考虑的，”杨立国说。“现在我们在大冬会上的成绩基本保持在前五，夏季大运会保持在前三，整体水平就能体现出高校体育的工作水平。”

1998年大体协从教育部独立出来，开始重点抓住校园单项比赛的龙头，每年开展的大学生单项联赛有80多项、涉及38个分会，参赛人数超过10万，覆盖了80%的高校。“校园单项赛事参与度活跃，水平逐渐提高，已经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体育发展到这一步，我已经很满意，”杨立国说。

高校体育发展有阻碍

中国大体协是全国各单项大学生体育比赛的主办方，近些年他们在高校赛事市场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十几年间经历了从“到处拉赞助”到如今“甄选优质赞助商”的过程，目前拥有大约30家赞助商，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高校体育的快速发展。

不过杨立国坦承，缺乏经费仍然是高校体育竞赛发展的“拦路虎”。“我们在市场化道路上走得比较早，自负盈亏，但是如果政府能够给我们一定比例的经费支持，高校体育发展得会更好，”杨立国说。

杨立国解释说，现在高校参加各项比赛没有固定的经费，所以参赛的积极性不是很稳定，存在“学校有经费就参赛，没有经费就不来”的现象。“如果有了政府的经费扶持，比如在比赛食宿上给高校补贴，高校参赛积极性就能提高。”

其次，高校体育教师编制过少、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高校体育发展的因素。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表示，高水平高校运动队需要专业的团队，现在高水平退役运动员进入高校非常困难，受到教师资格证、学历方面的限制。钟秉枢呼吁建立新型的教练员队伍——教练员教师。他说：“教练员教师的第一身份是教练，第二身份才是教师。”

钟秉枢认为，中国应当借鉴美国高校吸引高水平教练员的方法，美国大学体育部的教练员教师不按照普通大学教师的考核入职、评职称，而是参加教练员的评判体系。他说：“建议建立未来适合高校以及中小学体育发展、特别是高水平竞技需要的教练员教师体系。这个很重要，如果实现了，我们未来校园体育发展的前景就会好很多，也为退役运动员解决了就业出路。”

高校体育发展助人才培养转型

以大学生为主力军参加大运会10年来，高校体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钟秉枢直言：“中国高校体育在完成竞技体育高水平竞赛任务的同时，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也到了一个适宜的转型阶段。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都应该做好准备。”

钟秉枢认为，体教结合喊了很多年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到现在能够看到这样的变化初见端倪。他说：“我们大学生的赛事体系已经建立得比较完善，中学生的赛事正在逐步建立，那么这些赛事的建立给原有体育系统的青少年竞赛体系造成了一种冲击。”

他表示，在体校学习的青少年运动员可以回归到教育系统学习文化知识，再纳入正常的学校竞赛体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体育方面的改革应该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教育方面的改革也需要“做好准备”。钟秉枢说，按照教育部门的设计，所有教育的改革包括高考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将素质教育的宏观政策落实到具体的教学措施之中。1999年教育部门提出的素质教育一直没有实施下去，还是应试教育占据主导地位。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都在体育活动中得到最好体现。

他说：“随着综合教育的改革，学业负担的减轻，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空余时间增多。这样的背景为我们未来的改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新华社韩国光州7月14日体育专电

新华社记者刘阳 刘宁 张荣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