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冲击，日本学界发出了提倡“国学”的呼声。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商议，想在日本创办《国学报》。1904年，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并于次年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当时旅居日本的章太炎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
将国学看成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主要是章太炎和邓实提出来的。显然这种意义的“国学”就是“中国学”，是针对“外国学”而提出的，“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定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已为大众所普遍接受。
“国学”如果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可分为六类：六艺(六经)、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中医)。如果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可分为四类：经学、子学、史学、文学。如果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可分为哲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中医学、古代科学等。按照学术流派来说，主要有儒学、道学、佛学以及中医学等。不能把国学仅仅看成是儒学。
从传统分类看，经典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经典，是中国原创精神的主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源头。被称为当代圣人的马一浮就说过：“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他说的六艺是大六艺，也就是六经。古文经学派按时间先后排序，将《易经》排在六经的第一位。另一位当代圣人熊十力则出佛人儒，最后归宗于大易。
一源三流：国学的基本结构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是“一源三流”，如同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一样。中华大地的源头在青藏高原，在玉树，从这里流出三条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中华文化的源头是“易”，三流是儒、道、禅。
为什么《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因为《易》在六经中起源最早。传说早在六、七千年以前的伏羲就创作了八卦。目前最早的一个八卦图案是2006年5月在河南淮阳发现的，是离卦，刻在一个黑陶纺轮上，距今四千五百年。八卦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先有八卦，后有《易经》。
《周易》经文(易经)学术界已认定为西周初年所作，传文(易传)为战国时期所作，从汉代开始历代都有解“易”之作(易学)。《易经》、《易传》、“易学”不仅是“易文化”形成的三阶段，标志着中华文化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周易》成书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
《易经》这本书，是世界四大元典之一。世界四大元典分别代表了四大文化：《圣经》是西方文化第一经典，《吠陀经》是印度文化第一经典，《古兰经》是阿拉伯文化第一经典，而《易经》作为东方文化的第一经典，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日本、韩国这些东方民族所尊崇的。韩国国旗就是太极八卦;日本民族叫大和民族，“大和”就是取自于《周易》：“保和大和，乃利贞”，日本的国教叫神道教，取自于《周易》“神道设教”。如果将世界文化分为东西方文化的话，那么西方文化可以用《圣经》来代表，东方文化可以用《易经》来代表。
距今3000年左右(西周前期)成书的《周易》经文过了500年之后导源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及其他诸子百家，也影响了中国化的佛家。从学术源流看，孔子弘扬了《周易》乾卦精神，老子弘扬了《周易》坤卦精神。《周易》不仅是人类轴心时代唯一一本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经典，而且是唯一一本书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儒家将《周易》奉为五经之首，道家将《周易》奉为三玄之一。
西汉末年，也就是公元前后，从古印度传来了佛教，它是从三条道路传来的——南传、藏传、汉传。此后，佛教就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到隋唐朝时代，佛教在中国形成了八个宗派，其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禅宗。我们绝不能说佛家源于《易经》，但禅宗则受到《易经》的影响，我认为禅宗就是印度大乘佛教与中国三玄(易、老、庄)结合的产物。
“一源三流”可分解为八个字：易为主干，三教互补。我做了一副对联：“易贯儒道禅，道统天地人”。其中“儒道禅”的“道”是道家、道教;而“道统天地人”的“道”则是“大易之道”。这个“大易之道”不仅深深影响了儒家、道家和中国化佛家，而且影响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如果加上中医，这副对联就是“易贯儒道禅医，道统天地人心”。所以说，中华文化表面上分出这么多家，实际上是互补的，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
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易经》用源头的那一泓清泉，聚成奔涌不息的生命之水，汇成了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大易之道”构成中华文明的主线和中华文化的支点。
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词汇的出现很早，从《周礼》开始，“国学”一直指的是国立学校。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在晚唐时称“白鹿洞国学”。这明显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
现代“国学”概念出现的最早文献则是在1902年。变法失败后，当时同处湖南的梁启超和黄遵宪，一个被迫远走东洋，一个被革职永不续用后回梅县老家。1902年，黄收到梁启超从日本来的信，梁提出要办《国学报》，黄回信表示反对，认为此时办《国学报》还不是时候。
“注意，这时黄梁通信提到的’国学’，指的就不是国立学校，而是学术的概念。张之洞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梁启超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旧学’还是’中学’，说的都是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千年传承下来的’学问’。”刘梦溪提醒大家。
第一次对国学概念做分梳的是胡适。1923年，北大国学门创办《国学季刊》，在发刊词中，胡适把“国学”定义为“国故学”的简称，直接来源于章太炎先生之《国故论衡》。而章先生之“国故学”，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古代的语言、制度、人物、风俗和文学、艺术等，几乎中国古代的所有东西都被包括在“国故”之中。
但这个定义并未被学术界采纳，后面的一二十年中，很少看到有学者把国学解释为“国故学”的，而国故这个词，后来也很少有人使用。大家都把国学当成“中国固有学术”，即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
爬梳“国学”理路后，刘梦溪反戈一问：“如果国学只是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国学跟中国的普通民众有什么关系?如果中国的国学跟老百姓都没有关系，那算什么国学呢?那是专家之学。”
然而，在刘梦溪看来，真正给国学赋予准确而富有生命力之定义的，当属“国学研究会”之“主讲大师”马一浮先生。
马一浮将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经之学”。正如马先生所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除了学理内涵的恰切之外，最关键的是，以此定义国学，不仅可以激浊扬清，厘清打着“国学”旗号，糟粕混杂之术士杂学;而且在教育领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有助于“国学”学科的课程设置，更能将儒家最醇正之思想精华播撒至普通民众之心田。
可见，刘梦溪先生认为，传统文化与国学最重要之区别，在于传统文化包容更广，儒释道各家全算;而国学则应单指“六艺之学”。
新儒家之旧途径
张之洞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梁启超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旧学或新学，中学或西学，“国学”概念与精神就在这先贤的争论中越辩越明。马一浮先生亦曾留洋，通读过《资本论》，最后依然尽其一生研究本土之学问，终成一代学宗。章太炎、胡适之、陈寅恪等亦是以国学为根基，扎实之后才旁览西学，故能得其腠理，为我所用。也许国学之根本重要地位正如刘梦溪先生研究的另一学人——陈寅恪先生所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传统文化在生命当中生成智慧
人刚生下来是一张白纸，随着成长，开始物质积累和精神积累。人们更看重的是由简到繁的物质的积累。但实际上，精神积累也很重要，我更看重的是由繁入简的精神积累，因为大道至简。我们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也未知。那么要想使自己的生命实现一种智慧的升华，能留点东西在世间的话，就要达到大道至简的境界，这是传统文化能给到我们的。我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没有悟道之前经历很多挫折，第二阶段，开始进入道的境界之后很多事情就水到渠成。将传统文化和当下结合，开始传道，我想是祖先对我的荫护，我开始做符合天道的事情，所有困难都能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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