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就在太庙的夹室内立了一座“誓碑”，碑文中重要的一条内容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严令“子孙有渝（改变）此誓者，天必殛（诛杀）之”。使北宋文化氛围呈现出宽松平和的特点，极少诛戮士人和批评朝政者。宋代文化以东京为中心迅速走向繁荣。

北宋时期，全国最高的学府太学，就位于东京城内汴河南面的蔡河湾中。宋初，各项制度都处于草创阶段，仁宗皇祐三年，仅有太学生一二百人。但后来发展十分迅速，神宗元丰二年，已有太学生2400人；到徽宗崇宁元年，增至3800人。

在文化教育上，北宋仿隋唐科举制度，京师成为全国各地学子会考的中心。东京城内学校众多。仅中央国子监直属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国子学、四门学、宋学、律学、武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与前代相比，北宋东京的学校，不以高官贵族子弟为限，还向庶族士人广为开放。学习的一些科目，也一改攻经、读经的旧制，开始重视实践技能的培训。

北宋东京还是全国的藏书中心。宋初，国家级的藏书地方主要有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史称三馆。宋太宗时，又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崇文院，取代了以往的三馆。后来，又在崇文院内建造了一座秘阁，专门收藏善本书籍和珍本书画。

北宋时崇文院的国家藏书，最多时达16万卷。政府曾利用这些丰富的藏书，组织了当时众多的知名学者，编纂了在中国文化史上颇负盛誉的《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鸿篇巨制的文化典籍。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也曾在崇文院内设置过修史机构，并利用馆藏图书，撰成《资治通鉴》这部光辉的史学巨著。

北宋时期，非常重视封建文化的传播。不少皇帝如仁宗、神宗、徽宗等，都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他曾亲自收集先王、名臣的碑帖编印成册，并在宫中设立了规模宏大的“翰林图画院”。徽宗赵佶虽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却是一位颇有才华的画家和书法家。他曾自作画扇，开了画扇的风气。

他的绘画，工细严谨，追求细节的逼真，自成风格。一次，他命画院众画家画孔雀，结果众人都受到了批评。因为经过他长期细致的观察，发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而众人都画成了先抬右脚。在书法上，他还独树一帜，创立了“瘦金体”，字迹瘦挺俊秀，清丽不俗，颇受后人推崇。

北宋时用楷、篆二体刻成的《周易》、《诗经》、《尚书》、《论语》、《孟子》等“九经石刻”，被称为“二体石经”，为历代学者所推崇。随着北宋印刷业的大发展，国子监还刻印了大量书籍，传播于世。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古代和开封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北宋时期，开封荟萃了众多著名的文人学者，既有文学家，又有史学家，还有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和科学家等。他们长期在东京为官、生活，从事创作、撰述及研究，使东京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的繁荣。

文学家欧阳修、范仲淹，宋代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著名的画家张择端等，早已为人所熟知。著名史学家宋祁，原来就是东京雍秋（今开封市杞县）人，曾在东京任翰林学士，撰写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北宋时期东京的科学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许多领域不仅居全国之冠，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行列。苏颂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我国中世纪杰出的天文仪器，被誉为后世欧洲天文钟的祖先。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是从北宋开始逐渐被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当时，东京设有大型的火药作坊，成功地研制了火炮、火枪、火箭等。有关技术人员还把火药和猛火油（石油）相结合，制造出一种攻城拔寨、威力无穷的武器，点燃以后，若用水灭火，火势会更猛，并会顺水向上爬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科技成果。

曾在东京为官，被后人誉为“百科全书式人物”和科技史上的“坐标”，并参与过王安石变法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对毕昇发明活字版的记录，是世界上首次对活字印刷术的文字表述。他还在太行山发现了海边才有的贝壳化石，推断那里曾经是古老的海岸线。其他如王惟一发明铸造的供学习针灸使用的“腧（音数，人体上的穴道）穴铜人”以及冶炼、印刷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北宋东京城内还有众多文化娱乐场所，时称瓦子，又叫瓦市。当时最大的一处瓦子叫桑家瓦子，分为中瓦和内瓦，共有大小勾栏50余座。中瓦子的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的夜叉棚、象棚，每棚都可容数千人。

在瓦子里，经常演出戏剧、曲艺、杂技、魔术类节目，如踏索、攀竿、悬丝傀儡、猴呈百戏、小唱、小杂剧、学相生（口技）、说书等，还有“楼里藏身”等马术表演。另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在船上表演的“水秋千”，船上立一秋千，人荡到最高处，顺势翻着筋斗跃入水中。它将荡秋千与跳水表演合为一体，十分精彩，有很高的观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