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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留美学成归国的胡适，凭借一场“文学革命”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短短几年时间就超越了梁启超，成为了学术界、思想界备受关注的领袖人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面临危机与挑战的情况下，胡适推崇西方文化、价值观和体制的现代化改革。

他主张中国需要彻底接受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模式，也就是“全盘西化”。

然而，胡适的观点也引发了争议，一些人认为他过于急功近利，破坏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

而国学大师钱穆就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

由推崇到反目

清朝末期，中国社会和政治陷入混乱和腐朽，加之外国列强入侵，国内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推动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次尝试，却还是在保守派的反对下以失败告终。

但这也激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愤怒和不满。

文人学者们纷纷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体制，思考着如何推动中国的近代化发展。

1917年1月，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一场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此文的作者，在美国留学七年的胡适，也因此备受关注，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军人物。

年仅26岁的学者正是春风得意，一跃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而彼时彼刻22岁的钱穆，正在家乡江苏无锡的一所乡村小学任教。

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学界领袖，是西化派的重要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

若以如今的目光来看，胡适和钱穆二人在思想与论学上的矛盾，显然是无可避免的。

不过当时，两位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却并非是初见就对立，而是逐渐反目的。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次高潮，胡适之名，钱穆也正是在这一次席卷中国的运动中知道的。

平日里他读古籍经典较多，但对于当时的学术思潮，也并非一无所知。

《新青年》杂志也是逐月拜读，胡适的文章他看过不少。

受那篇《文学改良刍议》的影响，在小学任教的钱穆亲自试验了白话文和白话课本教学的利弊，并写出了研究文章。

1923年胡适与梁启超开国学入门书单，胡适列出的书目里有《三侠五义》，却没有《史记》这样的经典。

可钱穆1925年发表在《新教育》上的文章仍称，“梁、胡为并世大师，其言当信”。

钱穆也表达过对胡适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肯定，对他的许多见解也十分认可，在早年的研究中甚至直接引用过胡适的研究成果。

1928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钱穆还公开声称自己研究子学的方法受到了胡适的影响。

1929年二人初次见面相识，转年来二人又都在北平任教，接触也日渐增多。

八年的交往中，二人常有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钱穆也会到胡适府上拜访。

由以上种种便可看出，钱穆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完全排斥胡适的观点，甚至也曾视他为学界领袖，对他颇为尊崇。

全盘西化

作为西化派阵营中的领导人物，胡适还算是一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他很早就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如果知识分子只热衷于主义却不深入研究社会问题，那么给中国带来的将会是灾难。

然而变革的时代本就是激进的时代，启蒙运动不断受挫碰壁时，整个民族都在渴望着一条捷径的出现。

急于求成的结果，便是思想越发激进。

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似乎观点越是偏激，就越容易得到认同。

胡适身上备受争议甚至为人诟病之处颇多，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的一些偏激言论以及“全盘西化”的观点。

“全盘西化”这一概念，是胡适1929年在所作文章《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提出的。

在他的观念里，中国的文化想要调整和更新，就必须借助西方文化的推动。

为了实现近代化，中国必须全面向西方学习，采取全盘西化的策略。

胡适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是积极的，对那些封建思想、糟粕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是深刻猛烈的。

但是，他的许多言论和观点太过偏激了。

他说“我们的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东方人的文明是“懒惰落后民族的文明”，甚至在演讲中提到文化侵略有益理论，一副“中国万物不如人”的态度。

“现代精神、物质进步，皆由西洋文化侵略得来的，若是反对文化侵略，这是不是开倒车使我们精神物质复原呢？”

胡适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至今广为流传——“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被弹丸小国打得满地找牙，被列强瓜分毫无还手之力，还有对“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的4.5亿两白银赔款只能听话照办、软弱无能的清政府。

亲眼目睹、经历这奇耻大辱后，在极度愤懑的情绪下，发出这样的哀鸣和痛呼似乎也可以理解。

在《信心与反省》中，胡适曾解释道：

“我说的这句话不是要人的消极，而是要人的反思，不是要人灰心丧气，而是要人重拾信心。”

但由这一言论，仍可见胡适的偏激之处，由他的许多观点，亦可见他对于中国许多传统文化、制度乃至民族历史的否定。

因此胡适的一些主张，在当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和反对，而曾经对他颇为推崇的钱穆就是其中之一。

更生之变

钱穆晚年所著《师友杂忆》中，有写到他与胡适第一次见面的经历。

他用齐宣王见颜斶的典故来形容二人初次谋面时的不愉快，以“齐王终不前”来暗示胡适当时的倨傲。

两人在关于《老子》成书年代、儒学起源，以及《坛经》作者等争论上都有着不少分歧，但也可见钱、胡二人在初次见面后仍有进一步的接触交流。

正如前文所述，二人相识之后同处一城，时有书信往来和拜访。

所以钱穆提到的与胡适不愉快的初见以及有些糟糕的印象，或许并不全是他当时的感受，而是五十多年来对胡适的了解以及印象的总结。

因为大概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钱穆与胡适就逐渐开始疏远对立了。

20世纪初，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失败革新，中国被迫开放。

知识分子们把救亡图存视为使命，在猛烈的反思与批判中，各种观点孕育而生，相互碰撞。

而使得钱、胡二人反目的关键问题，正是两人不同的文化观。

钱穆生于1895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耻辱的一年，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千年大梦初醒。

变则存不变则亡的现实使得新思潮渐渐萌生，而在这一时期长大的钱穆，自小就受到了许多新思想的影响。

他小学时熟读三国，被老师知道后，就劝诫他不要再读这种书。

《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因为中国一直以来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所以才会陷入这样的循环。

而像英法这样的欧洲国家，合便不分、治必不乱，可见它们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此番言论如今听来荒唐，可在当时，很多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和思考方式。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

“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

中国文化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然而发展到了近代，也确实陷入了衰颓和低谷，病痛亦随之而来。

因此在当时，整个民族都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且前所未有的问题：

中国的文化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

钱穆先生读书著书、讲学办学，一生伟业颇多。

可若是总结起来，亦可说他是穷尽一生心血，来思考、回答了这一个问题。

对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钱穆和胡适都认为中国需要经历文化调整和更新，也认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启发和影响。

但与胡适的“全盘西化”不同，作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钱穆始终认为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把中国文化所需要的更新称为“更生之变”。

所谓更生之变，并不是矫揉造作流于表面的，而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迸发出的一种生命力。

因为在钱穆先生的观念里，文化的调整不能依靠外部力量，而必须从中国文化系统的内部而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千百年来传承所形成的文化，“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

在他看来，近代中国文化只是走上了一个顿挫阶段。

若理解为不幸染病，那么自身的抵抗力，是足以抵御疾病的。

切实可行的自救之路唯有一条，那就是自身的文化复兴。

所以他的主张是，用中国文化内部的力量来“治病”，找回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

从1930年代开始，钱穆就把西化论视为“崇洋媚外观”，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西化倾向，有过很多次反省和批判。

在1937年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批评西化派生搬硬套，完全以西方国家为标准，却不顾中国实际国情。

而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更是痛批道：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乃不见其为病……转而疑及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

文化民族主义

钱穆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内涵与意蕴。

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信心，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但也积极学习西方文化，来探索民族文化的未来方向。

胡适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而钱穆则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写道：“中国人不爱中国，这是没有道理的。”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现存最优秀的文化，仅凭五千年来绵延不断的传承，足可证明中国文化的优越。

这并非是狂妄自大，而是在真正了解体悟中国文化后所产生的文化认同。

如果说1930年代后的胡适是书生议政，其改良主义立场和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产生了矛盾。

那么钱穆先生的主张可以说是因时而发，在抗战救国的艰难时刻，唤起了民族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

钱穆在努力复兴儒学的同时，也很注重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因为在他看来，不同民族的文化是有不同个性特征的。

而全盘西化的主张，是片面浅显的。

因为西化派只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与差距，却完全忽视了不同文化的独特个性。

在抗战时期，钱穆先生对于西方文化也表现出了认同和包容，他认为想要实现儒学的复兴，势必要融合西学。

中国传统文化虽是独立自成，但是拥有极强的消融能力，对于外来文化，也一直在不断地吸收融合。

中国的文化，并不会因为西学的传入而遭到破坏。

这不光是因为中国文化中的“中和”特性，更是得益于中国国民民性之宽大。

在采撷吸纳西方文化的同时，钱穆先生也一直坚定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

因为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以及西化派的主张下，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走到了一个将要被连根拔起的危急关头。

然而所谓民族本位，就是民族与文化不可分割。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精神和灵魂，若是失去了本土文化，那么民族也将失去生命力。

放眼古今，书生议政乃是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其本质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担当与救世情怀，而非空想空谈。

钱穆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并非完全脱离实际，而是看到了社会中的问题。

虽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并没有按照他理论中所说的那样展开，实际问题也没能得到解决。

但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为未来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也能给国民带来深刻的启发。

参考文献

[1]肖向东;.“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评[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6).

[2] 罗义俊.论钱穆与中国文化[J].史林,1996,(4).

[3]陈勇.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J].史学史研究,2011,(03):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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