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本文为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让-路易•罗卡（Jean-Louis Rocca）和青年中国研究学者清源（Camille Salgues）今年发表于法国网站的对话，原题为《论中国博士生的悲惨世界》。对话发表后在法国中国研究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此后，法国《世界报》记者Agathe Charnet进行了深度调查，写成《中国留法学生：失败不是选择》的专题报道，引发了法国社会自佩皮尼昂大学中国留学生刺死教学秘书案、土伦大学文凭案之后关于中国留学生的又一波大讨论。

近年，中国赴法攻读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人数呈增长趋势，但由于两国文科人才培养体制差异巨大，学生的留学生活、实验室工作境况皆令人担忧。罗卡教授作为法国社会学家、中国研究专家，除了担任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所研究员一职外，2006-2010年还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副教授。几十年的中国研究经历，让他对该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按】

我们非常感谢陈振铎翻译这篇访谈。在此想对中国读者简单地阐述下访谈背景：这是在科学博客发表的、为法国公众写的论战文章，如果针对的是中国公众，我们本应介绍更多东西。我们非常希望引起法国同行的注意，尤其是那些接受了中国博士生申请的法国教授，请他们理解法国学者面对的中国学生的困难。

在法国课堂里上课的中国学生

某些留法文科博士：说不好法语，自己埋头苦干，答辩成耻辱

清源：由于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博士生的境况大不相同，我们首先明确讨论对象是在法中国人文学科博士生的情况。做自然科学博士论文，大部分的研究阶段都用英语进行，无论什么国籍的学生基本都能在短期（最长3-4年）内完成论文。理科生注册进入某个实验室，日常生活就是在那里做实验。

在人文学科中，这些是不存在的。人文学科的博士论文对所有人，包括法国人自己来说都是个难题，这不是什么秘密。做人文学科的博士生，意味着你要在同龄人工作时继续学业；而当完成学业，你在法国几乎找不着工作。这就导致了某种特殊而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是个人的研究热情，另一方面则是学校体制和就业环境带来的失落和痛苦。然而，对中国博士生来说，不但完成论文困难重重，背后的博士生、学校、导师之间不言而喻的道德契约也扭曲了，这更加重了博士学业的困难。法国近十几年的危机减少了人们对青年很快成家立业的预期，但在中国，这些期待却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加剧：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学业、进入职场、建立家庭被看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罗卡：这些学生到国外学习通常未经仔细比较和选择。大部分中国学生的目标是在某个英语国家完成博士论文，这不仅是为了避免语言障碍，更是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高身价。留法学生也有把法国作为优先选择地的，但一般来说，这些学生需要更多准备。他们需要学习法语，初步了解法国教育体系和法式生活；对外国人来说，这并不容易。

由于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的增加，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学生来法国读博。他们要一边学习法语，一边适应新生活、新研究方法，有的甚至还得入社会科学的门。更糟糕的是，论文导师顾及不暇、实验室态度冷漠、师生间地位不平等、奖学金依靠“关系”、工作或有偿活动不断：这一切都让留学生活困难重重。中国学生在这些方面都处于弱势，更何况他们还有语言这道难关。虽然近来有的专业也可以用英语撰写论文，但如果想要学到些东西的话，还是得花很多时间学习法语。

最后一点，中国学生在情感和学业上并不一定都能融入法国校园环境。面对难关，中国学生通常选择自我反省和反思中国环境。大部分学生在获三年奖学金期间收入并不够，他们不得不外出工作，这反而更减慢了写论文的节奏。最终，在法国待了五到六年后，他们依旧说不好法语，也不太了解法国社会。

清源：中法两国的科研环境大相径庭。在中国，博士生的工作环境是非常职业化的：他们通常围绕在一个导师身边，常常可以见到导师，他们彼此熟识，进出同样场合，参加同样的课程，他们的等级由各自的身份决定（如博士生之间根据入学年份的不同有相对的等级划分），他们中的不少人一毕业就能通过导师找到工作。

相较之下，法国博士生虽然也很职业化，但科研环境却不像中国那么紧密有序。法国同一实验室内部博士生之间很少互相往来（不仅是中国学生！），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各干各的。但在法国，到处都有很多研讨会、论坛，为的是让学生能够互相讨论研究成果，而这在中国却很少见。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很难适应这些研讨会，正如你所说的，他们在中国的研究方法并非如此，语言也有困难。在中国，只要外国人会说一点中文，就会不停地得到所有人的赞许；而在法国，人们几乎不会对一个只会说一点法语的中国人显示出耐心和赞美。我想举两个具体例子。

首先是ZH。他研究中国地理，论文与他的硕士研究有关，主题十分宽泛。导师帮他缩小了研究范围，但依然太宽泛——关于中法某一主题的比较地理学研究。他之前几乎没有学过法语，只能在实验室的角落里埋头苦干，和同事几乎没有交流。他拿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所以必须在四年内完成论文。还好导师支持他，帮他解决了很多困难，但并不是真正的研究上的帮助。就这样，他得以按期完成论文，但他还远没有掌握法语，不了解他的研究对象在法国是什么情况。结果就是，他虽然勉强写完了论文，答辩却成为了一大耻辱：答辩委员会（除了他导师）公开表达了斥责。

另一个例子是WLQ。她进入法国大学学习得益于她原来的中国大学和该校之间的合作。两所学校科研上有许多合作，但在论文指导上完全没有联系。在学生项目中，法方学校有一位老师负责与中方沟通交流，而为了完成论文，中方学生不得不换专业到这位老师门下，于是WLQ获得了马哲硕士学位后申请了历史学博士！幸好她本身很有积极性，也开始了法语学习。中方和法方对她的论文课题没有任何商讨，和法国有关的部分也直接由中方决定，法方导师对此一无所知。WLQ埋头苦干了很久，她还向中方申请延期毕业，甚至找到一帮法国朋友帮她写论文，只可惜这些朋友中并没有历史系学生。然而，到论文最后完成时，问题还是出现了，导师坚持说自己不了解这个课题，需要向同事请教是否能准许论文答辩。WLQ虽然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法语，却说得很糟糕，她也从未在任何地方介绍过自己的研究，这样等到答辩日，情况可想而知。导师批评她“自以为是”，幸好答辩委员会中有一位来自中方学校的教授，挽回了一点局面。

通常导师对博士生总有很多象征性的暴力。这一部分是体制原因：在法国，博士生既是导师的同事（当然我们并不会把博士生纳入编制，因而并不会真正把博士生当研究同事来对待），同时又是他们的学生（导师可以训斥学生，撕碎他们的论文计划，扔到垃圾箱里，做所有不可能对同事做的事）。而当学生是中国人时，情况往往更加糟糕。尤其是答辩，它被学生认为是翻盘的时候，多年苦读后，他们终于可以在这个重要的仪式后被认可，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答辩是结束一系列耻辱的最后时刻。从这一点来说，研究法国的中国博士生更容易受到伤害。虽然留学法国为研究法国的学生带来了科研优势，但事实上，当论文课题关于中国时，原本蔑视学生的教授也会谨慎起来。

如何“诱惑”法国导师收中国学生：把他的书翻成中文，请他来中国开会

如何让论文过关：调动周围学中文的法国学生和博士同学互帮互助

罗卡：有时法国导师和中国学生之间的问题没有我说的那么严重，尤其是当课题关于中国而学生又能够“诱惑”导师，也就是说能够让导师觉得学生帮他打开了中国新世界的大门。由于导师对中国一无所知，他的指导仅限于方法，而学生又打算把这些方法带到中国学术界。他把导师的书翻译成中文，邀请导师到中国参加研讨会。

我们先验性地认为这也促进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与联系，而事实上，双方完全存在着理解上的障碍。一位学生原先的中国教授邀请了他的法国论文导师到中国，希望对方也能邀请自己去法国，于是这位法国导师在中国的数个礼拜都受到了贵宾级待遇。但这并不能促进真正的合作与交流。双方缺乏共同语言，而语言、方法和人际关系都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好一点的情况是，导师能够亲切地对待学生，但是由于缺少对中国国情的基本了解，他们无法指导学生的研究。学生因此只能独自解决困难、寻找资料、进行田野调查。由于缺少实践环境和经历，学生可能也无法掌握相关方法，不了解它们的使用背景。有时稍好一点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被邀请来帮助学生或加入答辩委员会，以保证论文的基本质量。在这种情况下，答辩进行得相对不错。答辩委员或许一致认为论文结果并不优秀，但看在学生仍“有功劳”，即便有很多批评也会以隐晦的方式指出，考虑到学生学习法语、适应新环境所付出的努力，功过相互抵消了。

比如LM，中国东部一所中等水平院校的学生，打算来法国读博。他曾在一所法国院校交流过一年，法语说得马马虎虎，拥有管理类硕士文凭，博士论文却打算做社会科学方向。他的父母已经准备好资助他。他将自己的简历和一份模糊的论文计划发给了数位教授，并针对每个教授的不同偏好作了细微调整。他收到了一位导师的回信，要求他明确研究课题。他回复称自己已准备好研究任何课题，并对教授的研究方向尤其感兴趣，希望能够让教授了解中国。最终，他们商定好一个课题，LM来到了法国。

LM花了五年时间准备论文，一边还做着兼职。多亏了他从前一位在出版界人脉很广的中国老师的支持，他翻译出版了两本法国导师的书。在另一位中国老师的撮合下，他还在两所中国大学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而作为交换，这位中国老师也被邀请到法国参加论坛。但由于他的英语水平不高，交流十分有限。在这些活动外，法国导师很少见LM，也从未出现在他的田野调查地，只有学生自己努力工作，试图利用适合法国的方法，然而他对这些方法始终知之甚少。答辩能如期而至，很大程度上仰仗了他的法国朋友（主要是学习中文的法国学生和博士同学）的帮助。论文写得马马虎虎，还算过得去。导师告诉评委（大部分他都认识），论文不算优秀，不过在中国不存在评语这回事，给个过得去的评价就够了。导师强调了学生遇到的困难以及克服苦难的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提到的这些例子中，如果学生能够调动周围的人互帮互助，帮助他完成论文并且重新审阅，事情会顺利得多。这种语言上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学生几乎不可能独自用马马虎虎的法语完成论文。

罗卡教授在接受采访

将来最大的留法外国学生群体：可不可能打破西方与东方/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结构？

清源：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已经结婚，少数人还有孩子。考虑到他们的年纪，这在情理之中。三十岁上下还在大学里读书，也不像医学生那样进入职场，这在我们的社会里也是反常的。但在中国，尽快成家立业生子所带来的社会压力远比法国大得多。尤其是若一方在法国读博，家庭被迫分离，距离带来了繁重的人力成本，而有时配偶与子女会跟随博士生来法生活，这更加重了经济负担。于是，本来这些博士生在学业上就缺少指导和职业化体系，再加上这种成家生子的压力，一切都更加糟糕。

当然，不仅是中国学生，这一点在外国留学生中也很普遍，尤其是那些来自在语言及校园文化上与法国大相径庭的国家的学生。但有一点是中国独有的，那就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也是造成现如今这些困境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比起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留法中国学生的数量要多得多，他们的资质也就相对一般。而来法国完成人文科学博士论文的拉美留学生则大都来自经济和文化资本雄厚的家庭。中国留学生即将成为最大的留法外国学生群体。

最后一点，这些中国学生的地位以及他们与法国导师之间的关系始终被置于南北（译者注：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被支配与支配的框架之中。在这种框架中，中国处于被支配的一端（尽管新的经济关系已经产生）。假如每有一个中国学生来法国读博，就会有同一导师门下的一个法国学生到中国读博，比如以双方共同指导的形式，那么我想情况会大有不同。然而事实上，这并不可能。学生与导师之间的交流总是单向的：法国教授想要通过建立和中国的联系增加学术资本，而中国学生却是绕了一圈从法国研究中国。在这种关系中自然也就出现了误解和象征性暴力，正如我们提到的例子一样。而在我看来，你所说的“诱惑”法国导师的必要性也就自然被纳入其中了。

罗卡：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呢？最理想的显然是改变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一个短期内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中法院校间稳固的合作机制，并由对研究项目真正感兴趣的人来领导团队。

我曾经参加过高师两场非常棒的论文答辩，一篇是博士论文，一篇是在高师完成的硕士生论文，两篇论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合作指导。这些中国学生不是毫无准备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他们是受过指导的。我不知道这个项目有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最后还要提一下北京中法人文社会科学代表处，它在2002到2011年期间帮助中国学生赴法读博。该项目提供法语课程、法国学者主持的研讨会以及法国实验室短期游学奖学金。那时这个项目确实非常成功：一位学生成功通过了巴黎高师的国际选拔考试，其他学生则完成了很棒的论文。这些学生都经历了一到两年的准备期，从而得以迅速融入法国的学术环境。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学术界的某些反对声音以及拖沓的官僚作风，代表处已于2011年关闭。但这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体系正是改变现状所需要的。

译者注：本文中的“高师”一词需作界定。法国高师和巴黎政治学院一样，不属于“大学”（université），而是“高等学校”（grande école）。目前和中国合作的主要有三所高等师范学校：巴黎、里昂、卡尚高等师范学校。作者提到华师大的合作是和高师系统签订的联合培养计划。作者认为这类联合培养提高了学生适应法国学习的能力。

译者陈振铎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法国中欧城市学会召集人、杭州师范大学教师。个人相关文章参见公号《边城记》（Deau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