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言必曰清华北大，这两者之所以声名显赫，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辈出，大师云集，正如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0世纪20年代，清华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聘任了当时最有名望最杰出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这四位大师，每一位都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因“国”而“一生善变”的长者—梁启超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近代国学大师。"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早年鼓吹改良变法为人所熟知，1917年退出政坛，期间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18年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和文明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复归传统，也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也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及子学科目录学、图书馆学、佛学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和建树，不乏真知灼见，尤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享年56岁，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梁启超是近代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其中《少年中国说》曾入选中学课本，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和进取精神，“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朗朗上口，如山石崩裂，传诵不衰，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当时四导师中名气最大，年纪也是最大的，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学贯中西、“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陈垣并称为"史学二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曾兼职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曾两次聘请他为教授（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皆因故未就，抗战期间两拒日方重金相邀，解放前期，还拒绝傅斯年去台湾、香港的邀请。

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很多教授也常听他的课），因为被称作“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家学渊博，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国史精熟，且勤勉不辍，还留学数载，青年时期遍求西方知识殿堂，如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等，他积蓄各方面的知识，且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使他在研究史学方面得心应手且有得天独厚优势，中外皆通，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当时的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年仅36岁。陈寅恪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大家称他为“活字典”。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历史评价：

历史评价：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甲骨巨擘自学成师的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静安，初号礼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戏曲等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是中国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且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政治上保守，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甲骨四堂之一，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

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令人扼腕叹息!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梁启超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郭沫若

“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伯希和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胡适

语言学之父、哈佛精英—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罕见的语言天才，字宣仲，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赴美留学第2批留学生，先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语言学，期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物和哈佛大学。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导师。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1938年，他再度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学，经过6年潜心研究，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

赵元任先生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为中国语言学开辟新路，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