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