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于2003年，那时我从川大引咎辞职转到北大，书出恰逢非典，数月后疫情解禁，而京城出现一股“国学热”。一时从刊物到报纸以至于电视台，忽然都对国学有了兴趣。犹忆数月间接到的采访和演讲、“对谈”等邀请，每周至少两次。有些邀约者本是熟人，其余也多通过朋友介绍而来。我当然知道参与这些活动必会帮助书的销售，但若频繁“出镜”，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所谓“公知”。且我到京即给自己定了规矩——不在北京演讲。于是不得不拂了各位旧雨新知的好意，闭门读书教书，国学也就没在我这里“热”起来。

书的版权应是2013年到期，然从2011年起，就有好几个出版社陆续来探询再版之意。初版写作时很多史料如《国粹学报》《政艺通报》等都还难觅，所以书中所引的史料比较厚重，希望能让读者可以据史料以验证我的看法。后来那些史料慢慢有了重印本甚至电子数据库，与读者分享的意义就没那么大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出一个较大幅度的修订版，将引用较详的史料删略，使书中的见解更明晰，以利更多专业而非“专门”的读者。遂向这些出版社致谢，请朋友们以后再联络。

忽忽好几年过去了，修订事竟未提上工作日程。到2016年，原版的三联书店自己来联系了，说是要放在收纳近几十年学术原创作品的“当代学术”丛书里，而且是德高望重的孙晓林女史亲自出面联络，就不能不欣然曰诺了。虽然如此，起初仍计划不大改也要“中改”。遂开始把原来的自序改写为新序，并从第一章起调整结构，旋又因他事而搁置。这些年真是每天都在“穷忙”，其实也不知在忙什么。学无寸进，杂事却日多，而文债尤重。转眼合同签了五六年，整体的修订一直没能进入工作日程，感觉实在不好意思再拖了。

实则改与不改，内心都有些矛盾。盖历史叙述当追求“文如其事”，史迹本“变动交互”，史体亦当随之（刘咸炘语）。裁去一些资料固然可以更加清晰地彰显作者的诠释，但历史本身是丰富的，太过简明则可能失真。且即使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历史学人也并未因此放弃史学诠释的责任，而把判断留给读者来完成。就历史撰述言，昔人写作追求的是言有余韵，现代学术也讲究说话要有分寸，在此基础上，要写出流畅通达并富有穿透力的文字，即使不受史料丰约的影响，也是极费斟酌的事。如何可以提供较多的史料以“随人观玩”（陈寅恪语），同时把自己的诠释表述得不那么余音绕梁，仍是我努力的目标。

况且不论是“国家”与“学术”的关联互动，还是“国学”本身，都是近代的大事。它们的前世今生，与二十世纪以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乃至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这些年尽管在做别的题目，相关史料一直在留心，也有不少新的看法和想法，已积累下二十多万字的半稿，故本书即使大改，也未必都能整合进去，或许只有慢慢另成一书了。

经过再三斟酌，乃改变想法，先将此史料丰富的“详本”留给专业读者，以后若时有余裕，再为不那么专门的读者写一个以旨趣见解为主的“略本”。故这一版仅改正已知的文字错误，对个别文字略作调整，舍去尚未完成的新序，仍存原序，第一章的结构也依然旧貌，可以说没怎么改。经过十多年的纠结踌躇，竟是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声惭愧！

从2003到2022这二十年间，对国学的认知以及国家与学术的关系，显然是有变化的。昔年读过此书的人，在二十年后重读同一本书，是否会读出与前不同的新意？甚至2022年的在校大学生，有些就是2003年及其后出生的。本书对他们而言，与二十年前大学生的观感，必有异同；或也只能借杜樊川所言，“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面对不同的语境、变化的读者，本书探讨的问题，既在时间中延续，或也像歌曲的旋律一样，在重复中生成新的韵律流淌。正如百年前国家与学术的问题，在今天仍启迪着后人。无论如何，本书二十年后又再版，对于读者和出版社的厚爱，个人是十分感动也特别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