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作为博学多才的现代国学大师,在其有限的教育活动中力倡国学教育，以讲授、传承国学为己任，因而在本质上更像是一位国学教育家，其独特的国学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值得我们总结。

马一浮生活在国学衰落、西学日炽的剧变时代。自清末以来，从古代的传统教育到现代的新式教育的最大差别不仅仅是形式上的，

更主要是内容上的。中国的传统教育上自太学下至村塾虽有分科，但都不出四部。随着传统教育在现代的衰落，儒学教育不仅完全边缘化，而且学生、教师都已严重流失，这些无疑成了马一浮力倡国学教育的重要背景。马一浮自己虽然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学教育，没有受过正规的新式教育，但他对新式教育的弊端却能看得透彻。他认为新式学校教育之弊主要在以追求知识技能为主，只注重培养分科的专业人才，却不注重人的德性的培养和人格气质的养成。他说：“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世用，则心性非所先。”正是痛感传统国学教育已不可能在现行教育体制内推行，马一浮才毅然辞去教育部秘书长的职务，后来又多次谢绝北大、浙大的礼聘。

在1938年3月到1942年年底这段时间，马一浮受聘于浙江大学主持国学讲座，而后又在四川乐山复性书院担当主讲。尽管他讲学时间很短，但积累了一些可贵的教育实践经验，还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尤其是将他的讲义汇集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等著述集，为我们系统了解其国学教育思想留下了宝贵资料。

马一浮认为，教育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六艺之学”。他说“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有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六艺之道……圣人用是以为教，吾人依是以为学。教者教此，学者学此。外乎此者，教之所由废，学之所由失也。”“六艺”不仅是学者对于“六艺”的学习，还可以达到为学的最高境界，即通圣。故他说：“圣人以何为圣？圣于六艺而已。学者以何为学？学于六艺而已。”在马一浮看来，六艺既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同时也指以整个儒家学术为主导的国学，“今楷定国学者，即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这样，马一浮就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逻辑关系，即教育最重要的是进行国学教育，而国学的主要内容是六艺之学，也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学术。依据这一逻辑，我们自不难理解马一浮对国学教育所一贯坚持的态度。早在民国初年蔡元培任教育部长，聘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时，马就针对蔡等新派教育家的废经主张，坚决主张经不可废。由此发生冲突，不足半月，马即辞职回家。这不仅表现了马一浮特立独行决不违志做官的学者人格，也表现了马一浮在文化教育视野上具有的远见卓识，即他能够在“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浪潮中认识到保存国学命脉的重要性。显然，马一浮的国学教育观念是难能可贵的。所以，马一浮抗战期间在浙大是以国学大师的名义开设国学讲座的，而其内容正是六艺之学。马一浮关于“教育――国学教育――六艺之学”的逻辑思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正式提出的。此后，马一浮在创办和主持的复性书院中，也明确坚持书院以国学教育为主要内容：“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源，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在具体的国学教育方法上，马一浮也主张用传统国学教育中所实行的经典教育、会通教育和书院教育等基本方法，明确界定国学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培养不同于现代学校体制的“通儒”和知识精英。这实际上是强调通过本国固有传统文化的教育以重新恢复人心之正、培养德性、变化气质，强调教育应超越于具体实用的知识性领域，而达至能够从内心领悟到某种“足恃于内，无求于外”的灵魂充实与人格培养的人文价值的实现。可以说马一浮在基本教育理念上，是始终坚持了以六艺之学为核心的国学教育立场的。

那么，如何理解“教育――国学教育――六艺之学”这样一个逻辑构架呢？马一浮是这样论证的：他首先认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不仅统摄中国传统学术，而且统摄西来之学甚至一切天下之道。而六艺为什么能该摄一切学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六艺之学是符合人自身的心性要求的，是其心性的自然展开。马一浮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强调人的“性德本来具足”，六艺之道正是这种生命德性的外化形式。马一浮说：“六艺为吾人性份内所具之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此性德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这样，马一浮就将其六艺论思想与传统儒家的“心性论”哲学思想贯通起来，进而提出了“六艺统摄于一心”的命题，来进一步深化他的六艺论，以支持其“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观点。正因如此，马一浮在浙大的“国学讲座”一开始，就强调国学的学习和教育，须首先辨明以下几点：“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骨董。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四、此学不是凭籍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一浮在打破各种学术思想的樊篱，主张“不分近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在儒佛道之间进行会通融合以及“中学”与“西学”的相互比较所做的努力中，蕴含了对于儒家与佛、道以及西方学术之间进行比较和沟通的较开放的文化关切，一种深刻而内涵丰富的大文化观下的国学教育思想。同时，它也体现了马一浮在传统与现代激烈冲突的时代，仍然坚信国学有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存在，并能为如何解决近现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如何重建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和思想秩序，实现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一种探索，即他希望通过强化国学教育以挽救在西学冲击下处于末世的中国学术，因而以存留国学的“读书种子”，从心性本原上疏解中西文化的紧张与对立，从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谋求新的出路。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马一浮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