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刘**，1950年调入空军工作。我自然受影响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认识了不少在空军工作的前辈。他们对空军的建设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下文的这五位，我有机会知道的多一点儿，印象更深一点儿，尽管是管中窥豹，一鳞半爪，仍觉值得写出来，留下来。

蒋道平百度（蒋道平是中国志愿军吗）

吕黎平

父亲从二航校提前毕业，于1951年7月赶赴太原，出任四航校政委。校长是吕黎平。驻地在大营盘，阎锡山当年的军营。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平房，据说是阎锡山住过的房子。面南一边六个房间，中间被大门分开，一边三间，自家的小门门对门，我们家住一边，吕叔叔家住另一边。我那时已经上小学二年级，吕叔叔的女儿还很小，我们玩不到一起，因此没有进过他们家。

吕叔叔是飞行员，平时飞行穿的皮夹克，还有飞行帽、飞行靴等，或挂或放在门口。偶尔还看到吕叔叔身着飞行服出来。我是刚刚从大西北走出来的“土包子”，看到这些，觉得很神气，很了不起。

1948年，在东北老航校。

后来我到北京上育鹏小学住校，记不起具体时间了，我在船板胡同（现在的东四十四条）西口走路，突然一辆轿车停在我身旁，吕叔叔从车上下来让我上车。原来他已调任南苑空军指挥员训练班主任。于是我跟着他到南苑机场他家里过了一个周末。由于当时年幼，没有问过他是专门去学校找我，还是在街上偶然相遇。很长时间我都以为是偶遇，现在回头看，应该是他特意去接我。

1957年夏，父亲到大连出任空三军军长。不久吕叔叔也到长春出任空一军首任军长。这样父亲和吕叔叔又算一起在东北工作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听说吕叔叔和在新疆学飞行的那批前辈都被整得很苦。等“文革”结束后，陆续看到那些人被解放出来，吕叔叔却见不着。他解放得稍晚一点儿。80年代末期，我到沈阳出差，专门去他家看望。他那时身体已恢复得不错，精神也很好。家中儿孙满堂，热闹得不得了。

直到90年代后期，陆续看到一些吕叔叔写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吕叔叔经历过不少历史重大事件，经历坎坷而不平凡。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是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一局的作战参谋，又经历了西路军的严酷奋战。他是新疆航空队飞行班的班长、首任支部书记，首批放单飞。他是老航校的训练处处长。

父亲的回忆录出版后，吕叔叔看了很高兴。后来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四航校时，父亲回忆的那几件事，他也写了。可见那些事情对他们而言都是难忘的。

栗在山

我认识栗在山叔叔是1957年秋天。那时父亲到大连出任空三军军长，栗叔叔是政委。

空三军是空军组建最早的军。组建后不久，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1953年，由栗政委带领在朝鲜设置了一个空军指挥所（空军在朝鲜唯一的指挥所）；二是1955年空三军进驻大连（当时叫旅大），接替了前苏联一个空军军的防务。

每支部队都会有一些对部队首长的传言，空三军也不例外。我听到的有关栗政委的传言，先是说他给刘少奇主席当过秘书，有文化，有水平。后来的则更传奇。1958年，栗政委被中央军委调任神秘的二十基地政委。空三军内对他的这次调动传得神乎其神，说是军委在全军选人，保密，查三代，还要查亲戚关系，万里挑一才能被选上。

栗叔叔离开大连后，一头扎进荒无人烟的西北戈壁滩，领导组建了神秘的第二十训练基地，扎根戈壁，隐姓埋名，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建立起规模宏大的导弹、卫星发射试验靶场（中国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成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摇篮，“两弹一星”精神的发祥地之一。他直接参与组织指挥了发射第一发导弹，第一发国产导弹，第一发导弹核武器，还有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那时这都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发射试验任务。毫不夸张地说，栗叔叔是中国导弹和卫星事业默默无闻的，主要的开拓者之一。

1965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视察二十基地。左三，栗在山。

我在新疆看过生产建设兵团初创时期住的地窝子，基地初创时应该也是这个样子。栗叔叔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创建基地的艰辛，不由得让我想起一首熟悉的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栗叔叔是我军高级将领，在服从命令听指挥上，是我的榜样。

说二十基地神秘，在那时一点儿不奇怪。国家的导弹、卫星事业初创，一切都要绝对保密。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二十基地已经分割成多个基地、部队。现在众所周知的酒泉航天城、西昌发射中心、太原发射中心，还有西安测控中心等等，都是原来二十基地（中国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分割而来。

栗叔叔在大连时，工作、生活条件都很好，独自住一栋楼，马沂阿姨是大连铁路局的领导干部。他们都很传统、很孝顺，双方的三位老人一直和他们一起生活。在栗叔叔备尝艰辛坚守基地13年期间，马沂阿姨在北京居无定所，带着由三位老人和四个孩子组成的一大家子人，搬过四五次家。

父亲同栗政委共事时间不长，一年都不到，但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到北京上中学和大学期间多次去他们家，无论他们当时条件怎样，栗叔叔和马沂阿姨待我都像家人一样，总是很亲热，很关心，令我至今难忘。

栗叔叔一直到离休后，搬进了国防科工委的干休所才算定居下来。我去他们的新居看望，栗叔叔很高兴，让我楼上楼下到处看了一番，看来他对新居比较满意。可惜这种舒心日子没过多久，马沂阿姨不幸先走了。又没过多久，栗叔叔因为脑卒中半身不遂，以后就行动不便了。我真心为他们惋惜。

杨大伦

知道杨大伦叔叔是在大连。也是听到传言，说新来的政治部主任只有左胳膊，但是会游泳，会打乒乓球，还很会讲话，很了不得。不久我们家就离开了大连，没有见过他的印象。

杨叔叔1963年就当了空三军政委，以后又升任沈阳空军副政委，空军后勤部政委。但转来转去，又到兰空担任副政委。正好父亲也在兰空，他和我们住得很近，这样就熟悉了。

但是真正同杨叔叔来往多，是在他离休入住幸福村干休所后。我住的地方离他不远，我去看望他，开始他给我讲他怎么练习写字作画，让我看他的作品。他很勤奋，他的字画堆满了他的书房。让我难忘的是，杨叔叔还特意到我家去看了看，送我一幅他写的大篆。怕我不认识，还在字的背面写上是什么字。有次搭他的车经过东直门内那个簋鼎，他先问我认识不认识“簋”字，又给我讲“簋”字的来历。我一边听，一边佩服他的渊博好学。

离休后

后来接触多了，杨叔叔也给我讲他的经历。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辍学了，同同学相约去找革命队伍，最后只有他走到延安参加到革命队伍。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已担任了团政委，在一次残酷的战斗中负伤失去了右臂。当地老百姓对他很好，在那里养伤一个多月才恢复过来。离休后，他特意回到那里，去看望还有没有照护他养伤的老乡。

他也讲他在“文革”的经历。“文革”对空军前辈是一场几乎不间歇的风暴。杨叔叔自然也受到风暴的影响，但他心胸开阔，不计得失，淡然处之。

父亲2006年在空军总院住院后，杨叔叔也不时去住院。他经常到父亲的病房去看望。他是个很活跃的人，故事多，说话幽默。他一来，就很热闹。那时他还经常游泳。我羡慕他身体好，精神好。没有想到，一次游泳后，一个星期左右，杨叔叔突然走了。真可惜，一个这样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独臂将军就这样没有了，令人怀念。

吕茂堂

吕茂堂叔叔1959年刚到空三军工作时，引起大家惊讶。

父亲到空三军时，除军长、政委外，两个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军衔也是少将，一共5个少将。吕茂堂叔叔仅仅是上校就出任副军长，让大家感觉意外。

他来后不久，1960年父亲调任昆明空军指挥所主任。父亲接令后紧急得连家都无法回，直接从青岛飞到昆明。母亲带着我们搬家，一大堆麻烦事，父亲都无法管。吕茂堂叔叔安排人为我们买火车票，送我们上火车，帮了很大忙。

1968年，吕茂堂叔叔升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负责首都防空。怎么看这个岗位的重要性呢？看看空军在这个位置上安排的人就明白了。吕叔叔之前，是方子翼在这个位置上。方子翼叔叔是老红军，新疆航空队成员，同吕黎平叔叔一起最先放单飞的。抗美援朝时，他是空四师师长，最早同苏联空军配合参战，摸索出空军空战的经验，取得了辉煌战果。1959年，方子翼叔叔就出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一直到“文革”掀起新疆冤案连累上他。方子翼叔叔自己回忆，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蹲指挥所，负责作战和训练。

1970年，我工作调动到北京空军所属部队。吕茂堂叔叔见到我，让我利用报到前这段时间结婚，再去看看带病工作的父亲，对我十分关心。

“九一三”事件后，吕茂堂叔叔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了好几年。他的问题从严重，到比较严重，再到一般，拖拖拉拉十来年，才彻底结束了审查，恢复副兵团级离休待遇。曾经准备让他去某军区空军当顾问。吕叔叔慎重考虑后，没有接受。审查期间，他家也因他的问题动荡不定，隔离时，见不着；后来住招待所；再后来住师级干休所；最后住进北空兵团级干休所。

2007年8月，同原空十五师战斗英雄在人民大会堂相聚。左起，韩德彩、吕茂堂、吴胜凯、蒋道平。

抗美援朝时，吕茂堂叔叔是空十五师副师长。如同方子翼叔叔指挥的空四师一样，空十五师也战功赫赫，一共击落美机51架、击伤16架，涌现出韩德彩、蒋道平、吴胜凯等著名战斗英雄。

吕茂堂叔叔从陆军调空军时已是团政委，在空十五师虽然是副师长，但他自己是空十五师第一批飞行员，是飞出四种气象条件的全天候飞行员，懂得空军业务，指挥作战主要靠他。正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出色表现，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才看中了他。

在我认识的前辈中，吕茂堂叔叔受“文革”影响很大工作和生活都发生过极大的变化。但他一直保持着乐观豁达的精神面貌。即使他一家挤住在北空的小招待所时，我去看他，他都高高兴兴地给我讲他的情况。空十五师他的那些旧部，一直非常尊重他，包括韩德彩，到了北京都去看望他。这让他感到宽慰，高兴。

段士楷

段士楷叔叔1950年同我父亲一起从一野调入空军，又一起在长春二航校干部队学习。我那时就见过他，但因为年幼，没有留下多少印象。我记得清楚的是他的夫人董立民阿姨和他的儿子，因为我们这些家属住在一起。

1951年6月，长春二航校干部队同校领导、教员和顾问合影。前排左三，段士楷。

对段叔叔的历史情况能有一点儿了解，是最近的事。今年3月，他的女儿段晴不幸去世。段晴是北大教授，海内外知名的亚洲古代语言学者，纪念她的文章很多。其中有文章说，段叔叔的家族在山西很富有，段叔叔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考上了清华建筑系。当他到北平报到上学时，“七七事变”发生了，他于是赶回山西参加了抗日决死纵队。解放战争结束时，段叔叔已经是师政治部主任了。

结束在二航校的学习后，刘亚楼就看中了文化程度高，善于学习的段叔叔，把他放到了空军后勤部修建部，负责修建机场。机场是空军的基础，需要专门的专业知识才能干好。段叔叔的后半生没有离开过这个部门，最后担任后勤部副部长仍然管着修建工作。可以不夸张地说，空军的绝大部分机场都有他的汗水。

1970年，我休假回家，父亲（当时在南京）告诉我，段士楷叔叔来了。那时他是赶去杭州，扩建笕桥机场，为尼克松总统访华用的波音707落地做准备。

离休后，段叔叔一家搬进了空军幸福村干休所，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多次去看望他。他讲给我听的印象最深的事是，他为修建机场，到西藏阿里考察。阿里地区是西藏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5000米左右。医务人员告诉他，从阿里下去后，要休息一个星期，恢复一下身体。他自信身体好，又想着工作，没有休息就赶往乌鲁木齐继续工作。结果回到北京就发现心脏出问题了。

此后，心脏病就拖累着他，一直到去世。董立民阿姨走得更早一些。段叔叔的晚年，疾病缠身，生活孤独。现在段晴又英年早逝，我真心为他们痛惜。

这五位叔叔，都是我敬重的前辈。我虽同他们有接触，但不算多。粗浅的印象是，同许多老革命前辈一样，他们年轻时就投身革命，以后一直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即使历尽坎坷，经受曲折，忠心不变。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值得我永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