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年间，中国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大大小小的起义或者内乱，而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变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不过，由于捻军并未写入中学的历史教材，因此就显得少有人知了。本文主要讲解张乐行等领导的早期捻军运动，他们的失败教训对后期捻军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捻就是“股”的意思，因为他们经常群体出动，所以被称为“捻子”。这些捻子大多数来自于下层百姓，又和白莲教等有联系，是一些秘密组织。“捻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814年，可见捻子早在嘉庆年间就已经出现了。他们往往从事非法的活动，例如贩卖私盐、打家劫舍，美其名曰“劫富济贫”。他们集中成捻，分散回家，即“居则为民，出则为捻”。

张乐行

清朝咸丰年间，全国人口达到了4.3亿，人地矛盾非常突出。加上土地兼并严重、官僚系统腐化，以及鸦片战争的刺激，导致中国的社会矛盾被激化了。这个年代，发生的内乱不只是太平天国一个，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发生了叛乱。

捻子形象

捻军之所以出现于淮北一带，和这里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1851年，淮北一带已经是村村有捻，庄庄有捻，甚至许多州县官府都和捻子勾结。淮北的一带，处于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交界之处，属于“三不管”地带。这里的许多人为谋求暴利，就结捻贩卖私盐。

盐业在古代是官方垄断经营，商人必须要得到盐引（经营许可）才能够从事盐业。在这种垄断下，民间盐价较高，盐业就成为了暴利行业。于是，许多铤而走险之徒加入其中，贩卖私盐。古代，贩卖私盐是重罪，清朝地方也会派遣团练、军队去捉拿这些私贩。为了对付官府的追剿，捻子就集中起来，以武拒剿。

1851年，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而淮北的捻子也活跃起来，一份报告指出“河南之归、陈、南、汝、光，江苏之徐，山东之兖、沂、曹，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颍、泗为甚，凤、颍所辖蒙、亳、寿为尤。”其中最为著名的属于张乐行、龚得树部。张乐行是地主家庭出身，却以贩卖私盐为业。而龚得树是贫民出身，粗通文字。1852年，张乐行的队伍发展到了一万人。1852年11月，淮北的十八支捻军在亳州雉河集（涡阳）结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十八铺聚义”。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派遣精锐部队进行北伐，占领了淮北的凤阳、蒙城、亳州，归德（商丘）等地，捻军则趁机起事，扩大活动范围，或者配合太平军作战，甚至直接加入了太平军。

和太平军相比，捻军的纪律性差，没有根据地，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其军事活动主要以烧杀抢掠为主，是一种低级的农民运动。这种农民运动就如同癌细胞的扩散，其扩散到的地方，生产遭到破坏，广大的农民又被迫裹挟其中，形成恶性循环。

早期捻军的性质决定了张乐行不可能发动真正的反清运动。当时清军主要对付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捻军则是以招抚为主。张乐行在高官厚利的诱惑下，曾经三次投降了清军，又三次因为粮饷不足而反叛。捻军过惯了打家劫舍的生活，难以适应纪律的约束。

为了对付捻军，清朝任命工部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给事中袁甲三为帮办，前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巡抚。当时淮北的清军很少，周天爵等人只能采取招抚政策，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久，清朝让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负责安徽军务，英桂担任河南巡抚。他们采取的政策都是大办团练。

团练是对付“流寇”的最佳办法，因为团练可以充分将民间的力量调动起来。实行团练的村庄往往会结寨自保，推行坚壁清野之策，导致“流寇”得不到更多的补给，并且处处面临危险。久而久之，“流寇”必然山穷水尽。

捻军在受限于团练、清军的围追堵截，逐渐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1855年，各路捻军又在雉河集会盟，张乐行被推举为“大汉明命王”，将尹家沟定为“首都”，雉河集定为“陪都”。会议决定仿照八旗制度设置五旗制度，其中张乐行部为黄旗、龚得树部为白旗、侯士维部为红旗、苏添福部为黑旗、韩奇峰部为蓝旗，除了五旗之外，又有各种镶边旗和八卦旗、花旗、绿旗等。

张乐行为了转变过去捻军“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传统，颁布了行军作战条例十九条，规范军纪，“禁止抢掠，严缉奸淫”，并将斗争目标对准了地方官僚。不过，捻军一直都处于流动作战之中，打家劫舍的行为并未有多少的改观。

捻军拥有一定的骑兵部队，他们的作战方法是传统蒙古骑兵之法，也就是步兵正面作战，骑兵从两侧包抄，扰乱后乱，抢夺粮草，最后在歼灭军心不稳的敌军。这种作战方法对付少量的清军和零星的团练的确是有效的。捻军会盟之后，四面出击，由于清朝的主力部队都在对付太平军，捻军在淮北似乎如入无人之境。

1855年9月开始，张乐行带领捻军驰骋华北，击败了河南提督武隆额，围攻商丘。此战暴露了清军组织上的问题，为了统筹河南、安徽和山东三省的军务，清廷又让命英桂赴归德，督办豫、皖、苏三省剿捻事宜，同时抽调一部分防御太平军的清军北上，使得淮北的清军兵力达到了万人之上。

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了“天京变乱”，转攻为守，清朝得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付捻军。当年3月，英桂派遣各路清军攻陷了雉河集，捻军损失惨重。张乐行突围南下，攻占三河尖，得到了休整。等团练撤走后，张乐行又再次回到淮北。此后，雉河集之战继续展开，捻军又遭失败。于是张乐行再次南迁。

1857年，张乐行南迁后，决定和和太平军合作，而洪秀全也想将之作为北部的屏障，双方一拍即合。3月，太平军和捻军会师，捻军改换太平天国旗号，主要将领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册封。不过捻军并未接受改编，总体还是独立作战。

捻军南下后，清朝又进行了新一轮的部署，其主要的策略是防止捻军北上，等待机会进攻。当时太平军和捻军正在围攻固始，胜保带领支援，固始得以解围。随后，两军又围攻颍上，也被胜保的击退，可见两军合作并未发挥出理想的效果。不久，陈玉成带领大军进攻湖北，安徽兵力空虚，捻军只能独立作战。于是胜保趁机攻入，捻军失败，被迫撤退到六安。

暂时的困难动摇了捻军的军心，刘永敬、刘天台等蓝旗将领主张返回淮北，而张乐行、龚德树主张继续和太平军联合作战。双方僵持不下，龚德树冲动将刘永敬、刘天台处死。不久，蓝旗捻军就在刘天福、刘天祥的带领下重回淮北，捻军正式分裂了。

1858年，胜保攻克六安，张乐行转移到了淮东。在淮东，捻军又迎来了新的一轮发展机会，他们攻占了运河两岸多座城市，切断了南北交通，也为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北大营提供了条件。不久，张乐行被洪秀全封为了“沃王”。

而淮北捻军也在北方迅速壮大了，他们发展到了几十支，军队多达几十万。1860年初，李大喜、张宗禹等带领3万多淮北捻军攻破了清江浦。9月，张敏行、姜台凌又带领4万捻军攻入了山东，一路上洗劫了四府二十县。捻军所到之处，如蝗虫过境，寸草不生，民生凋敝。他们一走，就立即出现了白莲教“起义”，黄淮一带陷入大乱。

慈禧太后派遣僧格林沁到淮北对付捻军，僧军装备较为先进，但是僧格林沁对捻军流动作战的方式不太适应，出现了三战三败的局面。然而，南北捻军现在已经到了末日。在南方，由于太平军逐渐陷入被动，淮南捻军也失去了靠山。1860年后，清军在淮南大规模反攻，淮南捻军所占之地仅剩定远一城。在安庆之战中，捻军的孙葵心、龚得树战死。1861年，安庆陷落，张乐行见淮南不保，就将定远交给太平军，然后重返淮北了。

僧格林沁也很快适应了捻军的流动作战，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山东的白莲教军队，又消灭了首鼠两端的苗沛霖团练，扑灭了商丘的金楼寨起义，随后会同各路清军进攻雉河集。张乐行北归后，立即和淮北捻军汇合，集中了20万大军死守雉河集。此战，捻军惨败，其主力部队基本全军覆没，淮北的基地也纷纷丢失。

雉河集失败后，张乐行带领家人投奔蓝旗捻首李四一。李四一表面殷勤款待张乐行，暗中派人通知宿州知州英翰。就这样，张乐行被捕，最终被僧格林沁斩杀。而转移到河南、湖北一带的捻军最后和太平军的残余势力汇合，改编成为了新捻军，他们后来卷土重来，甚至助推了西北回乱，给中国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早期的捻军，始终是低级的农民运动。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没有稳定的后方基地，始终处于流动作战之中，也就是所谓的“流寇”。他们对社会只有破坏作用，起不到丝毫的建设作用。我们唯一可以肯定他们的只是破坏了所谓的“封建制度”，然而他们的制度本身就是低级的“封建制度”。这些问题，也是后期捻军必须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