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历史和近代史上，有一个避不开的历史人物，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经有过辉煌，也在国共早期斗争中，有一个称得上历史“逗号”的人物。他的人生过往上了我们的历史课本，在他的家乡，也为他树碑立传，供后人瞻仰。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大”，而就在第二个月，这个历史人物就加入了中共，少年时代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在广州大革命时期，他是广州政府的军界高官，是黄埔生中第一个获领中将军衔的英才。然而，就在其英年勃发之际，却死于国民党之手。可是很奇怪，这样一位中共早期党员，却不是革命烈士。

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位奇特的人物又是谁呢？他就是中共早期党员、中共早期重要的地方干部之一，民国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海军高级将领、海军局中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

李之龙，字在田，号赤显，1897年12月10日出生于湖北沔阳县杜窖乡。1904年，7岁的李之龙随父李国元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小读书，勤奋刻苦。

李之龙故里（李之龙浙江安徽商会）

自别乡关泛小舟，春风湖上只生愁。 榜人遥指武昌岸，客伴误期白沙洲。 非为两山开眼界，只因五经恋心头。 何时酌得故园酒，也话杜窑夜雨秋。

这是当年少年李之龙做的诗，怀念自己的家乡杜窑，可窥其文采一斑。

其家族的父辈们也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民族革命的进步家族，李之龙的伯父李国镛、父亲李国元、四叔李国良都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四叔李国良参与了武昌城外湖北新军工程营的起义，和战友们一起攻克武昌中和门(今起义门)。

武昌首义后起义军人的合影

伯父李国镛在辛亥革命中出任“战时水陆总指挥”、鄂军都督府顾问，协助黎元洪处理外交、内政、军事方面的事务，兼领“武昌保安社总社长”。后婉拒孙中山邀请任命，悄然隐去，全面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回到家乡沔阳，1942年逝世。他留下的《首义日记》是今天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文献资料。

父亲李国元曾在民国成立后，任过常德电报局长，河南省烟酒总局局长等职。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曾参与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后因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因教育落后给国家带来的愚昧和贫穷而担忧，回家乡毕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1912年秋，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英语班（前为方言学堂）。这个学校由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后不断演变，至国立武昌大学后，成为今日武汉大学最重要的前身之一。在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期间，还有过一个学生-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人物，瞿秋白烈士。按照入校时间来说，以今天的话，瞿秋白算是李之龙的师弟。

1913年3月20日，当时的中华民国国会开会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被暗杀。4月，袁世凯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从日本回国，力主武装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年仅16岁的李之龙便随其四叔李国良赴江西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湖口起义。

讨袁军的火炮

起义军失败后，李之龙仍然回到外国语学校继续求学。旋因参加“反校长争民主”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李之龙又考入武昌高等商业学校，但仅学一年即辍学。

1916年秋，李之龙又考入烟台海军学校。在校期间，曾发动同学积极响应“五四”运动，上街游行，散发传单，积极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等。

1921年6月，李之龙因发动校工罢工、水兵罢航，以此反抗海军学校当局克扣军饷，被海军学校开除。

烟台海军学校旧照

1922年8月，李之龙来到上海，结识了来沪参加中共“一大”的董必武，陈潭秋二人。9月，李之龙随董必武返回武汉参加革命活动，并于当年12月加入中共，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董必武。这个时期，曾先后于武汉中学、河南陈州中学，淮阳省立第四中学（即今淮阳中学）等学校任英语教员。

1923年2月，李之龙参加由中共领导的中国工运史上著名的“二七”大罢工，1923年7月，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这个时期，国共正是第一合作的蜜月期，1922年4月22日(农历1922年3月26日)，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彼时孙中山从广西回到广州。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参加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又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与孙中山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表达了自己对苏俄的友好感情，并说明他打算与苏俄建立联系，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孙中山表示，允许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受他的领导，而断然拒绝了党外合作的形式）。在“二七大罢工”中，李之龙担任负责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的联络工作。

1924年初，任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即调往广州任当时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英文翻译。

1924年4月，李之龙考入黄埔军校一期。众所周知，黄埔军校一期生是中国近代、现代军事教育史上最为传奇的群体。昔日同窗同学，后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个群体不仅有以后国民党的上将，中将等，也诞生了中共的元帅、大将，上将等著名将领。甚至有粤军少将衔的第六路司令范汉杰放弃原有军职，考入第一期。不少现在文字上闲聊，大多数说，黄埔学生中，最早升任将军的是胡宗南（1927年5月任第一师副师长兼第2团团长时）。其实不对，黄埔生中，升职和军衔最快到将军级的便是李之龙。

范汉杰

1924年7月，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同时当选为军校党部第一届执委，也是唯一的学生执委。10月，参加平定商团叛乱。11月毕业后留校协助周恩来主持政治部部务。

1925年1月，李之龙与陈赓、蒋先云等组织血花剧社，任社长，创作并主演话剧《新时代》。2月，和蒋先云、王一飞、周逸群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该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学生军教导团营党代表，他带领部队打下了五华城，俘获了敌参谋长以下官兵数百人和大批武器弹药，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立下了大功，名声大噪。

1925年10月，因为在烟台海军学校多年的学习经历，以及在军校从事党务工作的经验，加之在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广州国民政府任命李之龙为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授海军少将军衔，这个时期，胡宗南不过是一名上尉机枪连连长。而曾经是粤军少将范汉杰此时也仅是一名中校参谋，营长而已。

胡宗南

1926年1月，原国民政府海军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离职回国。国民政府任命欧阳琳（国民党海军中将，也是“永丰舰”时期，孙中山夫妇避难永丰舰时期的舰长）为代理局长，但其堂弟欧阳格（国民政府海军中将，后被蒋介石处决）觊觎海军局长，边造谣堂兄有走私贪污行为，欧阳琳以治病为名，避走上海。

欧阳琳

欧阳格并未如愿，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的汪精卫任命了李之龙为代理海军局长，并兼中山舰舰长，军衔晋升为海军中将。这时候的李之龙，意气风发，他不仅是当时作为中共党员中军衔最高的军事将领，也是整个广州国民政府中的重量级军事长官。而福兮祸兮这句话，却不幸降临在李之龙身上。

李之龙

国民党当时为了最高权力内讧不已，蒋介石和汪精卫各自拥有一方势力，角力不断对外，已经开始排斥中共党人（在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学生之间“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政党之争都已经弩张剑拔的地步了）。而此时的李之龙则倾向于汪精卫，汪精卫也赏识他，这本身就遭致蒋介石的妒恨。与此同时，中共也因为李之龙和国民党高层过于亲近，曾经提醒过，严重之时，甚至给予了“留党察看”的严重处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了李之龙。

陈肇英

两个小插曲，一个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陈肇英因为走私而被李之龙查获。另一个则是李之龙大婚，一个国民政府海军最高长官结婚，自然是当时的头等大事，但不知道因何原因，李之龙发请柬的时候，唯独没有请蒋介石，这又给他种下了祸根之一。

睚眦必报的蒋介石很快就动手了，1926年3月20日凌晨，已辞去中山舰舰长职务的李之龙，因“中山舰事件”被捕。

中山舰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1910年清政府向日本三菱长崎造船所订购的，1913年完工返国，被编入北洋政府海军。“中山”舰虽然吨位不大，但却以它特有的历史而成为名舰：1915年，“永丰”舰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首创义举，它经历过“护法运动”、“东征平叛”、“孙中山蒙难”、“中山舰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

【中山舰事件前，有个离世传闻：1926年2月底，苏联考察团到达广州，与之而来的是关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团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要把蒋介石挟持到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的传言。这样蒋介石极为紧张，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假意向汪精卫提出辞职，然后去苏联考察学习。没想到汪精卫竟然立即答应了，这让蒋介石骑虎难下。随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几次追问蒋介石何时出发，这让蒋介石更加不安，怀疑这里面必有阴谋。】

1926年3月18日，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接命令派中山舰到黄埔听候派遣，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又传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的谣言。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

港口中的中山舰旧照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但是在广州的苏联红军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抗衡。陈独秀受其妥协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在妥协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可惜的是，当时思想右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接受他们的正确主张。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共，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出走法国）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可以说，中山舰事件是孙中山故去后，国民党右派叛变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信号，也是一年以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

而李之龙在蒋介石眼里，他既是中共分子，又是汪精卫的亲信，而且还掌握着国民政府海军力量，从哪一点来说，都是一个“活靶子”。不光抓了李之龙，还拘捕了第一军和海军中的员。而李之龙在狱中也遭受到了酷刑，但始终没有屈服。

张国焘

4月初，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调查此事，周恩来本意是想请张国焘帮助营救还是自己同志的李之龙，但张国焘却认为李之龙可能和国民党右派存在勾结，要严肃处理他。张语：“李之龙是一个目无法纪的领导人，是党内的不纯分子。当初他为什么指挥中山舰开完黄埔？又为什么得罪了那么多国民党内部的高层人士？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落实查清，绝不能姑息纵容！”历史从来都是嘲笑伪君子的，也验证了伟人的一句话：道貌岸然的人，往往一肚子男盗女娼。张国焘就是这样的人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十余年以后，他背叛了自己曾经参与创建的中共，投向了他曾经嗤之以鼻的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反动派）

周恩来为其辩解：“李之龙是有缺点，锋芒太露，不注意保护自己，但他是我们的好同志，正受着右派的诬陷而关在牢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广州国共合作时期的周恩来

后来还是周恩来通过何香凝向蒋介石提出释放李之龙，李之龙的妻子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恳请早日释放他，蒋介石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将李之龙释放了。

李之龙被释放后，海军局代局长职务已被撤销。而中共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为了澄清“中山舰事件”和中共无关，专门给蒋介石写信，说在此事之前已经给过李之龙留党察看的处分，这让李之龙感到很无助，于是他在1926年5月18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启事，算是正式脱党了：兹为避开纠纷，便利工作起见，特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一切与之龙有关系的社会团体，以单纯的中国国民党员资格，受吾师蒋介石先生之指导，以谋三民主义之实现，耿耿此心，尤盼共产党同志予以原谅。（同样，这份声明也对他生后的盖棺定论起了重要的作用）

之后，李之龙也并未如《声明》中所说，向蒋介石倒戈，而是利用他在军界和海军中的影响力，继续反蒋。

1926年4月14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将汉口的武汉民众乐园（时名新市场）改称为中央人民俱乐部，命名为“血花世界”，李之龙被认命为俱乐部主任兼《血花日报》社社长。李之龙以饱满的热情，如同当年在黄埔“血花剧社”一般，亲自编排了很多进步戏剧，既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又宣传了北伐军。有一首他写的诗代表了此时际他的心情：

春风几日夏风清，郊外好听众鸟鸣。 百舌高枝原解意，一溪流水总关情。 山头唧唧衔泥燕，云际啁啁择木莺。 莫谓他乡殊旧国，还将同气唤同声。

武汉民众乐园内景旧照

而李之龙彼时一心想恢复自己的党籍，无奈陈独秀、张国焘等拒绝给他恢复党籍。就在李之龙为未能恢复党籍苦恼的时候，蒋介石派人去武汉找他，希望他能“迷途知返”，直到“四·一二”事变前，还发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但李之龙与蒋介石之间，可以说已经是楚河汉界，阵营分明。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李之龙撰写发表了《“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一文，用事实揭露蒋介石一年多前制造的“中山舰事件”的内幕。在宁汉合流后，李之龙在武汉秘密组织新海军社，从事反蒋兵运活动。随后秘密前往往上海，利用自己在海军中的影响力，企图策动中山、宝璧、自由等军舰的起义；又前往广州，以港商身份继续从事海军秘密兵运。李志龙这一系列的反蒋行为当然没有躲过蒋介石特务们的耳目，为了逃避追杀，被迫东渡日本。

陈策

1928年2月6日，一直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中的李之龙从日本经香港潜返广州，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蒋介石得知以后，立即打电报给当时在广州主持“清党”的李济深，命令把李解往南京。李济深接电后，打电话给承办李之龙案件的海军第四舰队司令陈策，叫他将李之龙押送到自己的司令部来。可见，蒋介石还是想再争取一下李之龙，一个文武双全的将才能为自己所用是最好的，但陈策害怕蒋介石再度启用李之龙而影响自己在海军的地位，迅即以“策动海军叛乱”的罪名将李之龙杀害。（据说，当时蒋介石曾托李济深带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三个字：“服不服？”李之龙回了六个字：“不服！就是不服！”）

1928年2月8日，李之龙在广州黄花岗被害，时年仅31岁，一代将星就此陨落。当时也正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无数中共党人倒在了国民党屠刀之下。李之龙被害后的十年，即1938年，中国一代名舰“中山舰”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汉保卫战”中，被侵略者军机击沉。带着中国早期民族革命的过往沉入江底近六十载，1997年打捞上岸，重见天日。

李之龙在被害前给妻子留下了遗书，遗书里写道：我革命的义务现在结束了，不要悲伤。希望你把孩子抚养成人，继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新生政权在百废待兴之时，对待曾经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立付出青春、鲜血和生命的人们历史鉴定工作提上了首要位置。很多战场牺牲和在白区英勇就义的被国家认定为烈士。

1951年，李之龙的遗孀陈正明、儿子李光慈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追认李之龙为烈士。

事关中共早期党员，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历史人物的认定，武汉市委市府自然不敢怠慢，为证明历史真伪，他们向上级即中共中南局进行汇报请示。1951年12月27日，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指示武汉市民政局“李之龙是否为了革命而死，抑或为叛徒，尚有待继续了解”。同时，中南民政局向熟知李之龙经历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德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吴德峰老曾长期在湖北担任国共要职）等人发函，请求提供相关证明和意见。

1952年9月4日，中南民政局正式复函武汉市民政局，内称：关于李之龙是否可称烈士一案，经周总理、董副总理函电证明，及吴德峰同志口头证明，李之龙于被捕后曾登报申明悔过脱离我党，出狱后复参加反动集团，在广州枪毙，为其内部矛盾所致。故不能予以烈士称号，其家属亦不能予以烈属待遇。特此批复。

作为李之龙曾经的直接上级（中共党内和广州国民政府军队中皆是）的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之一董必武所提供的证明，彼时，二位革命家又都是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对决定李之龙是否是革命烈士是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的。

作为后人追溯历史，我们并不一定能简单的厘清过往，但作为中共早期重要的党员，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李之龙到最后并未被新生政权认定为烈士，我想还是那份《李之龙启示》齐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李之龙被害并非因中共活动。周恩来、董必武在提供中南民政局函调证明时所提“出狱后复参加反动集团，在广州枪毙，为其内部矛盾所致”，当时他在国民党海军中进行的策反是他自己的自发行为，杀他的人是他的公器私用的政敌，应与中共及中共革命活动无关。

其实，应该还有时任中共领导的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偏见，让名将背上了一生的枷锁。

当然，历史也不会简单地以绝对论来决定是非黑白。李之龙早期作为一个进步青年，中共早期重要的地方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依旧是不能抹杀的。

1982年1月7日，中顾委委员，曾在1926年任中共武汉第三区区委委员的杨献珍给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写信，要求为李之龙恢复名誉。李之龙的昔日同窗，黄埔一期学员开国中将李奇中也证明，李之龙没有叛党的行为。李之龙早年在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同事，开国元帅聂荣臻也对其作出了证明。在革命前辈们努力争取下，李之龙恢复了声誉。

而党史上也记载下，第一个来河南淮阳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火种的共产党员叫李之龙。他的到来，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在淮阳乃至整个周口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崭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