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末民初粗略统计，四万万同胞成了中国人口的代名词。这一数据肯定与实际有着不小的出入，但的确反映了近代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规模。一定规模的人口无疑是文明得以存续、社会得以发展的基础，而中华民族也正是依赖亿万同胞的人口优势，这才得以内外交迫的近代危机中，最终撑过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压力。

那么，中国人口规模是如何形成的呢？近代以来的庞大人口规模是明清时期基本奠定的，此前虽有人口增殖，但随着周期性的战乱与王朝末年的社会动荡，规模始终未能实现重大突破，直到明末和清中后期，中国人口稳步破亿！

这背后，一直流传着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的定论：正是因为美洲作物的大规模引进和种植，中国才获得了充足的口粮，也就直接促发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美洲作物的引进和种植，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作物体系的不足，也为近代中国人提供了额外的口粮，但明清以来人口增长的历史真相中，美洲作物却并非主角……

杜佑著作（杜佑撰什么记载历代典章制度）

中国人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粗略统计，为了加强徭役和赋税的征收，对于加强人口的管理逐渐成为列国的共识。例如周宣王便曾在征伐夷狄失败后“料民于太原”，这是传世文献中最早的人口普查记载。到战国末年，经过变法和发展，列国人口总计约在三千万至三千五百万。到秦汉，中国人口便已经具备相当规模，虽然历经秦国的统一战争与楚汉战争，导致中原人口锐减，但在西汉初奉行的“无为而治”政策下，国家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机会。西汉末，据估计，全国人口已达到五千万左右，将近六千万。虽然此后亦有东汉、西晋与隋唐的相继统一，但中国的人口规模却被卡在了五千万的红线上。

尽管随着战乱消弭与轻徭薄赋，社会稳定促使人口增加，但只要突破五千万的红线而触及六七千万，那么很快就会加重土地兼并和流民造反，倘若不幸再遇到天灾和入侵，那么帝国很可能就会走向崩溃。例如唐朝便是在开元天宝盛世达到了盛世巅峰，人口也突破五千万大关。因为当时有大量人口被地主和寺观当作私产隐瞒，所以据杜佑在《通典》中的记载，则是估算有近七千万。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土地矛盾日益突出，加之安史之乱的重大打击，致使人口流离四散，中国人口又出现了周期性的回落。

按照历代王朝的传统，一般地方官员若要获得升迁，那么所辖治下有人口增殖，就足以成为提拔的重要参考。所以，无论是朝廷为增加赋税收入和徭役人丁，还是地方官为增加升迁的筹码，往往提倡生育人口，甚至还有相关的社会福利。例如越王勾践便下令无论生子还是产女，都有官府奖励肉食和一定费用。此后的历朝历代通常都会在开国之初鼓励生育，以弥补战乱的损失。但由于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一旦土地兼并和人地矛盾到达矛盾点，任何内外因素都会将之催化。所以，尽管两宋时期的中国人口据估计已破亿，但粮食和土地始终限制着中国人口的稳定增长。

传统中国农民一般遵循南稻北麦的习惯，毕竟作物的种植要和特定地区的水热状况和地理环境相互配合，“橘生淮南则为枳”就是典型的水土不服。故而，旱地和水地、平原与山地，在辽阔的疆域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种植范围。

这一局面虽然偶有打破，比如自西汉张骞打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后，西方的果蔬传入到中原；两宋培育了更加高产的占城稻，并由官府积极推广等，都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中国人的作物系统和食物结构。但据史家考证，中国的传统农业在宋元之后就陷入到停滞，不仅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和大规模应用，也没有新的作物培育和产量的提升。所以，直到高产的美洲作物东来，中国才获得了实现历史突破和人口增长的粮食基础。但，真的是这样吗？

美洲由于十分晚近才被发现，所以又有“新大陆”的称号。众所周知，诸如欧亚大陆这样的“旧大陆”，早已自主培育出了优良的农作物，而且驯化了众多大型牲畜，并且在数千年的民族迁徙和国家战争中实现了交换，但由于美洲的文明发展缓慢，而且当地的动植物曾遭到古人类的沉重打击，所剩的兽类并不足以供美洲文明驱使。所以，当哥伦布等西方航海探险家到达美洲后，他们眼中的神秘文明是极端落后的，甚至还处于使用石器的部落时期，大型牲畜只有样貌滑稽的羊驼！除此之外，就是美洲文明积攒下的大批财富和新奇作物。其中，诸如玉米、番薯、南瓜等作物便随着西方人的船队行驶，逐渐传播到了西欧以及东南亚。终于，全新的作物被西方人送到了家门口。

此时，正值人地矛盾日趋激烈的明代，不仅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或者聚集在山区成为“棚户”，自耕自种，不服官府管辖，或者干脆出海成为海盗，北上投奔蒙古和女真。此外，周期性的天灾和小冰河期的打击也逐渐加重，稻米、小麦等传统粮食开始不够吃并且威胁到了王朝统治。恰好，南下经商的福建商贩获得了东南亚的美洲作物，逐渐引种到了大陆并开始尝试推广。

但由于局势动乱，满洲入关打断了明代的军事改革和农业革新，但也顺利继承了成果，坐收渔翁之利。在数十年的培育后，美洲作物在康乾之际正式成为中国农业突破的基础，便于栽种且产量大的优点促发了人口爆炸式增长，使得清代中国的人口得以轻松破亿，并一直保持增长。作为“粮食增加——人口增长”的历史逻辑来看，这样的解释似乎是很合理的，但实际上却忽略了真实历史的复杂性。

传统中国作为典型的农业国家，要想提高粮食生产，一靠扩大耕地面积，二靠提高粮食单产。若论耕地面积，中国自西汉以来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接近两千年的土地开发中，由于战乱侵扰和土地兼并，只增加了3亿多市亩，而清代却在短短200多年的时间里将耕地总面积翻番，达到了6亿多市亩，为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至于粮食单产，美洲作物发挥的效用就显得不值一提。

据估计，虽然玉米、番薯等作物自十六世纪的明代已经传入，但传入时间并不能直接看作推广时间！在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原有的作物体系已经很完善，不论是轮作还是搭配，都很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所以，涩口的番薯在传入后一直局限在广东，外地基本不入流，直到乾隆年间才因适合山区种植，才得到推广，进而在道光年间实现北上。至于玉米和番薯的大规模推广和种植，则要等到光绪年间和民国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玉米和番薯为代表的美洲作物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普遍种植，但无论是在农家作物中的比例，还是栽种面积和作物产量，都没有明显优势，并没有取代或者威胁传统稻麦，成为中国人的主要口粮。相反，传统的大麦、高粱、小米、大豆均超过玉米、番薯，南稻北旱的传统格局未变，依然以传统粮食作物为主，并没有被美洲作物所打破。这还是民国时期已多次推广、改良后的结果，此前的明代和清代，美洲作物的实际表现应该更是不堪。

至于历史的真相，即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一，随着清代进入平稳时期，休养生息的国家政策和相对安定的外部局势，都促使医疗技术与经济发展，进而使得人口增加；其二，清代打破了明代藩王霸占田亩的阻碍，并且积极开发边疆，鼓励开垦荒地，使得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其三，康乾盛世前后获得了西方来华贸易提供的巨量白银，支持了社会经济恢复，进而推动人口增长；其四，清代处于国力上升阶段，朝廷与官僚体系相对效率较高，赈灾救荒较为及时，应对诸如沙俄和边疆的战乱也游刃有余，未引起社会动荡；最后，清代社会不断发展，达到了传统社会的巅峰，为弥补明末的人口大量伤亡，清代统治者，如康熙，不断强调要减轻民负，号称“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鼓励人口增殖等。

其最显而易见的真相是：美洲文明并没有因为美洲作物的“高产”而实现人口爆炸！与此相反，美洲的农业水平一直维持在较为原始的刀耕火种阶段，产量并未突破。直到民国时期，美洲作物的产量如番薯，也不过每亩千斤（大致估算），与水稻相差无多，甚至还有逊色。所以美洲作物的引进，特别是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才引起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结论，显然是因果倒置：正因为人口增长，中国人才不得不在传统作物外另觅新作物。恰好番薯和玉米的山地适应力强，且适宜于作灾荒口粮，但并不适合传统轮作习惯，所以才呈现出在部分地区大量种植，而大规模的种植则要等到新中国建立后。无论如何，粮食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尽管现在拥有了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但也不能忽略！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苏灿

参考文献：

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版；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

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5年版；

曹玲：《明清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4年第2期；

李昕升、王思明：《近十年来美洲作物史研究综述（2004-201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