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241）】1941年，毛泽东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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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下旬，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住处辞行。他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挽留萧军留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萧军的这个建议，促成了毛泽东的为新中国文艺奠定不朽基石的经典《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诞生。

萧军，原名刘鸿霖，1907年7月出生在辽宁省凌海市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七个月时，母亲由于不堪父亲毒打而自杀，萧军自幼生长在缺少母爱的环境中，与父亲关系疏远。

由于家境贫困只上过小学，1925年，他改名刘吟飞在吉林参军。怀揣报国梦踏入巴尔虎兵营，担任过见习官、军事及武术助教等职务。兵营内的黑暗就让他厌恶，他开始钟情于诗歌创作。1929年，萧军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发表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该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

1932年，萧军在哈尔滨化名"三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并和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一起共同开展文学艺术活动。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萧军参照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完成了表现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在鲁迅的大力推荐下，1935年7月，萧军出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立即轰动了文坛。所以萧军视自己为“鲁门弟子”，还专门镌刻了一方名叫“鲁门小弟子”的印章，以传承鲁迅的衣钵为己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萧军为鲁迅抬棺，还是一万余人送葬游行示威队伍的总指挥。在墓地上，萧军代表“鲁迅先生治丧办事处”全体同仁致悼词。

萧军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而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萧军一直到晚年都说，“鲁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希望你们也能如此，他是中国真正的人！”

萧军性格急躁，经常与人打架斗殴，又很傲气，这从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可见一斑。1938年3月，萧军来到延安。

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想见又担心造次，就派秘书和培元先行到招待所探望，并向萧军询问：愿不愿去见毛泽东？萧军回答：“我打算去五台山打小鬼子，只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

毛泽东就专程到延安招待所拜访，还邀上丁玲、聂绀弩等萧军旧识相陪，一起吃了顿饭。这让萧军倍觉自己耐心不够的急性子脾气自惭就太渺小了。

这次他想到五台山前线参军，因道路不通而离开了延安。

萧军与萧红：

1940年6月，萧军再次来到延安。生活一年后，他越来越觉得不适应延安。

他不认同鲁迅艺术学院周扬等人的文艺观点，对周扬在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评他和罗烽、舒群等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作家尤为不满。还认为延安存在着用人不公，对党外知识分子有排斥，一些末流作家挟党自重，一些文化机构的领导不懂文化等问题。在他个人生活方面，萧军也遇到一些不顺，比如在医院为妻子看病事甚至动刀子打架。他认为，“党内：个性被销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份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

1941年6月17、18、19三日，周扬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了一篇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文协”的艾青、罗烽、白朗、萧军等人对周扬的论点很有意见，大家讨论之后，由萧军执笔，写成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

为什么《解放日报》能连载周扬的文章，却不准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呢？他想不通，所以到1941年7月下旬，萧军就决定要离开延安回重庆。在向毛泽东辞行时，他向毛泽东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

毛泽东挽留他，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萧军留下来，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寄给了毛泽东，写信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日言论集》。8月2日，毛泽东复信萧军：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指萧军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8月10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当天晚上即与萧军晤谈，当萧军谈到《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们与周扬争论的文章时，毛泽东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后来萧军果然把文章登在《文艺月报》上了。

窑洞里的萧军：

8月11日傍晚，毛泽东从杨家岭住处漫步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看望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不巧罗烽、舒群不在。8月12日清晨，毛泽东又致信萧军：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嫈（yīng）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

萧军在日记中说，“毛一直很兴奋”，“耐心地听，间或记上一笔”，大家“忘了隔阂”。中午毛泽东还留大家一起吃了顿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也在座。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在整个中国革命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在此时，他的主要精力是在酝酿整风运动，还没有具体考虑文艺界的问题。可以说，正是萧军的建议，促成了毛泽东认真聚焦到这个问题上来。

这次聚谈，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解决文艺界存在的争论，并且让这些对延安文坛有些牢骚的人代他搜集相关材料。

8月29日，毛泽东和胡乔木又找萧军谈话，萧军日记说，毛泽东明确表示，“对于延安作风要作一番改变，党已经作好了决定，对于过去的不正的党风要给以教育和纠正，如：‘关门主义’‘主观主义’等”。

萧军大体已经服气，感到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文化人是真心的，有诚意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萧军此后不再提离开延安到重庆的事情，留下后也确实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出了力气。

1941年下半年，延安局势错综复杂，毛泽东非常忙；具体开会，要到1942年5月份了。

参考文献：

《毛泽东年谱》

陈晋：《毛泽东如何化解萧军的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