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事件的实质是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其思维模式表现为，用现在的标准评判过去。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要放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分析，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评判过去，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联想事件。

从方舟子到司马南，可以认清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

波义耳定律（波义耳定律的适用范围）

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表现在，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存在着绝对正确的东西，并把此当成评判的标准。在方舟子那里，是把西医的标准当成绝对正确的标准，用以评判中医；在司马南这里，则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判过去。

绝对正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对与错仅仅只是就一定的范围而言的。而方舟子用西医的标准评判中医，就是把西医的标准当成了无处不适用绝对正确的东西；同样，司马南用现在的标准评判过去，就是把现在的标准当成了无处不适用绝对正确的东西。

这种观察问题看待问题的方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在本书中，恩格斯对杜林的永恒真理做了批判，认为谁要用终极的真理标准去评判，只能证明他的无知和荒谬。真理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适用，在这一领域之外，真理就变成了谬误。 他以波义耳定律为例，科学家雷尼奥发现，波义耳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据此，如果宣布波义耳定律是谬误而不是真理，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因此，恩格斯指出，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永恒真理，绝对正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范围论则从另一个视角论证了绝对正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是于恩格斯的论点是相一致的。真理仅仅只是就一定的范围而言的，超出一定的范围，真理就成了谬误。我们之所以说方舟子用西医的标准评判中医是错误的，司马南用现在的标准评判过去是错误的，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传统思维模式错了吗？没有，传统思维模式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对的，有些现象，是不能这样评判的。传统思维模式只适用于同一范围的争论，而不适用于两个范围的争论。西医和中医，现在和过去就是两个不同的范围，范围不同，评判的标准也不同。但令人遗憾的是，范围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由此可见定势思维的顽固性。

那么，一定要用传统思维模式去评判两个范围的争论，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违反客观规律，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传统思维模式评判两个范围的争论，等于说把这一范围的标准超出范围在另一范围应用，此时真理就成了谬误，也就是说，此时实际上是把谬误的东西当成了评判标准，它耍求对象完美无缺，不能有一点点错误，绝对正确。

方舟子就是这样评判中医的，认为中医没有双盲试验，一些中药有毒副作用，而且有些病中医治不了，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中医不科学，中医是骗子，必须废医验药。同方舟子观察问题看待问题的思维模式一样，司马南也是用不能有半点错误的标准看待改革看待企业家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走前人未走的路，因此，不可能完美无缺，出现漏洞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现状，评判企业家就应当尊重当时的历史现状，就应当把企业家放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去评判。

要求企业家个个都是爱国主义的榜样，先富带后富的榜样，仅仅靠思想觉悟是不切实际。

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资本运作，而资本运作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其次，人性法则的典型特征是人的自私自利性。就这一点而言，司马南批判联想，其实换成他自己，未必会做得更好。思想觉悟的功能是有限。因此，单单靠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是不行的，最根本的是靠政策法律等制度方面的设计，来规范制约人性的贪婪。

正如方舟子打着科学的旗号反中医，几乎给中医带来了灭顶之灾。司马南打着爱国的旗号批联想，势必给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就业是有巨大贡献的。当然有不法企业家的存在，但这须要走法律程序，由司法机构去解决。而不是利用网络和个人影响人，煽动民粹，肆意暴力攻击。

方舟子打着科学的旗号反中医，司马南打着爱国的旗号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现在又批联想，他们都以科学地、爱国地、绝对正确地的姿态出现，这正是传统思维模式局限性的表现。传统思维模式无法解释两个范围之间的争论。

两个范围的争论们结果，正如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的争论一样，是两个结论并存，你是对的，我也是对，是两个范围争论的特征。从这一点讲，司马南也是对，错就错在用现在标准评判过去。

因此，联想的争论，越争论分岐越大，除非用压制的手段使对方沉默，但沉默并不等于不存在。这就是两个范围争论的特征。因此，司马南对联想的批判，其目的就是要把民众对官员以权谋私的不满情绪，转移到为富不仁的一些企业家身上，除了挑起争端，制造混乱以外，没有什么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