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一说到中国历史，无不大汉盛唐，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从散文诗歌来看，那也是高不可攀。但一说到魏晋延及南北朝，给人的总是“乱世”之感，不过，从精神文化的维度来讲，这一时期也应该算得上历史的一个高峰，以儒道佛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亦即魏晋风度，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而且直接开启了大唐文化之气象，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一词，最早见于鲁迅先生1927年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所谓魏晋风度，主要是指魏晋时期文人名士们所具有的率直洒脱、放诞不羁、恃才傲物的行为风格。从“三曹”到“建安七子”，从何晏、王弼到“竹林七贤”及王导、谢安和陶渊明，等等，其言谈举止无不表现出一种清俊通脱的名士风范，成为当时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和审美理想。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集中记录了魏晋名士们饮酒、服药、清谈和崇尚自然的琐闻轶事及社会风尚，于传神写意中让人感悟了什么是魏晋名士风度。

最早令我击节赞赏的“风度”人物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王子猷（王微之）：王子猷夜觉饮酒咏左思《招隐》诗，忽然就想念起戴安道（戴逵）来，当即乘小船冒雪前往，一夜行船到了戴安道家门前旋即转身返回。那份率性与潇洒，世上几人能学？更不要说在连书信都难得见到的今天了，最多视频一番不就完了？别枉自耽搁一夜好觉。

而如果我们连这个“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情趣都不能欣赏，那就更不能理解魏晋名士们的“乘戾”性情了。阮籍不愿意同位高权重的司马家谈婚论嫁，连续两个月大醉不醒，最终让司马昭放弃了提亲的打算。在许多人眼里，嵇康似乎少了一份全身避祸的清醒与智慧，但他比阮籍更狷狂，作为曹操曾孙女婿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到洛阳城外开铁匠铺去了，为人打铁却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劳他则欣然接受，与其开怀痛饮。有一天，深得朝廷宠信的钟会（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带着一队人马前去拜访，嵇康与向秀犹自一个抡锤一个拉风箱，旁若无人，钟会只得“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山巨源（山涛）推荐嵇康作尚书吏部郎，他断然写下了《与三巨源绝交书》，更不要说出仕了。而正是这封信，他后来在替朋友吕安鸣不平被捕时，心存忌恨的钟会才乘机以此相诽谤，让司马昭杀掉了嵇康，《广陵散》自此成为“声无哀乐论”的遥远绝响。

因为这种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特别是“九品中正制”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阶层固化及门阀专治的险恶社会政治环境，导致了思想活跃的文人名士们只能谈玄论道，饮酒服药，纵情山水。在豪放不羁、直言无忌的孔融被曹操杀掉以后，正始名士们就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于是改良了张仲景治疗伤寒的“五石散”带头服药、行散，即穿着宽大的衣服快步行走以散发药力，类似于“嗑药”之后精神兴奋而摇摆不停——他应该算是“嗑药”的祖师爷了！那是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能谈，但最后还是免不了被杀的命运。“竹林七贤”更是“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纵酒、放歌，清谈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之外又有山林隐逸的意趣。即便如此，七贤之中也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王夫之说“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

但是，魏晋风度在历代却每遭贬损。其一曰饮酒无度，醉生梦死。刘伶即经常纵酒佯狂，抬棺狂饮，甚至一丝不挂于屋中“裸奔”，遭到旁人讥笑，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把房屋当裤子，你们“何为入我裈中？”毕卓“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其二曰放诞出格，有悖常理。“扪虱而谈”之类成为一种风尚。阮咸就曾与族人聚会，不用杯子而用大瓮盛酒，围坐而饮时，跑来很多猪直接（瓮中）喝上了，大家就同这群猪一道喝起了酒。而祖逖竟然为了充实公库私府，时常让部下去公开抢劫，“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其三曰崇尚虚无，清谈误国。西晋王衍作为所谓“四友”、“八达”的精神领袖，唯“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素无政治才干与操守，在被石勒“排墙填杀”时感叹：“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戳力以通天下，犹不可至今日。”由此可见，何晏、王弼与“竹林七贤”之后的这些名士，在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及思想的深刻性上是形似而神异也。

其实，对魏晋风度诟病的重点和关键就在“清谈误国”上，至于饮酒、放诞这些行为只能算“小节”。“清谈误国”论肇始于晋武帝时傅玄的《举清远疏》。东晋之后，就由对王衍的批评慢慢转变成了对整个清谈的否定，一直到现当代的陈寅恪先生也是如此。客观地讲，西晋的灭亡并不是王衍所说的“祖尚浮虚”，而是“非才而处之”。与王衍同为清谈宗主的乐广在做河南尹时就展示了很高的政治才华与治理能力;东晋的王导、王敦更是开创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可见清谈与误国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直接逻辑关系。当时真正的清谈名士在风流放诞、恃才傲物及不合作的表象之下，本质是入世与务实的，鲁迅先生认为，他们只是借此反对司马氏维护统治的假礼教而已。李泽厚先生也说，陶渊明的超然物外、平淡冲和，阮籍的忧愤无端、慷慨任气，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所以，清谈饮酒、为文作书的雅集不仅创造了影响后世文人的书法标杆，而且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那里，更成就为“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设计，达到了魏晋风度的极致！

今天来看，在科学实干与实事求是之下，我们还真该多来一点“清谈”或者叫务虚。好好学一学现代科学理念，认真理一理长远发展思路，虚心谈一谈工作是非对错，由务虚而务实，以避免陷于“见子打子”的泥沼而不知所为，甚至胡乱作为。至于风度，那更得先修炼养好人文精神与品格再说，否则，你无论怎么谈也谈不成名士，不管如何醉也醉不了兰亭，随便咋个吊也吊不出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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