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秋季，辽宁丹东港集团在海洋红港区进行疏浚作业，工程船无意中在一处海底捞起了一些金属碎片，碎片上有十分显眼的铆钉孔，发现碎片的海域可以遥望到大鹿岛，将这些细节拼合到一起，线索强烈地指向黄海大东沟海战这段历史。后来的水下考古工作证明，在这处海底长眠着一艘军舰，她就是中国海军史上赫赫有名的“致远”舰。

（上图）：沉没前的“致远”舰。描绘了“致远”舰舰体严重倾斜时的恐怖场景。绘画：[日]若林钦

赤城号（赤城号航空母舰）

“致远”舰是中法战争后，清王朝为了尽快加强海防而从欧洲购买的4艘巡洋舰之一，属于北洋海军从西方订购的最后一批新式军舰。该舰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埃尔斯维克船厂建造，同型姊妹舰为“靖远”号。这型军舰排水量2300吨，垂线间长76.2米，装备有克虏伯210毫米口径主炮3门（2门双联安装在军舰艏楼甲板上，为前主炮；1门安装在艉楼甲板上，为后主炮），阿姆斯特朗6英寸口径副炮2门，以及哈乞开斯57毫米口径机关炮、哈乞开斯37毫米口径机关炮和加特林11毫米口径10管机关炮若干，另外该舰的舰艏、舰艉及中前部两舷，各装有1具鱼雷发射管。“致远”舰属于穹甲巡洋舰，军舰内部有一层甲板具有装甲防护功能，其具体位置在舰内靠近水线处，在这层装甲甲板的下方，是弹药舱、锅炉舱、轮机舱等要害部门。该舰在北洋海军中最为突出的是其高达18节的设计航速，建成时独冠东亚，到了甲午战争时相比日本新锐舰已显逊色，但仍然是北洋海军中航速最高的军舰之一。

“致远”舰在中国海军史上的声誉，源自这艘军舰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的表现，以及她的舰长邓世昌的故事。在现代中国，无论是坊间议论、影视作品还是一些史学著作，谈到“致远”舰的英勇事迹，多受这艘军舰战沉之后层出不穷的传说影响，事实上“致远”舰在海战中的真实经历，远比传说更为壮烈。

黄海大东沟海战开战时，“致远”舰排列在北洋海军的左翼，和德国建造的装甲巡洋舰“经远”共同结为一个小队。下午1时20分左右，日本炮艇“赤城”暴露在北洋海军阵前时，“致远”和“来远”“广甲”舰即对其进行猛攻，重创了“赤城”号。后来坊间流传的“致远”舰撞击日本军舰“吉野”的传说，很大程度上与“致远”冲击“赤城”一事有关。

追击日本军舰“赤城”的战斗进行到下午2时20分时。“来远”舰的舰艉被“赤城”的后主炮击中，燃起大火，“致远”等舰为了救援、保护“来远”，一度减慢了航速，聚集到“来远”舰的身旁，而后仍然试图继续追击“赤城”。2时30分，向左大回转救援“赤城”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开始与“致远”“广甲”等舰交火，北洋海军的阵型此时已经变形成一个不规则的纵队，日本第一游击队则和本队形成了对北洋海军的腹背夹击。根据日方记载，就在这一时段，“致远”舰发生了中弹起火的严重伤情，事发的时间大约是下午2时46分。

交战至日本时间下午3时左右，北洋海军旗舰“定远”的舰艏突然中弹，中弹部位刚好是内部有大量木质装修和家具的军医院。“定远”舰艏随即燃起了大火，伴随而起的滚滚浓烟笼罩了“定远”舰的前部，致使305毫米口径主炮无法向前观瞄，被迫停止了射击。就在这时，“致远”舰突然从“定远”的身旁驶出，冲向敌阵，之后“广甲”“经远”“来远”“靖远”等舰也相继驶出。

“致远”及“经远”二舰未等命令就冲出阵型（信号旗及索具已经焚毁），“致远”从旗舰“定远”前方通过，向日本一舰直驶而去，接着，同型两舰即“来远”“靖远”也直驶上去。

据日本参战军舰目击，下午3时之后“致远”舰冲出队列时，已经呈现出舰体向右倾斜的严重伤情，其左侧的螺旋桨甚至已经有一半露在海面之上。之后“致远”开始了一段和命运相搏的航程，由于发起冲击时该舰已经身受重伤，舰体严重右倾，实际航速不可能很快，以至于没有引起日本军舰的特别注意。当时“致远”舰冲出阵列的目的何在，或许今人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不过从当时战场的具体态势看，“致远”舰并没有如后世坊间传说的那般冲向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吉野”舰，实际上其舰艏所指之处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分队——本队。由“松岛”率领的“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等5舰，其舷侧火力之凶猛远远超过“吉野”率领的第一游击队，当时“致远”舰如果决心冲向联合舰队旗舰所在的本队，其危险程度和壮烈程度远远高于坊间传闻中的冲击“吉野”舰。

犹如一位浑身是伤，但是仍不放弃冲锋的勇士，“致远”舰在下午3时之后开始了一段至为艰难，又异常坚定的航行。不幸的是，下午3时30分左右，命运的句点突然划出，在剧烈的爆炸声中，“致远”舰向右翻沉倾覆，没入了大海，成为北洋海军在大东沟海战中损失的第二艘军舰。

围绕“致远”的战沉，后世研究者主要聚焦于两个话题：一，“致远”因何而沉；二，管带邓世昌的牺牲细节。

有关前者，海战之后，日本参战各舰的战斗报告中几乎都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所有参战舰长在报告中都没有声称是自己的军舰击沉了“致远”。在北洋海军当事人的报告和回忆中，则多有“致远”可能是被日本军舰发射的鱼雷击沉的说法，也有人怀疑是被日军本队三景舰的320毫米口径巨炮击中所致。这类判断的依据可能是“致远”沉没时发生了大爆炸，不过所有参战日本军舰的战斗报告里都没有提到对“致远”发射鱼雷或火炮命中“致远”，而且“致远”沉没时距离日本军舰尚远，单纯从兵器技术角度来看，在没有进入日方鱼雷的有效射程时，被日军鱼雷击沉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因为从双方当事人的报告、回忆里，都并无法直接、准确地得知“致远”沉没的原因，此事便成为历史和军事研究者们热议的话题。围绕“致远”沉没的原因出现了种种分析和推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895英国《布雷赛海军年鉴》上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库劳斯（W.LairdClowes）认为，有可能是日方军舰射出的一枚大口径炮弹击中“致远”的鱼雷发射管，引爆“致远”自身的鱼雷所致。然而以此为代表的这些议论，都忽视了“致远”舰沉没前一个十分明显的细节，即该舰在下午3时后就出现了舰体向右倾斜的状况，此后倾斜的角度逐渐增大到了将近30度，甚至在海面上都能看到左侧的螺旋桨。

在当时，舰体的这种倾斜，最有可能是由一种原因导致的，即“致远”舰在3时之前和日本第一游击队交火，右舷遭到了重伤，水线处舰体破损，海水大量灌入舰内，引起舰体向右倾斜。基于“致远”舰沉没前并没有被日本鱼雷或炮弹击中的情况分析，该舰最后出现的向右翻沉的现象，极有可能是舰体内部进水过多，排水、堵漏失效，伤情最终失去了控制造成的。至于沉没时发生的那场大爆炸，则存在两种可能，即爆炸引起了下沉和下沉引起了爆炸。前者，可能是当时“致远”舰内进水过多，最终冰冷的海水灌入了火热的锅炉舱，造成锅炉大爆炸，导致军舰沉没。后者，则是因为舰内进水过多，军舰最终翻沉，在翻沉的过程中锅炉接触海水，因而发生爆炸。

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海海战后，中国电报总局总办盛宣怀应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要求，曾组织发动部分北洋海军人员撰写过一些反思式的材料，其中由“镇远”舰军官曹嘉祥、饶鸣衢联合署名的一份呈文中透露了极不寻常的细节，即“致远”和姊妹舰“靖远”的水密门橡皮老化，战前两舰曾申请更换，但并没有得到修整：

“各船遇有所请，或添置，或更换，实系在所必需，虽有请未必如言，譬如“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整修，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

倘若曹嘉祥和饶鸣衢所述属实，则“致远”舰因进水过多而最终倾覆的可能性极大。

针对曹、饶呈文中的这条反思，现代中国国内的一些议论认为水密门橡皮未能及时更换，责任应由舰长承担，实际上无论是通读曹、饶呈文的全文，还是仔细分析北洋海军的内部运行模式，都能清晰地看到，类似更换水密门橡皮之类的工程需要由相关军舰上报至北洋海军提标，再由北洋海军上报计划至北洋大臣李鸿章处，李鸿章向清政府做出资金申请和安排后，再派专门机构从国外购买，而后向旅顺船坞布置任务，由旅顺船坞制定施工计划并具体实施更换。因为维修资金并不直接掌握在北洋海军手中，旅顺船坞也不归北洋海军管理，所以这种看似简单的工作，实则并不是舰长本人或者北洋海军自身有能力实施的。

（上图）“致远”舰军官在舰上艉楼前的合影，推测拍摄于北洋舰队自英国接收“致远”舰期间。照片里双手相握居中站立者就是舰长邓世昌，在他身旁的西方人是时任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

“致远”舰沉没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舰长邓世昌牺牲时的细节。邓世昌，字正卿，1849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番禺县的龙导尾乡（今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是船政后学堂的首届外堂生，曾两度赴英国接收军舰，在北洋海军中属于资历很深，且治军十分严格的优秀舰长。邓世昌血战殉国的9月17日，是甲午年中国农历的八月十八日，恰好又是他45岁的生日，这使他的牺牲具有更为悲壮的气质。邓世昌牺牲时的细节，自大东沟海战结束至21世纪的当下，在中国代代传诵，又随着文学、戏剧、影视作品的表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传奇色彩。归根结底，现代流传的邓世昌牺牲时的细节，主要脱胎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海战情况的奏折，以及邓世昌的三位儿子邓浩洪、邓浩祥、邓浩乾署名的介绍父亲邓世昌生平的哀启。

李鸿章的上奏中称“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殊功奇烈”。奏折中提到了邓世昌在落水后本有获救的机会，但是义不独生，追随战舰自杀殉国的忠烈情况。

在邓世昌三位儿子联合署名的哀启中，透露出了更多邓世昌牺牲时的细节，诸如仆从刘相忠试图对其进行援救，以及邓世昌平时豢养的爱犬追随主人等生动的内容：

“先严堕水，犹奋掷大呼，骂贼不绝。义仆刘相忠随同蹈海，携得浮水木梃让予，先严拒弗纳，浮沉波涛间，有平日所豢养义犬凫水尾随，衔先严臂拯出水面，先严撑脱，仍坠波底，犬复紧衔辫发，极力拯出，先严长叹一声，抱犬俱沉。”

李鸿章奏折和邓世昌家人所撰哀启，或是根据北洋海军的军中调查汇报而形成，或是依据刘相忠等“致远”舰生还者的口述而产生，属于非常珍贵的原始材料，后世有关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殉国的种种描述，其原型主要来自这两份材料。

除此以外，当时随“镇远”舰参战的美籍洋员马吉芬，于回忆文章《鸭绿江外的海战》中也提到了邓世昌牺牲的情况。“致远”沉没时，在“镇远”所处的位置并不能直接目击到邓世昌落水等情况，而且马吉芬因为战伤，在战后不久即离开舰队治疗，他有关海战的回忆很大部分同样来自军中传闻，乃至当时的报纸新闻。其中，马吉芬记述邓世昌落水后，他豢养的大狗出现在身旁，虽然马吉芬可能因为语言不通等问题，对这一消息的理解有偏差，但这恰恰从侧面证明了邓世昌“哀荣录”里的细节在黄海海战后确实流传甚广。

除上述材料外，另有一份在现代中国流传不广的重要当事人回忆——《甲午日记》，作者为佚名，推测是北洋海军中的高级官员。这份回忆以日记体的形式收录了作者在北洋海军中的大量见闻，有关邓世昌牺牲的部分，有十分珍贵的细节描述：

“方其中雷将翻也，“广甲”赶来施救，遥见邓公站立舵楼高处（只隔“广甲”半里之遥），笑容满面，上下其手，似示水手救命之方，举首瞭望见“广甲”驶来施救，三鞠躬，三摇手，复又三指敌，以官衣蒙首，跃水毕命，吁！死亦烈矣。”

通过这三份相对原始的档案，基本可以勾勒出“致远”舰舰长邓世昌牺牲时的悲壮细节。

因为在大东沟海战中的壮烈举动，“致远”舰和邓世昌战后即化身为中国的海上英雄，受到全社会的景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1世纪来临前，各界相继进行过多次试图寻找、打捞“致远”舰的行动，尽管曾多次宣传发现了“致远”的沉没位置，甚至在水下打捞出了宣称是邓世昌遗骨的骨殖，但是事实上都是子虚乌有的误会，真正的“致远”沉舰并没有被找到。直到2014年的9月17日，在前一年被发现的丹东港海洋红港区沉船上，人们找到了一门11毫米口径的加特林机关炮，这艘沉船才逐渐被判断、确认为“致远”舰。在抱恨没入大海之后，经历了120年的海水浸染，海底的“致远”舰第一次真正地被中国人发现。

2014年9月，在黄海水下发现的“致远”舰加特林机关炮

本文摘自《中日甲午黄海大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