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李大钊经章士钊举荐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

何孟雄（何孟雄缪博英夫妻的子女）

从最初月薪120元到牺牲前的280元，他在北京大学度过了38年短暂人生中的最后10年。

也是最浓墨重彩的10年。

这10年间 李大钊的职位和薪金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不妨通过相关资料和馆藏文物 来简单梳理一下吧~

李大钊的月薪

李大钊的三张薪俸收据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职员薪俸表

李大钊的月薪标准，依据的是1917年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蔡元培是一级校长，月薪600元；陈独秀是四级文学科学长，月薪300元。

李大钊当时不在教员序列，他领取的是五级主任的月薪120元。

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使得北大图书馆由一个封建藏书楼变成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图书馆。

1918年10月，北大红楼落成，图书馆也随之迁入，几乎占去整个一层楼。一楼东南角有两间房连通，外间是图书馆会议室，里间则是李大钊的主任室。

也就在这个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和李大钊一起工作了4个多月。

他后来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正是在李大钊指导下，1920年3月，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黄日葵、王复生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得到蔡元培校长的支持。

两年的时间里，李大钊的声誉日隆。鲁迅曾回忆说，李大钊留给他的印象很好，“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特别会议，全体通过“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此后，李大钊便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兼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为政治学系教授，1921年改聘为史学系教授。聘为教授以后，他的月薪也变成了200元。

当时的国立大学教员分为正教授、本科教授、预科教授和助教，一共4等，每等6级。原则上，教员连续工作满一年就可以晋一级。根据《教员延聘施行细则》规定，能否晋级还要参考以下条件：(甲)教授成绩；(乙)每年实授课时间多寡；(丙)所任学科性质；(丁)著述及发明；(戊)在社会之声望。

从1920年起，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学系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开启了在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其中，《史学思想史》是史学系的选修课程，授课地点在红楼第十四教室；《现代政治》是政治学系的讲座课程，《工人的国际运动》的授课地点在红楼第三教室。

除北京大学之外，李大钊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课程，当时是以讲师身份计酬。讲师，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设的兼职工作岗位，只按授课钟点给予酬劳，视难易程度从两元至五元不等。

受聘为教授之后仅几个月，李大钊就入选了“商决校政最高机关”的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只能由教授担任，并且由教授互选产生，每年改选一次。

1920年10月1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公布了新一届评议会选举结果：有效选票41张（总票数为43张），李大钊得20票，与其他15人一起当选。从1920年至1923年，李大钊连续4年当选，且得票数逐年增加。

1922年12月，李大钊辞图书馆主任职务，转任校长办公室秘书。1924年以后，李大钊专注党的工作，只保留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职位。此时，他的月薪已逐渐涨至280元。

三张薪俸收据

李大钊的三张薪俸收据

这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的三张薪俸收据，每月280元的月薪，都由夫人赵纫兰代领，最晚的一张是1927年2月1日，此时距离李大钊英勇就义仅有两个多月。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张工资条的拖欠时间基本上都超过了半年。1926年9月领取的薪俸是上一年3月的，1927年1、2月领取的薪俸是上一年5、6月的。其中，1927年2月1日领取的只是半薪，也就是280元的一半。

堂堂大学也会出现拖欠教职员薪俸的情况吗？这是因为当时的军阀政府为了争权夺利，经常推迟拨付教育经费。

冯友兰回忆说：“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里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四大皆空’。”

早在1921年3月15日，北京国立八校就成立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决定联合行动，集体罢教，开展索薪斗争。会议推选北大教授马叙伦为主席，李大钊为新闻股干事。马叙伦被军警打伤后，李大钊代理主席，继续领导斗争一年多。这也是造成他没有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相当一段时间里，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月薪都是在一个月以后分两次发放，每次支付半额，且多以“现洋五成中票五成”发放。

所谓“现洋五成中票五成”是指薪俸中一半以银圆（即现大洋）支付，一半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兑换券）支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它们发行的钞票或兑换券（简称“中票”），在市场上贬值，很难兑现。

因此，李大钊前两张薪俸收据上的280元应是足月工资，能一次领到较为难得，而第二张薪俸收据的140元，明显只是半月之数。从薪俸收据上看，李大钊在1926年的工资已达280元，远远超过1918年他担任图书馆主任时的120元。工资虽然涨了，但支出也更多了。

李大钊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很少在自己和家人的身上花钱。蔡元培发起成立的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李大钊一入北大即加入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言行统一，克己待人，被广大师生称道。

在北京大学任职之时，李大钊是出了名的乐善好施，“他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

对此，赵纫兰没有任何怨言，将有限的生活费精打细算，照顾好家庭，让丈夫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李大钊的借薪收据

李大钊的部分借薪收据

李大钊接济过包括刘仁静、曹靖华等人在内的许多贫困学生，这几张就是他的借薪收据。

第一张印有“北京大学用笺”抬头的信纸，“今借用大洋叁佰元”，中间两张是专用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借薪收据”，金额分别是63元和175元。

最后一张的数额较大，是1924年6月5日，于树德代收的400元的借款单据，几乎等于李大钊一个半月工资。

当时，正受到京师警察厅通缉的李大钊，接到党中央派他率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临行前，他委托于树德到北大借款400元，作为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李大钊的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地。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秘密召集会议，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当众宣布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80元为开展各项活动的费用。

很多时候，明明工资已经捉襟见肘，李大钊还继续写借条让人到北大会计室领取，发工资的时候再扣除。在已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是每月资助革命最多的人。

为了革命同志，李大钊不仅仅借款，连心爱之物也捐出来。1924年在莫斯科期间，时近寒冬，他见罗章龙衣着单薄，随即取出自己所带毛毯相赠。罗章龙一再推辞，但李大钊再三坚持。事后，罗章龙才知道这条毛毯跟随李大钊多年，上面有赵纫兰一针一线缝上的蔷薇刺绣和文字。

据资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丰厚，而且北京的生活成本较低。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有100元，便是很好的生活。

本来，李大钊可以安安稳稳地拿着高工资在北大教书，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为了寻求真理，他偏偏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用自己的苦难和动荡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和安稳。

革命的底色

李大钊英勇就义以后，中外记者到他租住的府右街朝阳里3号家中采访时，震惊不已。

《晨报》《京报》等纷纷报道，“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费”，就连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也撰文曰：“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

李大钊就义之后，他的生前好友，纷纷为赵纫兰及孩子们捐款。这其中还包括北大同事沈尹默代领的两张“北京大学教职员借薪收据”，时间是1927年5月30日和6月8日，金额分别是224、264元。

李大钊一生中的借款，从来都是慷慨地用于党的事业和其他同志，这一次终于用在了自己的家人身上。

《世界日报》报道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消息（图片源于网络）

李大钊的灵柩在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浙祠内停放了6年。1933年4月，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河北乐亭返回北京。

蒋梦麟、沈尹默等昔日北大同事纷纷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

蒋梦麟亲自在香山万安公墓为李大钊代购墓地，刘半农教授执笔撰写碑文：“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

李大钊终于入土为安，了却心愿的赵纫兰也在一个月后离开人世，两个人从此长眠在北京西山脚下。

在这段革命年代最令人唏嘘的浪漫故事里，“有福祸相依的相知，有荣辱与共的相守，还有彼此珍惜的相望。”尤其是李大钊高举的旗帜，更是为他与赵纫兰的爱情添上了最后一抹革命的底色！

资料来源：2022年4月20日《人民政协报》第12版《从李大钊的工资条说开去》 作者：黄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