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荷

万历二十八年（1600）春二月，明朝廷调动四川、贵州、湖广八省之力，云集八路大军，每路三万人，合计二十四万人，势如破竹般攻入播州。四月十六日，杨应龙被迫退守海龙屯，企图作最后的殊死挣扎，犹如困兽犹斗。待明军将播州土司的老巢海龙屯团团围住后，六月初六日土官杨应龙在一片绝望中自焚而亡。此役耗银约二百余万两，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

一、战争起因与经过

播州杨氏（播州杨氏土司世系表）

今苗族所用环首刀

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是古代羁縻制度的延伸，任命其头领为朝廷官员，并可世代承袭、世守土地、人户，即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统治方式。土司制度在中原王朝统治薄弱的地区推行，节约了统治成本，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客观需求，在云贵地区，随着中原王朝渗透能力的加强，中央与地方土司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最终在明代引发了一系列土司战争,而“平播之役”最为典型。

古代播州虽偏安一隅，却富甲一方，又有雄兵数万，如此国中之国，显然在朝廷眼中十分扎眼。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故意找茬，上疏奏论杨应龙二十四大罪，所辖五司改土为流，悉属重庆，此刻或忌惮播州兵雄，或杨应龙“朝中有人”，此事虽最后不了了之，其背后却加深了杨应龙逐渐对朝廷的戒备。

清代《百苗图》所绘苗民形象

万历十五年（1587年），受了宠妾田雌凤蛊惑，擅杀朝廷册封的诰命夫人正妻张氏和其岳母，昔日下属五司七姓上奏朝廷告状，闹出杨应龙杀正妻张氏不伦人理一出，播州五司七姓正式与杨应龙关系分崩离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因去年朝鲜兵紧，而饶恕杨应龙，让杨应龙戴罪立功，杨应龙却罢兵不出。巡抚王继光严查此事，命四川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等兵分三路问拿杨应龙，杨应龙不傻，肯定知道被明军问拿没有好果子吃，先是以“佯令约降”为幌子，诈降后“统兵据关冲杀”，杀伤明军官兵拒捕。万历二十三年（1586年），明廷因娄山关杀伤明军官兵一事，得问责杨应龙，最后杨应龙以“输四万金助采木”赎罪，并以其子杨可栋作为人质，扣押在重庆。此事却好巧不巧，杨应龙爱子死于重庆，后来重庆官场不给个说法就算了，竟然还“以尸挟价”，经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逼反杨应龙。

杨应龙作为地方利益即得者，心里面哪个苦啊!哪个闷啊！杨氏家族自唐朝起就是播州一方土皇帝，他也不想反的，“流水的王朝，铁打的土司”，老老实实当个土皇帝，他不香吗？奈何朝廷今日不容他，不反也得反。杨应龙只得加强武备积极扩军，“厚抚诸苗,名其健者为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没入其赀以养苗。苗人咸愿为出死力”，“益结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为助”。得到苗兵相助后，万历二十四（1596年），年袭击大阡、都坝，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及劫掠兴隆、都匀各卫；万历二十五（1597年），年流劫江津及南川，临合江，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又侵湖广四十八屯，五司七姓被屠杀殆尽，而他洗劫的这些地方多数都是播州旧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飞练堡之战，打得都司杨国柱全军覆没，进犯綦江一役，巷战击毙游击张良贤，城破后大肆屠城，杀得江水都已染红，一波清江变赤江；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路攻破龙泉司，击毙土官安志民，击溃守备杨维忠，乌江渡一战，几乎全歼贵州总兵童元镇所率三万大军。

清代《皇清职贡图》所绘苗民形象

二、战争失败的原因

杨应龙在战争初期被一系列胜利冲昏头脑，同时又犯了兵家大忌。在二十四万大军当前犹豫不决，军师孙时泰曾劝说：“请直取重庆，捣成都，劫蜀王为质，而应龙迁延，声言争地界，冀曲赦如曩时”，关键时刻杨应龙或怂或昏庸，想依靠一系列的胜利告诉明朝廷，我播州杨应龙不是好惹的，又想和明朝廷谈下，能不能认个错，看看有什么办法给朝廷一个台阶下，饶杨应龙本人一马，继续作其本人还想当播州土皇帝的春秋大梦，可惜杨应龙最终没有看透明朝廷要治他于死地决心，厮守海龙屯这一弹丸之地。若起初听从军师，“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辽事述·辽左兵端》记载，后金汗努尔哈赤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在辽东战场应对东、西、南、北四路十余万明军的作战方略，并取得胜利，史称：“萨尔浒大捷”.)，集中优势兵力攻下重庆，就以水西土官安疆臣在围困海龙屯期间仍悄悄为杨应龙输送口粮弹药的暧昧关系，恐怕就早已提前上演“奢安之役”。

其二苗兵多属杨应龙雇佣关系，历任杨氏土官可没少和周边生苗大打出手，可以说苗兵对杨应龙毫无忠心可言，万历二十八年（1600）春二月二十九日酉时，明军前哨报：“杨应龙挑选上刻‘老虎兵’并各关苗贼四五万，令男杨朝栋、总管杨珠等统领、分为三路，一由松坎，一由鱼渡，一由罗古池。”，又据安疆臣报称：“三月二十九日，逆贼杨应龙父子因见镇雄斩其来使，首其馈仪，亲领苗兵七万，分作五路前来迎敌”，由此可见播州之战役决战初各路苗兵有不下四五万人，播州之战历经，“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斩级二万余，生获朝栋等百余人”，可见余下四五万苗兵不过乘势大掠一番，待到官兵聚集部署完毕，早已各鸟兽散，除少数播州苗兵死忠外，其余均毫无斗志可言，在明军的招抚下，“各苗唯唯听命，随用牛酒花红银牌通行犒赏，各发回巢，”。播州杨氏战败后，惨遭清算，《平播全书》载道：“杨氏族人，除杀戮外，有杀不尽者迁之闽广地方，令不得复留播地”，并而播州原住民“杨保苗”（系依附播州杨氏的民、苗，《百苗图》载道：“杨保苗在遵义、龙泉二县，婚姻用媒妁,丧祭尽哀作之礼。但性情狡犷,凡官差拘抗拒不出，惟听乡老决之。”。）也因此受到诛连，战后十不存一二。起若杨氏当初能善待江外苗民，哪怕随苗兵逃入苗疆腹地，隐姓埋名渡过一生，也未尝不可。

三、战后安排

明军八路大军荡平播州后，《平播疏》载道：“八路兵生擒贼首贼从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斩级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七颗，俘获贼属五千五百三十九名口，招降播民一十二万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口，全活被掳男妇一千六十四名口，夺获马牛七百六十七匹，器械四千四百四十四件”，播州土著均亡于战火或离弃故土，“遗弃田地，多无主人”，《播州善后事宜疏》载：“播土旧民，自迹酋夷之后，大兵征讨之余，仅存十之一二”，明廷顺势提出改土归流，“以变夷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庭准李化龙所奏，引四川、江西、湖广三省之民“占籍播州”，原来播州“计增府二，州一（二），县八（七）”，设平越军民府属贵州，辖余庆、瓮安、湄潭三县和黄平州；设遵义军民府属四川，辖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和真安州。

虽《播州善后事宜疏》提出战后播州善后八条，但时代背景尚属古代封建社会，结合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的糟粕，仍有难全之处，未必能直接善后稳定。万历时，当播平，诏改二府，黄太史辉曰：‘義与越俱带戈，兵戈犹未息乎！’已而播州有吴洪之乱，蜀有永宁之讧，黔有路苗、山苗之征。

清代《百苗图》所绘杨保苗形象

一吴洪之乱，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因内江县举人晏鸣鹿举家占籍播土，强穵邻坟侵田土，遵义县知县萧鸣世偏袒晏鸣鹿有失公允，播州原民向官府诉求无效后，谭里保、罗志、杨邦俊、王金义、张汉臣等人联络播州旧民吴洪、卢文秀、卢文政、张承贤、卢里等人以假借杨应龙儿子为名，招邀原播州民、苗举事起义，以图恢复播州旧疆。总兵李应祥副使傅光宅等亲率明军官兵前往镇压，擒获首从刘尧等人，吴洪逃亡水西土司，贵州巡抚郭子章听闻吴洪自祖父起均为为杨应龙亲信，必将吴洪捉拿归案，后来水西土司安疆臣在贵州巡抚郭子章的施压下，把吴洪交予明军，并残忍杀害斩首示众，以威慑播州旧民。

清代《百苗图》大定府彝族形象

四、后续奢安之乱

二永宁之讧，虽与播州并无直接关系，但为其日后，天启元年（1621年）永宁土官占据重庆后爆发“奢安之乱”,播州旧民乘势举义埋下伏笔，史记“播州遗孽及诸亡命奸人蜂起应之”，播州旧民在响应“奢安之乱”后，遵义两次被占。永宁内讧，始于起初贵州土官安国亨与安信仇杀，安信兄长安智勾结永宁宣抚奢效忠为其弟报仇，万历元年（1573年），四川巡抚曾省吾上奏：“都蛮叛逆，发兵征讨，土官奢效忠首在调，但与贵州土官安国亨有仇。请并令总兵官刘显节制，使不得藉口复仇，妄有骚动”。而后安国亨部下有吏目与安智为盟，发现后投奔安路墨，安路墨诈称为土知府安承祖，去往京城上奏曰道，贵州土官安国亨强横仇杀土民，而安国亨亦令其子安民上京陈诉反驳，明廷查明后吩咐：“其与奢效忠俱奉命听勘于川贵巡抚”。

永宁土官奢效忠死，其妻世统无子，妾世续有幼子奢崇周，其正妻世统以嫡欲夺印，与世续相仇杀。四川总兵郭成、参将马呈文乘机率兵发兵千余，深入落红，将奢氏九世所积金银财富，搜掠一空。世续发永宁土兵并借助水西土兵报仇，击败郭成，郭成檄取奢效忠弟沙卜于世统，世统不应，郭成杀永宁把总三人，聚集苗兵万余，欲攻永宁泄怨，后被巡按劾郭成等邀利起衅，授予世统和世继冠带，各管辖其地不得互犯。

万历十四年（1586年），奢崇周代职永宁土官，初始，永宁史目阎宗传等人自以昔日从世续驱逐世统，而杀与世继有过勾结的奢效忠弟沙卜，因惧怕以后其子奢崇明当选世袭土官后报复，依附水西土司，拥护安疆臣妻弟阿利为王，水西安疆臣土官又利用阎宗传等人率兵四处焚劫屯堡，攻掠永宁、普市、麾尼等地。奢崇明承袭永宁土司职位后，世续以永宁土官印在镇雄土官陇澄处，而陇澄非镇雄土官陇氏，为水西土官安氏家族安尧臣上门改姓，只愿意将永宁土司授予安疆臣妻弟阿利，贵州抚按闻后调兵讨伐，而后阿利死之。

万历三十五年，令水西土官安疆臣约束安尧臣回归本土司，让陇氏后人承袭镇雄土官。此后奢崇明子奢寅与水西已故土官安疆臣妻奢社辉争地，水西土司安氏兵马马十倍多于永宁土司奢氏，而永宁奢土兵人少却精，两军相持，蜀、黔抚按不能节制。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黔抚张鹤鸣以赤水卫白撒所屯地为永宁土司所占据，要求清还而待勘未决。

永宁内讧，始于万历元年土司之间相互仇杀，动荡贯穿整个万历年间，使得川黔官府苦不堪言，摩尼、普市千户张大策就曾以奢崇明不听节制，四处引战，上奏道：“以自水、兰交攻，军民激变，奢崇明虽立，而行勘未报”，请求将永宁土司改土归流，兵部却言道：“无故改流，置崇明何地”，明廷的一味妥靖放纵众土司，始终不能节制，最终在储多因素的推波助澜下，在天启元年（1621年）爆发了“奢安之乱”。

清代《百苗图》所绘布依族形象

五、后续对周边“苗人”的征剿

三路苗、山苗之征，万历三十三年（1615年）十月甲寅，贵州巡抚郭子章说道，贵州新添、平越、威清等十四卫排列一线，守护驿道以通云南，然驿道一线之外，布满苗族和布依族村寨，自从平“播州之役”以来，因粮饷欠缺，军兵困苦，部分兵丁受不了明军苛刻的“兵役”之罪逃入各苗寨，游兵散勇在无人约束下终成“流寇”，与苗民堵塞驿道，“劫掠贵州数百里之境，顿成盗薮”。

“路苗”即为今布依族，万历时多居于贵龙、平新之间，东西两路有众数万人，分别在阿伦、阿万、阿绒和阿浪、阿戍等人带领下，与明军作斗争。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贵州巡抚郭子章调集汉土官兵，命贵州宣慰使安疆臣率兵一万强攻西路苗，战斗历时三月，旋镇压之，总兵陈璘率汉、土兵五千进攻东路苗，一月内连克布依连寨六箐，迅速击败东路苗，此役，明军俘虏义军起义领袖十二人，斩首杀害义军三千余人，招降其余家属一万三千多人。然布依族义军并未就此屈服，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布依族老蜡鸡占据新添峰巅仰天窝，山窝有九个坝子，每个坝子可容纳数千人，下通三道阵线，各列三道关卡，张鹤鸣率军强攻夺其关卡，击败老蜡鸡后，再次发兵讨平定番、广顺、威清、平坝、安笼等地的布依族义军。

清代《皇清职贡图》所绘红苗形象

“山苗”即为今苗族中说东部方言的红苗，万历史盘踞居住在江口三山（水硍山、牛角山、黄柏山）至铜仁之间，是红苗在此地的分支支系，史载也称为“三山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贵州巡抚郭子章命总兵陈璘、参政洪澄源率官军五千，土兵五千，进攻水硍山，水硍山山苗首领吴老乔阵亡，此役既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贵州总兵马孔英者借称，黄柏山山苗外出劫掠，调集官兵扎营黄柏山，尔后官兵被苗民击败，马孔英兵败不报，欲用计诱俘良苖首领石阿四，谎称阵擒冒功，却不想终究纸包不住火，此事查明后其被贵州巡抚胡桂芳弹劾罢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