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福临之死,清史记载是出家当和尚后死于天花。但是这很有可能是个谎言。现在更多的证据证明,顺治福临并非死于天花,而是被郑成功炮毙于厦门!清政权为不影响他们侵略中国,影响战局。而故意伪传其出家死于天花。
顺治之死是满清十大奇案之一。之前流传较广的有顺治出家并圆寂于五台山。随着近年一本手抄本《延平王起义实录》的出现,其中称:“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虏顺治实在在思明(即厦门)港被炮击殁”,一时间引发有关学者们热议。
顺治怎么死的(顺治咋死的)
一、《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石破天惊的两段文字
其一为:“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帝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秘密而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宣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之,但当时恍惚未敢再信”。
文中所说藩主就是郑成功。这段话翻译成为现代汉语,它的意思就是:有人密报郑成功,说顺治是在厦门的思明港被郑成功属下的大炮炮击而死。清朝的大将军达素不敢公开这一消息,但是惊动了。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皇上哪儿去了?没了,然后就召达素回京。当时达素不敢回京,畏罪自杀。后来满清太子即位,就是康熙。康熙即位以后宣布顺治驾崩就是这么一个消息。
东北新闻网其二为:“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招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
这段话翻译成为现代汉语,它的意思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投降清朝以后,几次写信给郑成功,劝郑成功投降,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顺治皇帝不死心,所以每次都指示把郑芝龙软禁,企图通过郑芝龙招降郑成功。但是郑芝龙没有成功,顺治皇帝也没有将郑芝龙治罪,顺治死了以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这个材料当中记载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新皇上康熙建议说,郑成功可以用炮来击毙我们的先皇,现在皇上您就不能处死郑成功的父亲吗嘛。结果康熙一听,对啊,他把我爸爸打死了,我也把他的爸爸郑芝龙弄死。所以康熙就下令杀掉了郑芝龙。
此外,除了这两段直接证明顺治皇帝死因的文字,还有一段相关文字,也为以往郑成功研究资料中所未见。其文为:“报伪朝顺治崩,太子即位,是为康熙。藩喜曰,伪朝大丧,且达素新败,虏必无暇南顾矣,我当速取公夷为根本地,然后再图北征。”张宗洽先生认为,这段文字解释了郑成功对攻台时机的选择,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
二、顺治之死的几种旧说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蛮清第一位侵略中国后的首领福临告病身亡。其子玄烨即位,就是康熙。然而不久,有关顺治帝出家的消息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颇多,给顺治之死染上神秘色彩,成为迄今仍无法定案的历史之谜。《清史稿》、《顺治实录》、《清实录》等清官方的史册中,关于顺治之死仅有寥寥数字,语焉不详,给人讳莫如深之感。
野史与民间传说最广的说法,是顺治因一代名妓董小宛去世而遁入空门。而据史书记载,董鄂妃确有其人,却并非董小宛。董鄂妃出身于满洲世族之家,“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廷”,备受宠爱。顺治十四年,董鄂妃诞下皇四子。次年正月此子不幸夭折,董鄂氏伤心欲绝,染病不起,不久后病逝。
与传说不同,一些非官方的史书则说顺治因病而逝。清史学者孟森提出的“天花说”即以此为依据。《平圃杂记》对此亦有详细记述:顺治十七年底,福临染上天花,礼部奉旨宣布免去元旦大朝庆贺礼。正月初二,顺治为祈求佛法庇佑,亲自把最宠爱的太监吴良辅送到悯忠寺剃度,作为自己的替身。正月初四,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初五日,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全部撤去。接着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下令释放所有在牢囚犯,以祈祝皇帝康复。初七日夜,福临死于养心殿。
三、厦门市文史专家初步认为神秘手抄本有相当可信度
厦门市文史界专家初步考证后认为,这本《延平王起义实录》的可信度相当高。本书的抄录者是郑成功的九世孙郑叔成,抄于1912年。郑叔成在前言中注明,《延平王起义实录》抄录了四部原稿的内容,即《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海纪缉要》、《海外孤忠录》和《郑克土爽档案》。后两部都已失传,至今未被发现。与顺治死因相关的段落,均出自第一部原稿《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据了解,《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一书其实并非首次发现。其一手抄本早前为郑氏子孙世代秘密收藏,因年代久远,已多处遭到蛀蚀。中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印刷出版了这本书。
上世纪80年代,厦门郑成功研究会第一任会长陈碧笙根据一些新发现的内容将之补充完整,并将该书改名为《先王实录校注》,加入标点符号后另行出版,与《海纪缉要》、《海上见闻录》同时成为现今研究郑成功最重要的史料依据。
令人不解的是,这本在史学界流传已久的《先王实录校注》中对顺治死因只字未提,而厦门市郑成功研究者、浸淫该书二十多年的张宗洽先生经过认真对照后发现,这本新发现的神秘手抄本中,除多出了上文中提及的顺治死因之说外,其余内容均与《先王实录校注》基本一致,而且更加详细完整,恰到好处地补充了原先因残缺而无法推断的字句,即使多出的三段文字也言之凿凿,与上下文衔接贯畅。从文字上推敲,并未有作伪之嫌。
他由此认为,手抄本《延平王起义实录》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很有可能抄自最为原始的手稿。而《先王实录校注》的前身《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同样经传抄而来,是否是早先的抄录者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将顺治皇帝的死因略去,以掩天下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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