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永兴时因家里穷，又受到挨户团的搜抢，临走时没有弄到一点钱，从李卜成家里筹借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今后的生活我们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一边了解是否有同乡好友在南京，以便求得经济上的帮助。过了几天我们打听到有个名叫曹日晖的永兴同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现在是国民党军队中团一级的军官，在南京有公馆。我和李卜成在衡阳读书时曾与曹同学，彼此关系不错。李卜成主张去找曹日晖，一方面想向曹了解些情况，另一方面想向曹求帮点钱。我表示赞同。

一天晚上，我同李卜成到了南京城内曹日晖的公馆,李进到宅内，我留在外边观察动静，以便发生不测时好有个照应。李卜成进去没有几分钟，就出来了，匆忙拉着我离开曹宅，转回下关旅馆,进到房间以后,李卜成才告诉我去见曹日晖的情形,曹日晖一见到李卜成十分惊愕，张口便说“你真好胆大!竟敢到南京来!这里同乡人很多,正在到处通缉你们。前不久曹福昌逃到南京，当即被人告发枪毙了,幸好今天我这里没有别的同乡在，算你幸运，否则，真是太危险了!你赶快离开，不要在南京呆了。”李卜成见曹日晖这种神情，也不便向他打问什么情况，就干脆要求他接济点路费，好离开南京。曹日晖不肯在自己身上拔毛，就介绍李卜成去找另一个同乡刘乙光。说刘乙光现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工作，人靠得住，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按照曹日晖介绍的地址，找到了刘乙光。刘乙光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原来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我们与他早就相识，彼此关系不错,是我鼓动他云投考黄浦军校的。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到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时，他逃离原来的部队，来到武汉，我曾在汉口的马路上碰到过他。那时他说他是从江西逃来武汉，并说江西方面的形势很紧张，难以存身。我告诉他武汉的形势也不妙,革命左派人士己纷纷离武汉去江西，我劝他还是回江西去。刘说身上已无盘缠，无法上路了。我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他答应立即回江西。此后便再无联系，不知他怎么到的中央军校做事。这次我们同刘乙光一见面,刘也感到愕然。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一是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二是请他帮助解决去上海的路费。

张学良简历个人资料简介（少帅张学良简历）

刘先对我们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后说,我们不能在南京久留,如果碰到坏同乡，就会出危险。但刘也不愿意为我们出这笔路费，他说过几天他要到上海公干，可以把我们一起带到上海。我们考虑随刘乙光去上海，比较安全些，就答应了。

两天以后的夜里，我们同刘乙光乘火车去上海。一路上既不用买车票，也没有受到盘查，很顺利地到达上海。刘乙光把我们送出车站，就与我们告别而去。临别前刘对我们说，在上海找下固定住所后，就给他写信，他每月给我们寄几块钱的生活费。

上海是当时我们党中央所在地，我们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但由于自色恐怖气氛很浓，党的活动是在极为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我们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党组织，心里没有把握。考虑到我们身边的钱很少，不敢住旅馆，就采取白天逛大街、晚上在小店里租一张床位过夜的办法，以节省开支。这样过了几天，没有遇见一个熟悉的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我们感到这样没有固定住所，到处游荡也不是个办法，就设法找了一间出租的房屋，价钱很便宜房东是个家庭妇女，丈夫不在家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但没住几天，房东的丈夫回家来看到我们既无行李，又无家具，也不像考大学的学生，就起了疑心，不准我们在那里住了，我们只好另找地方栖身。

这次我们在闸北一个茶馆的后楼上租下一间小房子，老板是个警察兼流氓，他不怕我们不交房租，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因为没有行李，我们就在街上买了块苇席，铺在地板上睡觉又买了几件简单的炊具，自己烧饭吃。

这时已是1928年的10月下旬了。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来大上海，人生地疏，每天除了上街东碰西撞想遇见熟识的同志外，就是钻书店看书。起初我们进书店，店员以为我们是来买书的顾客，热情地招呼我们，后来见我们光翻书不买书，就怀疑我们是偷书的扒手，店员的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我们，进行严密地监视。以后我们去的次数多了，他明白了我们是来揩油白看书的，便不大管我们了，由我们自己随便翻阅。

就这样，我们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时间，还没有找到组织关系，生活越来越拮据，心里更加焦急。开始，刘乙光还给我们寄来几块钱的生活费，后来他也失业了，又另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永兴同乡厉良圭，是个黄埔军校学生，在复旦大学任军训教官。我们到复旦找厉良圭求助，他给了我们三块钱后，就再不理会我们。别的关系又找不到，房东又天天催逼房租，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期间，我们尝尽了厚着脸皮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但依然是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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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汉，我们见到李卜，成彼此畅叙了别后情形。李卜成仍以李天赞的化名，在武汉考入清查丈量土地的清丈人员训练班，正在汉口的一所学校里受训。李卜成告诉我说，刘乙光也在武汉，现在陆军第二师第二旅某团任少校训练官。我当即写信与刘乙光联系，说明我在上海没有找到职业，又回到武汉请他帮助设法谋个职业。刘乙光当时已随部队驻在孝感，他接到我的信后，即派人接我去孝感。吴永钦因为与唐生智部队的历史关系较久，熟人亦多，就给在河南的唐部熟人写信，希望重回部队工作。河南方面很快来了回信，要吴永钦马上去河南这样，吴永钦即与我分手，单独去了河南。

我来到孝感，见到刘乙光，相互谈了别后的情形。这时我才知道，刘乙光所在的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陆军第二师第二旅，师长顾祝同，旅长郑洞国。我考虑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里开展工作有困难，又担心一旦唐生智部南下武汉后，我在蒋的嫡系部队里不容易出来，便没有急于要刘乙光介绍工作，暂在刘乙光处闲住。

过了一段时间，刘乙光对我说，你这么闲着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找个工作先干着，有了薪水慢慢积蓄点钱，将来做什么都方便。

我看唐生智部迟迟没有南下的消息，也感到长期闲住不是个办法，便同意由刘乙光给我介绍工作。刘乙光给我造了一份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几年小学教员的履历，并取了个黄仕诚的化名，介绍我到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训育科当少尉科员，具体工作就是管理图书。

不久，陆二师第二旅由孝感回到武汉。我随部队到了武汉后，立即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去找他，一进到学校，就见学员们正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自习课。我进教室找了个遍，没有发现李卜成在里边。我就问那些学员李天赞哪里去了?我连问了几遍，那些学员自顾埋头看书写字，谁也不理睬我。我又一再间李天赞哪里去了?

这时有一个学员偷偷地朝我摇摇手，示意我快离开，我立时意识到李卜成可能出了问题，便扭头跑回我的住处。恰巧刘乙光来找我，我就告诉刘乙光说，李卜成多半是出了问题，我到学校去没有找到他，别人也不敢说明情况，为防万一，我向刘乙光表示要离武汉去上海，请刘给我筹措些路费。刘乙光听了我谈的情况后说:“你先不要急着马上就走，待我去打听一下情况再决定去留”我同意了刘乙光意见，就催他快去打听李卜成的消息。

刘乙光先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了解到，李卜成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便衣队抓走了，什么原因说不清楚，刘乙光又赶到武汉警备司令部找到熟人，证实了李卜成确系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内。刘乙光通过朋友的帮助，到监所会见了李卜成。李卜成告诉刘乙光，中共武汉特别支部遭到破坏，特支书记刘家驹被捕后叛变，带领便衣特务将李卜成抓捕。刘乙光问李卜成，黄克诚现在有无危险?李卜成说，黄克诚与特支没有发生过关系，他也没向特支介绍过黄的情况，刘家驹根本不知道黄的情况，估计黄暂时不会有危险。

刘乙光回来后，把他探听到的这些情况告诉了我，劝我暂时不要走。刘还说他问过警备司令部的熟人，说李卜成不会有生命危险。我请刘乙光设法保释李卜成，刘说保释暂时不可能，需等等再看。我经过考虑，觉得李卜成分析得有道理，我暂时还不至于有危险，我决定暂时不离开武汉，先写信报告中央军委武汉发生的情况，请示我的去向，然后再筹积点钱，安顿李卜成在狱中的生活，同时还要为李卜成出狱后的生活准备点钱和其他用品。

我在陆二师政训处图书室上班工作后，每天除应付借阅图书的差事以外，我还将图书室所有的书籍进行了一次清查整理登记，并抽空剪贴报纸，到街上各书店购书等。工作之余，我一方面阅读书报杂志，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对政训处的工作人员进行接触，摸清他们的政洽思想倾向相机开展工作。

在这个政训处里工作的人员，情况相当复杂，既有死心塌地效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如政训处主任康泽之类;也有像刘乙光那样的左派军人，还有坐牢刚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他们之中，有些是政局变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产党队伍中的脱党分子。大家对各人过去的历史大都相互了解，但都不认真对待，对彼此的遭遇相互很同情。上尉科员申孔国，湖北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对现实很不满，经常发牢骚，具有一定的革命倾向。还有一个勤务兵，已忘记姓名，是江苏徐州一带的人，家里很贫穷，为了糊口才出来当兵，不满现状，有反抗情绪。

我当时把申孔国和那个勤务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经常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但还没有敢向他们暴露我的真实身份，因为我清楚地懂得，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犹如身在狼窝里，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尤其是政训处主任康泽，虽然他那时尚未搞特务工作，但已是个很反动的角色。

到了1929年的10月，冯玉祥又鼓动西北军将领反蒋，蒋介石乘机纠集各路杂牌军，以蒋之嫡系军队为骨干，围攻西北军，蒋、冯再度开战后，陆二师奉命向河南开拔。我随陆二师政训处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开抵河南许昌车站下车，稍事停留，即徒步向豫西开进。未等陆二师上到前线就听说西北军已被打败，我就随部队沿原路线开回武汉。在河南徒步行军中，我曾借宿营的机会，到附近找当地农民谈话，了解一些情祝农民对新军阀互相争战深恶痛绝，尤其是豫西一带的农民由于连年的灾荒和战乱，使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重新回到武汉不久的一天，我同刘乙光二人上街闲逛，在闹市区突然与刘雄迎面相遇。刘雄是湖南水兴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和我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同过学。湘南暴动时，刘家曾被暴动农民抄没，刘雄有个兄弟也被杀掉。湘南暴动失败后，刘家便对参加过暴动的农民进行屠杀报复，刘雄更是像一条鹰犬，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干尽了坏事。后来李卜成就是死在刘雄之手。我的情况刘雄完全清楚，也是他日夜搜捕的目标之一。

这次我和他迎面相遇，已来不及躲避。乘刘雄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来了个先发制人，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装作很亲热的样子说道“啊，老朋友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好？”我一边说着话，一边紧紧地攥住他的手，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他出其不意，弄得他瞠目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想抽开手，我更加用力地攥住，使他不得不就地站住听我讲话说完，未等他开口，我便一松手快步钻进大街上的人群中去。这时，刘乙光又拉住他的手继续缠住他讲话，问长问短，使他一时难以脱身。这样，我才得以跑脱。打这以后，我就不再轻易上街了，有空也呆在屋子里看别人下围棋。我后来爱好下围棋，就是这个时期看棋学得的一点基础知识。

蒋介石打败了西北军之后，进一步加紧了剪除异己、消灭各路杂牌军的步骤。陆二师又奉命开赴南京，参加讨伐石友三之役。我即随部队由武汉乘轮船到了南京。

这期间，我思想上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从大革命的失败，到目前白区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血流成河的现实，认识到我们在军队中只抓政治工作，而不注重抓军权，以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深深地感到，革命必须依靠武装斗争。没有革命武装作后盾，迟早会成为敌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于是，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到游击区去，重回红军搞军事斗争。所以，我到南京一下船，就找了个借口请假，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立即找到徐德。详细地向徐德作了汇报。我请徐德将我的情况和请求，设法立即转报中央军委，希望迅速得到答复当天晚上，徐德告诉我说，已将我的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军委的同志说以前我写的信都收到了，情况都已了解，同意我去游击区参加军事斗争的请求，要我速作准备。徐德还告诉我说，军委已决定派他到赣东北方志敏处工作，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一道前往。我说现在我还不能马上随他走，我得先回南京办理请假或辞职手续，免得不告而辞会使介绍人刘乙光受到牵累，同时我还必须回一趟武汉，去看看正在狱中的李卜成，待把李卜成的事情安排好之后，才能再回上海听候军委的工作分配。徐德说我下次来上海时，他可能已经离开了，他嘱咐我再回上海时，如果他不在了，要我去他家看看他的夫人。并要我在离上海去苏区之前，设法给他夫人留下点钱，以接济今后的生活。

我从上海回到南京，正是1930年元旦前夕。我赶着打请长假报告，以便名正言顺地离开陆二师。还未等我的报告送上去，陆二师政训处已奉命宣布解散，工作人员领一个月的薪铜，作为遣散费，自寻出路这样一来，我假也不用请了，就着手打点行装准备去武汉。遣散时政训处主任康泽对每个工作人员逐个谈话，询问各人的去向。当问到我打算去何处时，我回答说我过去当过小学教员，这次打算回家乡去，仍设法觅个小学教员的差事干。康泽听了后点头说:那很好嘛。

我与刘乙光这位同乡可算是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因此，在临别时，我对自己的去向没有向他隐瞒，据实以告。刘乙光听了后对我说，他也有去当红军的想法，等将家属安顿好后，再考虑去苏区参加红军，但他以后并没有去苏区，我也没有再同他联系，可能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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