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以便统一领导各地根据地成了现实需要。

1932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之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政府主席。

在当选主席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得知了一个消息：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

董振堂将军简介（董振堂不死的话授什么军衔）

第二十六路军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在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曾派了大批党员到冯玉祥部队中工作，很多军官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在中原大战时，冯玉祥被老蒋打败，这支部队便通电投蒋，站到了蒋介石这边。

对于前来投诚的杂牌军，蒋介石骨子里从来都不信任，只有利用。他将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围剿红军，企图消灭红军同时借红军之手削弱这支杂牌军，一举两得。

谁知，到了江西后，二十六路军官兵水土不服，军中疾病肆虐，不断有人死亡，加上在红军灵活机动的战术面前屡吃败仗，同时又受到我军的政治影响，军心日渐不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抢占我东北，蒋介石却不让他们抗日，还对他们处处歧视和压制，更加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在时任二十六路军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等努力下，二十六路军很多官兵决定起义，加入红军，脱离国民党队伍。

为此，特派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秘密会见毛泽东，报告准备起义的相关情况。

见到袁汉澄，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

“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袁回答。

接着，毛泽东问：“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起义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

袁汉澄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不过他稍停了一下，坚定回答说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吗？”毛泽东想要问个究竟。

袁汉澄说，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点点头：“全部起义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起义，局部起义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捅上一刀，也是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

不久，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赴中央苏区，红军发展到六万多人。

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为了把这支起义部队改造为正在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毛泽东派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红五军团工作，还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董振堂得知自己被毛主席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毛泽东知道后对他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些自己用。”

但是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董振堂比毛泽东小两岁，是河北省人。15岁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曾参加推翻贿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和北伐战争，是个身经百战的杰出将领。

宁都起义后没过多久，临时中央指示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经过会议讨论决定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但是反对无效，他再一次成为少数，加上身体生病，毛泽东便请病假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事实再次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红军攻打赣州后没多久，中革军委便派人到东华山找毛泽东，告诉他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急电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与决策。

了解情况后，毛泽东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本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命令一下，红五军团赶赴前线和赣州的国民党守军展开拼死战斗，最后终于将红三军团脱离险境，立下了大功。

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毛泽东亲自将红旗勋章别在董振堂的胸前，并称赞他是卓越的指挥员、常胜将军。

随着王明“左倾”路险在中央苏区愈演愈烈，不仅毛泽东被一步步排挤，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十五军军长黄中岳也被错杀。

就这样，原二十六路军三位高级将领仅剩下董振堂，之后，董振堂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总指挥。

红五军团自诞生起，便有了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常常承担战争中的殿后任务，这是一个苦差事，但是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及广大战士从不向组织提一个要求，表示一句怨言。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便开始了伟大的长征，国民党设下四道封锁线，企图消灭红军，在突破封锁实行战略大转移的过程中，红五军团全程作为后卫部队，负责保卫整个大后方，任务艰巨。

湘江战役是长征中红军打得最为激烈，最为惨痛的战役。

为确保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领红五军团官兵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其中承担断后人物的红五军团第13师34师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前进，用血肉之躯和敌军奋战五个昼夜，以至血流成河。

其中34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遭到4倍敌军的包围，最终这支六千多人的部队牺牲了五千多官兵。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敌人押着他到长沙领赏，在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

经过湘江战役，原本一万多人马的红五军团人数骤减，折损过半。

1935年1月，正是由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遵义城东南布防阻止了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才确保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在红军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再次承担保卫主力部队渡江的重大任务，坚守阵地九天九夜，把十几万敌军死死堵住，最终红军顺利渡江，摆脱险境。

可以说，董振堂和红五军团为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支部队因其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光荣地获得了“铁流后卫”的称号。

沙窝会议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中央和前敌指挥部领导，包括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三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以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等。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领导，包括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九两个军团。

谁知左路军走到阿坝地区时，张国焘突然改变主意，带领部队掉头南下，并发电报给随右路军同行的陈昌浩、徐向前，让他们带着四方面的部队也掉头南下，甚至说要武力解决。

中央红军只好连夜北上。

得知此事的立即召集四方面军各军首长开会，除了歪曲和反对中央外，还鼓动部下骂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则受到张国焘的疯狂排挤和打压。

但是董振堂却始终支持维护中央，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反对中央，军长董振堂为表明自己的态度，干脆不出席会议。

董振堂将军

为了维护团结，朱总司令受了不少委屈，一直在默默地做工作，红五军团也是朱老总重点关注的单位，在阿坝会议期间，朱德和董振堂交换了意见，董振堂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路险，同张国焘做斗争的立场，令朱德很欣慰。

由于朱德在红军中威望极高，张国焘虽然恨得牙痒痒，也奈何不得，便不断地在背后搞小动作难为朱德。一天夜里，张国焘手下的人把朱德的马偷去杀了，让朱德没有马骑，董振堂知道后派人送来一匹马，才解决朱德行军的问题。

1936年11月，中央组织西路军西征，其中包括红5军，原本的红五军团由于战斗减员，已缩编为一个军，辖两个师，四个团。

次年初，红五军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领导下，一举攻克高台县城，守城的一千多民团投降，被红军收编。

但是没过多久，马家军就卷土重来，敌人以部分兵力牵制其他西路军部队，派大量兵力绕道西进，围困红5军驻守的高台县城，当时在城内的是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及44、45团、骑兵团和特务连共3000余人，可以说是红五军团仅剩的家底了。红五军政委黄超则带着全军仅有的一部通信电台驻扎在临泽县城。

马家军包围高台县城后，城内守军就失去了与西路军指挥部的联络，马家军首先进攻城外的两个外围碉堡，守城红军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最终因子弹耗尽，人员伤亡太大而失守。

在外围失守后，董振堂命令将城内一切能装土的箱子都装满泥土加高城墙，同时派人同临泽联系，准备突围。

谁知政委黄超送来一封信，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险的军事重点，如果失守，就要你军长的头。

第二天上午，董振堂在城内教堂召开最后一次营以上干部会议，他心情沉重地宣读了来信，要求大家坚决守住高台，与高台共存亡。

很快，马家军就来攻城，董振堂面对孤军奋战的局面，毫不动摇，挥舞大刀在城墙上指挥红军战士和马家军殊死搏斗，敌人架起梯子往上爬，红军就用刺刀、砖瓦向敌人打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谁料，守卫城西的原高台民团突然反戈，打开城门，敌人蜂拥而入，形势顿时恶化，由于缺少弹药，红军只能和敌人展开肉搏战，董振堂军长退到城东北角坚持，身穿一件破毛衣，用手枪击毙数名敌人，最红寡不敌众，腿上负伤，壮烈牺牲。

与董军长一起战死了还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等，3000多战士除少数人被俘外，绝大多数战死在高台城中。

令人愤怒的是，马家军为了邀功请赏，竟将董振堂、杨克明的头颅砍了下来，泡在酒里送到西宁马步芳那里。

就这样，当初起义的红五军团及高级领导人几乎全军覆没了。

后来，在董振堂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