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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和吉利可汗)

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和吉利可汗)隋文帝是一个谨慎清俭又富有政治远见的君主。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隋王朝的国力日臻强盛,成为东北亚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力量。隋文帝外交方面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始终坚持建国之初和长孙晟订立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方针,多次极其出色的政治运作使得突厥内部矛盾丛生,分崩离析,从而成功地变被动为主动,在应对周边政权方面赢得了主导权。隋文帝的晚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帝国都积累了雄厚

隋文帝是一个谨慎清俭又富有政治远见的君主。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隋王朝的国力日臻强盛,成为东北亚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力量。隋文帝外交方面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始终坚持建国之初和长孙晟订立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方针,多次极其出色的政治运作使得突厥内部矛盾丛生,分崩离析,从而成功地变被动为主动,在应对周边政权方面赢得了主导权。隋文帝的晚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帝国都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国势蒸蒸日上。604年阴历七月,劳瘁一生的隋文帝杨坚驾崩于大兴城大宝殿,享年64岁。

继位的隋炀帝和他的父亲却有很大不同。历史书写在隋炀帝身上加了许多罪名,但隋炀帝并不是一位昏庸无能的君主,他雄心勃勃地想做一番事业,可惜他的政治和军事能力不足以支撑起他的抱负。隋文帝苦心经营二十余年在身后留下的极为丰厚的政治遗产,在随后的十多年内慢慢被消耗殆尽。在这个过程中,中原王朝又一次失去了主动权,突厥则重新赢得了太上皇的地位。

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和吉利可汗)

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和吉利可汗)

启民可汗回到漠北成为大可汗之后,对隋王朝的扶植始终心存感激,岁岁朝贡,极为恭顺。605年,隋王朝迎击入寇营州的契丹人,启民可汗还派遣两万骑兵参战。607年正月初一,隋炀帝摆下盛大的宴饮庆贺节日。启民可汗此时正来长安朝贡,见到如此宏大的场面,心中艳羡不已。他向炀帝提出,要变更习俗,改成和汉族人一样的装束。炀帝没有答应启民可汗的请求,第二天启民可汗率领朝贡的贵族再次恳切要求改变突厥的服饰。这正好满足了炀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他当即对参与制定礼仪制度的牛弘等大臣说:“如今我朝衣冠礼仪制度璨然大备,使得突厥可汗甘心改变服饰,这都是卿等的功劳呀!”虽然实际上突厥的服饰习俗并未因此发生改变,但启民可汗上表提出请求,或多或少反映了隋与突厥统治阶层的心态。与开皇五年沙钵略可汗上表时所说的“至于削衽解辫,革音从律,习俗已久,未能改变”一段话相比,突厥对于隋王朝态度的转变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隋廷负责工程制造的大臣宇文恺是一位天纵奇才的大匠师,隋炀帝特意让他打造了一座观风行殿和一座行城。观风行殿,就是一座专门用以四处观光的可移动组合式宫殿,由几个部分拼装组合而成,体量庞大,可以容量数百名侍卫武士。由于不同部件可以根据需要灵活拆装,下面还安装了机械轮轴,因此整个行殿活动起来十分灵便。行城周长2000步,以板为城墙,外面蒙布,绘出楼橹,俨然是一座中型城池。607年阴历四月,隋炀帝乘着观风行殿,带着50多万名甲士、10万多匹骏马,旌旗辎重绵延数百里,以浩大的声势开始北巡。炀帝的行殿行城所到之处,那些从未见过城郭的牧民都以为是神迹降临,十里之外便望风遥遥下拜,不敢再骑马。

隋炀帝北巡途中,启民可汗再三派其子弟前来朝拜,并表示愿亲自前来随行,炀帝好言谢绝了启民可汗的请求。阴历六月间,炀帝的车驾到达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他突然心血来潮,打算出塞展示一下武力,然后再从突厥境内取道前往涿郡(今北京)。炀帝生怕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突然出现会引起启民可汗的恐慌,事先派长孙晟前去通报消息。启民可汗接到通知后,连忙召集各部落首领及奚、霫、室韦等部酋长数十人准备迎候圣驾。游牧民族住的帐篷,习惯直接在草原上搭建,可汗也不例外。

长孙晟见可汗牙帐前的草地不怎么干净,心想,这正是一个下马威的好机会。如果能让启民自己动手把这块草地弄干净,就足以镇服在座的部落酋长们了。长孙晟假意指着牙帐前的草说:“这草很香嘛!”

“不香呀。”启民嗅了嗅。

“天子行幸所到之处,诸侯都要亲自洒扫,将御路收拾整洁,以表示敬意。现在你的牙帐这么芜秽,我还当是要留着香草舍不得除掉呢!”长孙晟冷冷地说。

启民可汗顿时明白过味儿来:“这都是奴才的罪过!奴才的骨肉都是天子所赐,能够效点筋骨之力的事又岂敢推辞!我们是偏远地方的人,不识得礼数法度,真是多亏了将军的教导。”

启民可汗当即拔出佩刀,亲自动手割除牙帐的野草。突厥贵族和各部酋长一见,也赶紧动手帮忙。长孙晟这下真是大大地显摆了大国的威势。为了炀帝的巡幸,从榆林到突厥可汗牙帐,再到蓟城3000多里路上,突厥及各部族还特地开辟宽达百步的御道。

启民可汗请求改变突厥风俗,实行汉化,希望隋炀帝同意。隋朝的大臣们主张答应启民的请求,允许突厥人变更习俗,改着和汉人一样的服饰。炀帝却以为不然,他指出:

炀帝写了一封书信劝慰启民,说:“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

万方来朝,礼义教化被于四海,长久以来都是中国古代治国安天下的理想。突厥人想改革衣冠习俗,按照古人这种理想,应当乐见其成才是。隋炀帝却三番两次都不同意,显然是另有考虑。从史书上记载的这些零星片段反映出,隋炀帝的算盘打得很精。他的想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其一,保持汉人和突厥服饰不一样,有利于维持文化上的优越感,或者说在文化心态上凌驾于突厥人之上。这对于造成一种向心的趋势是有好处的。其二,保持突厥习俗,可以利用他们为隋朝征战。

为了向周边各部族炫耀,炀帝还让宇文恺造了一座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大帐。七月甲寅,炀帝来左榆林城东大帐中,排开盛大的仪仗,演奏乐舞,宴请启民可汗及各部落首领。这些游牧民族几曾见识过如此架势!他们向炀帝奉献了大量牛羊驼马等牲畜,炀帝也回赠了丰厚的礼品。仅赏赐给启民可汗的布帛就有20万段之多。为了进一步笼络启民,炀帝还另外赐予他一整套车马仪仗,允许他在参拜的时候不用报姓名(在古代,这是君主对臣下一种相当高规格的恩遇),排名在诸侯王之上。

待了一个多月后,隋炀帝才动身从榆林城出发,经云中城,沿着金河(今内蒙古大黑河),前往启民的牙帐。启民可汗在牙帐中迎候圣驾,恭恭敬敬地跪伏在地向炀帝敬酒,突厥的贵族们只有在帐外陪宴的资格。炀帝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即席赋诗:

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

索辫擎膻肉,韦韝献酒杯。

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诗中炀帝志得意满的情绪溢于言表,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功业与汉朝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隋炀帝到塞外之前,高句丽已经派出使者联络突厥。启民可汗没敢向隋炀帝隐瞒这件事。随行的黄门侍郎裴矩奏称:“高句丽原为孤竹国,周朝时是箕子的封地,到了汉代划分为三郡,晋朝则归辽东统辖。现在高句丽不再宾服,自外于我国。先帝在世时对此深为忧虑,一直都有征讨的打算。因为汉王杨谅无能,致使大军无功而返。如今陛下继承大统,怎么能够不有所作为,而使冠带之地依旧沦为蛮貊之乡呢?现在高句丽的使者就在突厥这里,亲眼看见启民可汗举国归化,必定敬畏我朝的威势,唯恐不臣服则定将灭亡。因此,一定能够胁迫高句丽之主入朝称臣。”裴矩出了个主意,他建议:“请陛下召见高句丽使者,让他回去告诉高句丽国主赶紧前来朝觐,否则我国将即日率领突厥人马将其平灭!”炀帝着令大臣牛弘面谕高句丽使者:“因为启民诚心归顺,所以朕亲自来他的牙帐。明年,我还要到涿郡去!你回去对你们大王说,早些来朝觐,不要有什么顾虑。朕当像爱护启民一样爱护他。倘若不来朝觐,朕就带着启民前去巡视!”看似平和委婉的外交辞令中透着一股冷冷的杀气!

隋炀帝北巡在一定程度上有夸耀和过分铺排的成分,这是无可辩驳的,但炀帝此举绝不只是一次单纯的显摆,其中还包含相当深的政治目的。首先,此时启民可汗刚刚重新成为突厥大可汗不久,漠北的形势还不能说完全安定。因此,炀帝此行既是表明对启民可汗地位的支持,同时也起到震慑各部落的效果。其次,出于维持安全地带的考虙,隋王朝还有必要进一步经营西北和东北两面。具体而言,西北包括吐谷浑、西突厥,以及中亚绿洲诸国;东北则主要是高句丽的势力。北巡一方面当是旨在禁断漠北各势力与西北或东北的势力相勾结,另一方面还可以为隋王朝经营西北、东北之时赢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北方,以确保不至于出现同时应对几个战场的困难局面。因此,可以说炀帝此次北巡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举措。从后来的事态看,此次北巡基本达到了效果,稳定了北方局势,为用兵西北、东北铺平了道路。

609年,启民可汗去世,他的儿子咄吉继位,称始毕可汗。按照突厥人的习俗,始毕可汗继娶义成公主为可贺敦。长期以来为隋王朝擘画外交政策、折冲樽俎于强敌之间的长孙晟也在这一年病逝。他的儿子长孙无忌后来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兄,在唐初政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长孙晟死后,裴矩接替他成为隋王朝外交事务的关键角色。然而,隋炀帝既不可比隋文帝,裴矩之才也不及长孙晟。时殊势异,隋王朝与突厥的关系发生逆转看来是难以避免的了。

此后数年,隋朝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应对吐谷浑、西突厥和东北方面的高句丽,一段时期内放松了对漠北突厥的经营。加之隋朝各地相继叛乱,也牵扯了大量兵力。而西突厥也在与隋王朝的战争中力量有所削弱。西面和南面两方面的压力减小,为北突厥的再次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事实上,隋炀帝所宠信的大臣裴矩很早就开始担心始毕可汗的势力会越来越大,最终难以收拾。他效仿当年长孙晟建议隋文帝使都蓝可汗与突利可汗二虎相争的故伎,建议隋炀帝也找一个宗室的女儿嫁给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并封他为南面可汗,以此来引发突厥内部矛盾,瓦解其力量。叱吉设没敢接受隋朝的赐婚和封赠,但这事却让始毕可汗知道了,便开始怨恨起隋朝来。始毕可汗有个近臣史蜀胡悉。从名字来看,史蜀胡悉应当是来自中亚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的粟特人。史蜀胡悉多谋略,深受始毕可汗的宠信。裴矩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认为有史蜀胡悉给始毕可汗出谋划策,对隋朝来说是种威胁,应当想办法除掉。615年,裴矩诈称要进行互市,把史蜀胡悉诓到马邑(今山西朔州)杀了。随后隋朝派使臣对始毕可汗说:“史蜀胡悉背叛可汗来降,我们已经替你把他杀了!”捏造这样的谎言显然无法糊弄得了人。始毕可汗是个聪明的人,他心里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对隋朝更加怨恨,此后再不朝贡。

如果不是已经羽翼丰满,始毕可汗绝不敢公开和隋王朝撕破脸皮。他看到隋王朝各地动乱不止,根本就自顾不暇,便下决心要狠狠地报复隋朝,要乘隋炀帝在边塞巡视时带十万骑兵进行攻击。615年八月戊辰,义成公主偷偷派人通风报信。炀帝的车驾仓皇退回雁门,让齐王杨暕率领后军保守崞县(今山西崞县)。隋炀帝进城还喘息未定,第二天突厥大军便将雁门关团团围住。雁门郡有41座城池,突厥已经攻下39座,只剩雁门和崞县两座孤城。雁门城有15万人,粮食却只够吃20天。全城上下人心惶惶,只得将大量民房拆了当作守城用的物资。十万大军困守孤城,突厥人志在必得,猛烈攻城,有的箭竟然直射到炀帝的御座前,吓得炀帝抱着赵王杨杲号啕大哭,眼睛肿得跟桃子一般。此时此景,炀帝想起了六年前去世的长孙晟,哀叹道:“要是长孙晟还活着,我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样狼狈的田地!”

随行的朝廷大臣对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意见纷纷。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炀帝挑选几千名精锐骑兵赶紧突围。门下省长官纳言苏威说:“守城我方还行,要说骑兵,那是敌方的强项。陛下万乘之尊,怎么能轻易去冒这个险呢?”民部尚书樊子盖也说:“陛下如果抱着侥幸心理去冒险,万一有个闪失,后悔都来不及!不如一面在城中坚守,挫去敌人的锐气;一面征调各地人马前来救援。陛下亲自去安抚将士们,就说以后再不东征高句丽,再定下重重的赏格,士兵们必定个个奋勇争先,那么就无须担心不能克敌了!”内史省副官萧瑀出了个计策,他说:“根据突厥的风俗,可贺敦是要参预军事谋划的。义成公主是以天子女儿的身份嫁到外夷,还要倚靠国家做后盾。不妨派一个使臣去请她帮忙,即使不管用,也没什么损失。再者,将士们担心陛下过了这次突厥的劫难之后,还会再次征讨高句丽。陛下如果发一道明诏,就说赦了高句丽,只一心讨伐突厥,那么人心很快就会安定,将士也乐于用命了。”宠臣虞世基也从旁力劝,炀帝勉强答应。

隋炀帝亲自出来慰劳将士,他在军前训话说:“将士们要努力打击敌寇!如果能够平安无事,那么但凡是军中的将士,都不担心不能富贵。”他随即又下了一道令:“守城有功的,要是原本没有官职,就直接拜六品官,赏赐百段织物;原先有官职的,就按标准依次升赏!”炀帝派出大批使臣到各处慰劳将士军民。经过这番动员,军民群情踊跃,昼夜拼死顽强守城。

隋炀帝还下诏向全国募兵,各地长官争相带兵勤王。镇守晋阳的李渊相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借机招兵买马。李渊年仅16岁的儿子李世民就是在此时应征入伍的。隋炀帝还派人向义成公主求救。正如萧瑀所说,义成公主是不愿坐视自己的邦家破亡,失去背靠的大树。她派人诓哄始毕可汗,说有外族入侵,北边吃紧。恰好此时各地援兵也相继赶到,隋方形势为之一振,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战斗、擒获隋炀帝的可能性,已经变得相当渺茫。如果捉不到隋炀帝,还把自己的老巢给丢了,损失就太大了。权衡了当下的形势,始毕可汗不得不带着大军悻悻解围而去。隋炀帝算是逃过了一场大劫,但他还惊魂未定,派人四处侦察,探知山谷皆空,没有胡马的踪迹,才敢出城。

突厥的势力日强一日,隋王朝却无力控制局势的发展。加之经受了这次大惊吓,隋炀帝既无力也无胆再北巡了。这时,隋王朝国内各地动乱不断,烽烟遍野,隋炀帝被大臣蒙在鼓中,于616年游江都(今江苏扬州)。临行之时,炀帝写诗留赠宫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江都虽好,隋炀帝却一去不归,最终命丧江南。

突厥汗国早期虽然分漠北和西域两面经营,但却是统一的政治体,由漠北的大可汗统领整个汗国。不过,由于地域辽远,要维系一元的统治并不容易,而地方利益却可能促使分裂趋势抬头。经过数十年的扩张经营,在汗国西部的贵族蓄积了相当的实力,并且形成一定程度的地方利益。只要条件许可,时机到来,西部很容易就发展成相对独立的实体。583年,阿波可汗逃奔西边的达头可汗事件触发了统一突厥汗国的分裂,形成东西并立的两个汗国。

阿波西奔事件之所以会在突厥汗国历史上产生如此重大的后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阿波可汗个人的影响力,而必须考察当时的汗国总体形势,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大致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促成了汗国东西分裂局面的形成。首先,经过30余年的经营,西部贵族已经积攒起相当的地方利益。随着地方利益的发展,政治、经济上的诉求也会相应提高,这些贵族将更重视维护所在的地方利益,而不愿意这种利益被分割或弱化。这是西部得以分离出去的力量基础。其次,漠北汗国内部矛盾激化、不同派系力量纷争,严重削弱了大可汗的势力。大可汗既无力在漠北形成强而有力的威权秩序,更没有办法在广袤的汗国地域内实施有效的控制。中心力量的弱化,使得东西两部分裂成为可能。最后,此时汗国面对的最大对手是走向统一、国力日强的隋王朝。隋王朝日渐强大所形成的压力,成为大可汗不得不着力应对的最主要问题。

这种压力的存在,使得大可汗抽不开身,腾不出更多的时间和力量来处理汗国内部的分裂问题。同时,隋王朝君臣所制定的外交政策高明务实,影响推动突厥汗国内部矛盾的发生和发展,使得汗国统治者始终处于一种绌于应付的被动境地而无力他顾。这是汗国分裂的外部因素。由于有这几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阿波西奔才成为汗国东西分裂的导火索。583年,东西突厥正式分裂,这本是隋朝裴矩的功劳,也是隋炀帝所想得到的结果,可是志得意满的隋炀帝不合时宜的三次征高丽,导致国内民怨沸腾,本人无暇顾及向西发展,使得西突厥坐大,最后征辽东不但没有成功,反倒弄得海内骚然,烽烟四起。隋失其鹿,引得天下英雄共逐之。突厥也得以称霸漠北,隋文帝开创的盛世也烟消云散,东亚的政治又面临一次变局。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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