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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开篇，陈独秀一头长发出场时，便是端坐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校园。彼时的日本校园可谓在日留学青年的根据地，许多倡导在此孵化，大批志士找到志趣相投的伙伴，更急不可待地要救国于水火之中——

“留日学子，羁身异域，回望神州，仰天悲愤。”

沈殿成（沈殿成最新信息）

陈独秀与日本留学生。来源/电视剧《觉醒年代》第一集截图

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留学扮演了重要角色。甲午战争后，1896年3月，唐宝锷、胡宗瀛等13名中国青年，受清政府驻日公使馆招募，随理事官员吕贤笙东渡日本。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历来在使馆内设东文学堂，国人多会在那里学习日语，以应使馆需要，1896年之前，国人在日本的学习也多于东文学堂进行。而1896年渡日的十三人，公使裕庚却将他们送往日本当地学校就读。这被视为清廷学生去日本留学的最早发端。

（注：此时间为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提出并受到学界认可，但在1990年代，我国学者桑兵认为这批学生所谓的“留学日本”.

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基础上略加变通，即将以前专属于使馆的东文学堂改为同时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负责教务，所学课程虽从专攻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东文学堂性质，因此桑兵认为开端定于1897年或1898年更恰当，此期间清廷将派遣权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

唐宝锷，归国后发展成为天津有名的大律师。来源/王勇则著：《说不尽的末科进士》

今天想来，清廷派遣大量留学生赴日留学还是有诸多可疑之处。比如被近代以来几次大战当头棒喝的清廷，如何向昔日“蛮夷小国”摆出虚心向学的低姿态？而刚刚尝到发展的甜头还正妄想能有更大收获的日本当局果真甘心被我大量青年搬走现代化经验？再者日本国内有限之疆域与资源，如何容纳不绝如缕的留学青年？

一切，历史均已写好答案。

一

首先，求变源于积习之旧难能应对时局之新。

早年间，清代的学校建制多沿袭传统的官学、书院、塾学模式，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设有国子监，监管全国学校，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作为学校的重要组成，后来也被政府官学化，而塾学虽然发达，也仅仅教授读书、习字，并以《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为主要研习对象。官学与科举相辅而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皆如此，及至清末，学校已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我国历史上曾有的西方所无法企及的教育制度，到了近代社会却日益显露弊端。除了所学内容的局限，清末官学衰败、学风颓靡，也均有据可考。

如被称为“旧文学的殿军”、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的李慈铭对此有过评判：

“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以后，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间购得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随摸一刻画，以为足傲汉儒矣。”

而对此时期学风的评价，生于乾隆三十一年，屡屡“考途”不顺的词人缪艮在《学堂通弊记》中写道：

“讲讲谈谈，空挨岁月；嘻嘻笑笑，空度光阴。看诗书，阅经传，聊且乘兴一时；斗口角，讨便宜，从不让人半句。文期将到，先愁明日何题；交卷已完，脱却自家千系。搭起空心架子，或可欺同类之人。”

客观而言，我国在早年间传教士的西学渗透下，在科学文化多个方面都领先于日本。如以传教士人数为例，康熙十二年（1673）以前来华的西方著名传教士有90余人，而日本则只有6人。但至于清末，日本借由明治维新时期，制定的“教育立国”国策，促使日本“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明治末期日本六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98%。

清末休宁县万安村私塾。来源/《图说中国百年社会变迁》

与日本相反，囿于旧式思维的清王朝在各个方面落后于日本，表现在教育领域则有：

1855年，日本创办翻译学校九段坂下建洋学所，而我国第一所翻译学校北京同文馆则创建于1862年，比日本晚7年；

1862年，日本第一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而我国首派赴美国留学则是1872年、比日本晚10年；

1872年，日本公布新学制，而我国废除科举兴学堂则是1905年，比日本晚33年；

1877年，日本创建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而我国创办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为1902年，比日本晚25年。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掀起“洋务运动”，在教育领域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翻译西方书籍，办洋务学堂。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发展留学运动。近代国人的留学虽起始于欧美，但它却在客观上催化了后来的留日运动。

1870年6月，最早留美三人之一的容闳（其他两人为黄宽，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攻读七年，黄胜到达后又因病回国，后随第二批留学生赴美，容闳则在后来考取美国耶鲁大学）正式提出他设想的留学计划：建议选派青年往外国留学，接受完善之教育，以为国家服务。相应提议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支持，朝廷还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出洋预备学校出洋肄业局来招考学生，训练外语、补习中文。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和李鸿章奏呈《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提出具体实施办法。同期，对留学日本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张之洞，也在多方帷幄运作，尤其是其所作《劝学篇》的广泛传播，为清廷所接受并推广，为留日运动的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

容闳。来源/《图说中国百年社会变迁》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系统论述了留日的益处：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可见，留日的高性价比与相近文化的强适应性，是时人偏好留学日本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甲午战后，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由敌对渐趋温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更让清廷以一种“羡憎”的心态和情结转向以日为师。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声势浩大的留日浪潮拉开帷幕。20世纪初，大量西方现代思想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传播途径以创办报刊、翻译书籍为主，而扮演主要传播媒介的，正是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新知群体。

二

为何甲午战争后，日本允许大量清朝学生前来求学，实则考量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甲午战争这一时代背景，其次是作为派遣留学生主体的清廷之想法与作为，再者，才是作为接收方的日本，及其相应的处理安置方式。前两者交汇，则指向清末新政，也即“庚子新政”的推行。

甲午战争。来源/电影《甲午大海战》截图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两宫西狩”，亡命西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中国实际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时间朝野上下呼吁改革之声滚滚而来，甚至朝廷的保守派也主动要求变法以自保。对此，清政府遂于1901年起推行改革，直到清廷灭亡，历时10年。

1901年1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避难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明确指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变革施策，其中，尤以文教方面成果最为显著。

新政时期，清政府遇到的最突出问题，是旧式教育体制无法满足新政对新式人才的需要。因此，清政府在新政伊始，便大力开展新式教育。一方面，废除科举制度，颁布新学制，创立新式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留学教育，逐步出台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和奖励政策，促成了清末留日大潮的涌起。

具体而言，清廷废除科举，兴建学堂，倡导留学，从多个方面立志革新——

1901年9月4日，朝廷责令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专行幼儿启蒙教育）。

1901年12月5日，朝廷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1902年8月15日，朝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明确划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几个阶段，对学校教育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

1904年1月13日，朝廷颁布《重订学堂章程》。此外，专业教育在学制上也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新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至此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5年12月6日，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还要求各省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委以重任。我国空前的留学大潮即由此开始。

随着新政的实施，奖励游学被列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联名呈递了《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认为留学日本“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1901年9月17日，光绪帝《广派游学谕》颁布，规定官派生：

“学成领有凭照回华，即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复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其游学经费，着各直省妥筹发给，准其作正开销。如有各备旅资出洋游学者，着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

求学更便易，学成有保障，这对于青年群体而言无疑有着巨大吸引力。于是，一些偏远的省份也开始重视游学。

如1902年前云贵总督魏奏陈资遣学生出洋游历折称，已遴选“心术端正文理明达”之士10人，即将派出。

1903-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端方、直隶总督袁世凯先后奏请用考试的办法奖励本省回国留学生。其中1903年10月张之洞所呈《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对留学生的奖励尤其是对留日归国学生的奖励更加具体化，建议分别给予在日本普通学校、高等学堂、大学学堂学习并取得优等文凭的留学毕业生拔贡、举人和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并主张若在日本大学堂和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识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若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

张之洞。来源/湖北省档案馆

清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于1904年12月制定了《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规定对回国留学生进行考试，合格者给予奖励。据此，1905年，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进行了第一次毕业考试。同年，学部成立后，这奖励方式得以进一步完善并固定。

此外，光绪帝于1905年9月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至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传统进仕之路被摧毁，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则成为踏上仕途的新路。为表示鼓励，对于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清政府也与公派学生同等对待。1906年10月，学部又奏定《考验出洋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规定留学毕业生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并要在出身前加某学科字样。

1908年，学部会同宪政编查馆奏定《酌拟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给予通过学部考试而获得进士、举人出身的留学毕业生参加廷试的机会，分别等第，授予官职。1907年4月，清政府采纳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建议，对回国10年以上且业绩突出的詹天佑、吴仰曾等4人给予进士出身。后经学部奏准，这一建议被推广至全国。学部饬令各省督抚广加查访，“凡专门学成归国在十年以外，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均可“胪举实迹，或征其著述”，咨送学部。核定后，“其著述卓然成家，成绩斐然共见者”，请旨赐予出身，以奖励后进。

需要说明的是，从起点来看，甲午战争后留日大潮的风行与清末新政依然有前后五年间隔时间。而据统计这一时段内，正可视作国人揭开近代留学日本运动序幕的阶段。新政后1901-1906年，留学日本走向高潮，而1907-1911年，清廷式微但留学日本运动在国人坚持下仍在持续发展，这也直接促使1912-1930年间国人留学日本重大发展时期的到来，这也正是《觉醒年代》开篇场面的历史渊源所在。

三

孤掌难鸣，日本方面的竭力“配合”也必然加剧了留日运动的发展热潮，而实际上我国留学生给日本当局带来的利处也极为可观。

在甲午战后，为与沙俄、德国在中国抗衡，日本对中国实行“两面开弓”战略，一方面在军事上派出神尾光臣、宇都宫、尾川重太郎和福岛安正等军官，游说张之洞等清廷重臣，鼓吹“联英联日，以抗俄、德而图自保”；另一方面，通过有影响的日本各界人士传播和散布相关观点。例如日本农商务大臣大石正已在1898年5月5日《太阳》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东洋的形势及将来》中称：

“如果希望彻底地实现此方针（以保护我在华既得的权益），首先必须防止清国分裂的危机而确保其和平，诱促其进步，增长其资本及实力。这样，才能在我帝国与列强的对立中，维持东洋的均势。”

当时也有一些人考虑到中日友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希望以接受中国留学生来报答中国昔日对日本的帮助。如在1898年6月底至11月初的第一届大隈“短命内阁”期间，认为“日本长期从中国文化中获益良多，是负债者，现在该是日本报恩，帮助中国改革与自强的时候了”。支持此类观点的如鲁迅的老师藤野严九郎，表现出对我国的友好态度，但在日本当局，这类人士在数量上并不占优。更多想法依然是从中谋益。

藤野严九郎。来源/《鲁迅读人》

如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1898年5月14日，致外相西德二郎的密件中说：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无可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可见其从文化到实际势力的在华渗透之布局野心。甲午战争以后，包藏祸心又掌握日本政局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日本在华的长期利益，采用多种方式诱使中国亲善日本，广纳留学生即为此目的下的实践环节之一。加之此时期国内如前所述的各类推崇奖掖之策大为兴起，晚清中国留日的序幕由此开启。当时，早稻田大学教务主任青柳笃恒这样描述中国留学生蜂拥赴日的情形：

“学堂虽得开设，代替昔日时科举，唯门户狭隘，路径险险，攀登甚难，学子往往不得其门而入，伫立风雨之中；惟舍此途而外，何能跃登龙门，一身荣誉何处而求，又如何能讲挽回国运之策？于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至于东京各校学期或学年进度实况，则不暇计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学之理由，亦不暇顾也。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

话虽如此，但或许并非作为东道主人的日本言谈间斐然的自我膨胀之感，真正迫使当时的中国青年急不可耐求取新知的，乃是他们一心救国、报国的热切心情。因此，确是日本接纳了中国，但也更是中国选择了日本。

四

而除时局所图之外，那些真正前往日本留学的青年们在当时过的怎么样呢？

以首批前往日本留学的13人为例，他们在日的留学生活仅维持四月后就仓皇结束。据唐宝锷回忆，他们归国原因一是不堪忍受日本孩童嘲笑他们的辫子，二是实在无法适应日本的饮食。

在清末留学生中，辫发实则一重大困扰问题。一刀剪之，快则快矣，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同伴的嫌恶和清朝监督官员的审查，甚至会被停发官费，继而遣送回国。虽然也有像鲁迅先生那样，剪掉辫发只是为了行动方便，但在清廷统治者看来，剪掉辫发意味着反叛，是不能容忍的。如1910年清廷内部有人提出应该剪掉辫发时，还引发举国上下大举讨论。

清末人们的辫子。来源/《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

至于留学生难以习惯的日本饮食，这到后来也成了大问题。曾留学于宏文学院，后毕业于明治大学，归国后创办民国私立大学并担任民国泸溪县立师范学校校长的黄尊三，在其著名的《留学日记》中写到：

“晚餐，一小碗汤、一个鸡蛋、一小碗米饭。初次食用，甚觉不快。”

曾在宏文学院担任日语教师的三矢重松，也在日记中写到，留学生曾全体拒绝食用宏文学院提供的早饭。而在后来的日华学堂，甚至发展到留学生发起运动,要求解雇伙食提供负责人。由此可见，清末很多留学生都困扰于日本饮食问题。直到后来，在神田町周围渐次出现中国人开设的饭店，这一矛盾才得到缓解。

日本人的蔑视和对日本饮食的不习惯，从首批留日学生开始，可以说贯穿于整个近代留日史，是阻碍留学生与日本社会交流的重要因素。

而在具体的修读科目中，据统计，留日学生学习的科目在初期以文科居多，农工理科相加也仅有文科的十分之一。也有留学生因不具备音通科基础知识，修习过程中受挫，甚至有因而归国者。

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及毕业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在学数

毕业数

1896

13

1897

9

1898

77

1899

143

1900

159

1901

266

40

1902

727

30

1903

1242

6

1904

2584

109

1905

860

15

1906

8000

42

1907

6797

57

1908

5217

623

1909

5266

536

1910

3979

682

1911

3328

691

1912

1400

260

表源/邵宝：《大江歌罢掉头东：清末留日学生留学实态研究》，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附录一，第195页

早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接收十三名中国学生后，还曾费过一番心思。他为中国学生在高师校内开设了一个特别的班，租赁东京神田区三畸町一丁目二番地的一所房屋，作为中国学生的宿舍兼教室。同时配给本田增次郎做教学活动的监督，吉田和后藤等人做任课教师。他们为中国学生开设的课程有日语、数学、物理、化学和体育，除理化实验课和体育课，中国学生要到“御茶水”去利用学校的教学设备外，其余大部分课程都在该房屋学习。

而自1905年留学日本大为兴起后，各地选派的留学生常会前往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完全师范、专门科学、速成警务等，还有专人前往考察学务，即借鉴经验，兴办教育。其中，两国舆论对当时的速成教育均颇有疑义，一年半、一年甚至八个月、六个月的速成科，有的在数月之内甚至还有数日之内，对连日语都还生疏的学生，通过翻译将教学科目内容大致讲解后即颁发毕业证。如此方式培养的学生质量之差，在当时甚至成为社会的共识。

尽管如此，清末留日学生归国后，同样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队将领、教育家、文学家等人物（如孙传芳、杨宇霆、程潜、蒋介石等）。而在日本接受速成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众多无名学生，毕业归国后亦在地方发挥着现代化发展向导之作用。对此教育家舒新城便认为，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其是军事、外交、教育为甚。

1906年时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会员。来源/贵州省遵义地区档案馆

可见，虽然大肆发展的留学热总有背后各事其主、各有所图的推力在起作用，但历史的星火一经点燃，自会兴起燎原之势。

1.张海荣：《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2.陈健：《清末知识人的国家建制构想——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中国留学生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3.邵宝：《大江歌罢掉头东：清末留日学生留学实态研究》，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

4.[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近现代中日留学生史研究新动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5.沈殿成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END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樵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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