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没有国家平等，而是唯我独尊。夷夏之辨是民族的更是文化的分野。华夏文化的优越感，让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上以朝贡为唯一的方式。

满族从传统华夏文化圈外以夷入主中原，因文化自卑而全盘汉化，甚至比明朝更甚。明朝朝贡使臣一跪三叩，清朝时三跪九叩。

律劳卑（律劳卑事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访华，提出互派使节，“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再派阿美士德访华，这位使臣还没得及说互派使节的事，因不肯跪拜而被驱逐。表面上看是面子问题，实质上是清朝对立国的礼制的维护。

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商务总监督律劳卑来华，从他的汉语名字就可以看出国人对其的歧视，“劳苦而卑鄙”。律劳卑来后，直接写信给两广总督。总督大加呵斥：

天朝之大法大令，赫赫炎炎，其威力胜于雷霆；光天之下，谁敢不服！天朝之庇护，普及四海，沐浴恩泽之国，数以万计……况身为夷目，尤须认识自身之职，如不谨慎从事，将何以管束夷商耶?意思是我天朝上国，没有一个夷国不臣服，你作为一个夷人，应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如果不按天朝的礼仪来和大清交往，那你怎么管理你们国家的商人呢？

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用大炮打破了天朝上国的权威，朝贡向平等交往发展。美国与清朝交往中，耆英发给美国公使顾盛的公文中把中国和皇帝的名称抬高两格，顾盛把公文掷地“因为深信阁下将看出，遵守两国平等的形式，显然是合乎礼节的举动，这对两国和平与协调的维持是必不可少的”。其后其他西方国家与清朝交往中，臣服的礼仪成为过去时。1844年，耆英从两江总督调任两广总督，并负责对外事宜，之前对外事宜由礼部或理藩院负责，权职限制于“管理各国通商事务”，也就是对外交往以商贸为主，并不想与西方发生商贸之外的联系。

英法美的公使并没有驻内地，英国公使在香港，美法公使在澳门。

鸦片战争后，西方与清朝的交涉被限制在广州，接触的对象是两广总督。英方试图越过两广总督直达朝廷，但未实现。1854年，英国换约时，英国提出“英国亲派大臣，驻扎京师”，咸丰帝断然拒绝。1856年，英法美提出“三国派遣使节驻留北京，中国派遣代表分别驻三国”，咸丰坚决不同意。维护天朝的礼仪，大概是咸丰所能坚持的最为重要的利益，毕竟“礼崩乐坏”是王朝末世的表征。

事与愿违，咸丰越不允许驻京，西方列强越要驻京，即使对于他们来讲驻京与否并无大碍。他们一定要让清朝皇帝及大臣相信，驻京要求既然提出来，就一定会拿到手，而不会像从前那样作罢，凭借武力来索取。咸丰在礼仪和利益上，把礼仪看成最大的利益，“丧地事小，丧礼事大”，只要公使不驻京师，一切都可以谈，

1858年，英法攻陷大沽。咸丰对英法的公使驻京要求，颇为不解，“在彼无利益，无非扰乱中国，断难允准”。咸丰不理解，这些夷人不是要利的吗，公使驻京一点利也没有，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当时桂良负责与英法谈判，当允许公使驻京的消息传到京城，群臣哗然，桂良的女婿恭亲王奕?上奏，绝不能在谈判中示弱，要把英方的翻译拿下问罪（翻译为广东人）。后《天津条约》签订，条约规定了公使驻京的礼节是以西方的礼节为标准。

1859年，英法按照《天津条约》时的约定，去北京换约，在大沽口被僧格林沁率军打败。1860年，英法联军3万多人从北塘登陆，在清朝同意各种条款后，英国专使额尔金提出英国的国书需亲呈皇帝。这是咸丰帝决不能接受的，“惟有与之决战”。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清朝战败。公使驻京就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驻京的问题。1861年3月，西方各国公使陆续进京，但觐见皇帝之礼一直未能实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英国公使普鲁斯到达北京，建立公使馆。

咸丰帝坚持的利益，终究无法坚持下来。内心的痛苦大概远超圆明园的大火。咸丰想回銮，但驻京的公使让他“不愿与外使同居一城”，更害怕夷人亲递国书，他是决然不愿见这些夷人的。

继英法之后，西方各国纷纷在京派驻公使，东交民巷成了使馆区。世界走向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清朝向他国派驻公使却非常缓慢，1875才派郭嵩焘为驻英公使，随后在其他国家建立了公使馆。但没有强大的国力，平等的国家关系仍旧是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