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提升能力，还可向以色列等国学习142期提问-米儿火

【导读】昨天（1月4日）下午，300余位听众到场聆听第142期文汇讲堂《要成为中国外交：中国外交还要哪些能力建设》，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从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复杂形势入手，畅谈中国外交能力的“长”与“短”。对话嘉宾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解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外交关系。提问环节，商贸、工程、教育等行业的听众争相提问，共同探讨现阶段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我国外交能力提升的途径。今分享现场互动精要，对话和主讲将在明后天陆续刊发。

特朗普政府外交倒走孤立主义，中国应更加开放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庄安林：美国学者沃尔特·米德曾经将美国外交的传统划分为四个学派：威尔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美国自二战以来强调国际主义的威尔逊主义和自由贸易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汉密尔顿主义，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杰斐逊孤立主义，您是否认同？如果是，下一阶段中国与大国外交该如何应对这种反常的特朗普现象？

吴心伯：特朗普上台之前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是二战以后的美国，它成为世界强权走向全世界，要开放，要搞国际合作。而二战以前的美国则是一个内向、保守，带有种族主义、搞保护主义的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要让美国回到二战以前的状态，他认为如果按照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去，美国将越来越保不住它的实力和地位，因此特朗普政府对移民、投资、商品输入、人才流动等关上大门，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曾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传统。

对中国来讲不是取决于美国怎么做，而是取决于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利益目标。当前，我们的利益已经全球化了。对中国来讲不能关上大门回到封闭的老路，而是要让大门打得更开，跟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让中国跟世界格局的互动更多展现出双赢趋势，这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非外交不仅是援助，更是命运共同体

上海核工程研究院工程师黄增宏：近几年国际上对中非外交有很大的议论，例如美国指责中国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等。中国在非洲的外交能力建设还有哪些短板？应该如何提高中国对非洲的外交能力？

王逸舟：总体来说，中非双方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中非关系的主导面是非常好的。自本世纪初以来中非关系得到快速提升,，中共十八大以后更是全面提升了双边战略性的合作，从经贸、能源涉及到人文、安全等各个领域。中国在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绝大部分是在非洲执行使命。新世纪初中非双边贸易不过百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两千亿美元.中非的人文交流与合作远比从前丰富多彩。中国和非洲的交往,相较于中国与其他大洲发展,是成长最快也收效最丰的。

与此同时，要承认我国在非洲的外交工作还不够细致。一方面，我国与非洲的贸易、投资和开发矿产的合作较多，而在文化、安全等领域起步晚,深耕不如欧美国家。另一方面，公众对于中非关系理解不够深入。我们多数人较为关注发达国家，对非洲的理解还仅停留在表层(那里是落后地带)。事实上，中国与非洲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两个大陆，未来将共同面对艰巨的提升，中非合作真正发挥作用还有很长的过程。

中国军事实力增长快，但军事外交艺术需提升

退伍军人李星星：目前美国的军事外交比较强，尤其是在南海一些热点区域对我国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在军事外交方面，我国还有哪些能力需要提升？军队走出去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王逸舟：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炫耀军事实力，但事实上这些年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相对发展是最快的。看过国庆阅兵就能感受到，国防现代化进展进入了建军以来武器装备质量最高的时期。当然也要看到另外一面，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军事外交的精细程度还不够，与外交\商务等等部门的配合还不够默契。例如，在海洋外交、海洋军事博弈中，虽然海军有了更好的武器装备，但技巧和经验尚不足。然而我们无需气馁，中国现在自信、爱学习，军事外交方面未来一定会得到更好改进。

中国外交能力提升还可关注成熟的中小国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汪思余：您提到我国外交能力建设的多个维度，请问我国外交能力能否纳入理念建构的微读，即建构中国的外交哲学，甚至是外交“儒化”能力？在国际传播方面，如何传播我国的哲学理念？

王逸舟：回答这个问题用吴心伯院长刚才说的一句话：“中国的外交的发展不是仅依靠领导人所制定的发展方向，而是要更加具体、细致、深入地去研究”。中国不同于西方，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大国，包括外交理念在内的整个外交能力建设才刚刚开始。我国不仅应当从发达的强国大国家借鉴经验，也要关注外交方略成熟的中小国家，例如以色列、瑞士，以及近邻新加坡，它们的外交行动哲学、思想文化理念值得琢磨。政治哲学、外交思想的研究是个尚待深入开采的“金矿”，期待年轻人在未来能够做更多这方面的研究。

国企央企走出去，要真正和国际通行规则接轨

机关人员王心志：很多央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很多城建的项目，比如尼日利亚的双线铁路。请问中国的国企和央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助力中国外交能力的建设？

吴心伯：走出去需要有一个规范和标准。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日本和西方很多国家的企业都走出去了，因此已经有很多国际通行的规则，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比如对投资的安排、对当地环境的保护、对所在国家劳工权益的保护、与当地社会和政府的关系，如何搞好跟当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央企和国企在国内有特殊的地位，在国内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但到了国外，如果把国内一套做法带出去，往往会起相反的作用。我们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产生的问题，多是因为在做法上没有跟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所以说，好的做法可以带出去，不好的做法千万不能带出去，对国有企业尤其重要，因为到了国外就没有特殊待遇了，必须通过产品质量和良好的运营赢得口碑和尊重。

外交情境更复杂，央地协调是新课题

海电气学院教师王志恒：我听过傅莹女士的讲座，她也讲到外交部工作当中有很多无奈的地方，如何提高部门协调、央地合作在外交能力建设方面的水平？

王逸舟：我们确实有一些需要改进的短板。一是主要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一个重大的政策出台，背后需要有高层各个方面的配套协同。我们存在部门协调不够的问题，但中国不是特例，很多国家包括美国也有类似情况，美国甚至军方内部也有各种利益冲突。尤其任务使命复杂化全球展开以后，彼此间完成的效能容易下降。以南海为例，军方的需求，外交的斡旋,地方政府追求的利益,石油企业的目标,经常发生矛盾。二是央地关系也有值得改进之处,我这里指的涉外事务。中央叫外交,地方叫外事,外交与外事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做得好能够让中国这个超大社会的各种积极性发挥出来,形成金字塔形状的大外交格局。

举例来说,在打击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方面，西部地方政府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海上经贸、渔业，包括上海特区、口岸金融等，东海沿海地区具备某种窗口示范功能,对于中国经贸外交乃至整体对外交往非常重要；跟东南亚、南亚的交流，西南部地区也有很多独特的做法。如何发挥各地区不同的积极性，同时又能跟中央主体外交协调配合，这是新课题。我特别钦佩汪道涵先生，他对当年做外交的领导和部门给予了很多启示，充分运用了上海的地理优势以及他的全局眼光，既眼观世界，同时又能巧妙发挥我们自己的独特性。我认为现在鼓励地方的积极性，鼓励不同方向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未来的中国外交怎么做，如何释放活力、释放积极性，包括部门协调，包括央地配合，在一个超大国家，超大社会，超大的进步体，是重要的新课题。

中国外交能力提升需要公众参与而非仅依靠高层

私营业主徐蓉晖：我国的外交短板或许源于发展快速，基于我过的外交目标和外交体制，我想了解有没有可能在外交方面有“弯道超车”的方向？在我国外交能力的提升方面，公众能够做些什么？

吴心伯：外交能力的突破关键是要抓住历史的特殊节点，关键是看能不能抓住机遇。历史上很多大国往往是在面临重大挑战和危机的时候迎难而上，最后取得飞跃的成就。例如，中国在2008年响应联合国号召打击亚丁湾海盗，此前中国从未有类似经历，现在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实现了常态存在，这对我们军事外交是很大的促进。也是在2008年，中国为应对美国经济危机而加入G20峰会，抓住了这个机遇，我国现在在最重要的世界经济首脑论坛上起核心作用，这是我经济外交的重大进步。所以在增强中国外交能力上要不断抓住机遇，甚至主动创造一些机遇。

王逸舟：外交能力建设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高层领导的事，而是多方合力的结果。虽然高层领导起决定性作用，但不能忽视公众的力量。例如，习主席提出一个外交方向，最后是否能达到预期的外交结果要依靠合力，特别是公众的力量。每个人其实都是参与者，越多的人倾听、表达，贡献自己的力量，外交犯大错的可能性越少，中国外交会更好。历史经验表明,很多重大结果实际都是多种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

创造性介入是巧介入，需要富有智慧

学生戴赟：您在《仁智大国》的书中提出了创造性介入的概念，用的英语是creative involvement，今天您在中国建设强国外交中提到我们要强起来，也提到我们在海外军事基地的建设，但一旦涉及海外军事基地建设容易让别国造成Interference(类似“霸权”)的想法。在拓展海外军事能力时，如何区分Involvement和Interference，如何得到更多国家的理解？

王逸舟：介入可以很粗鲁很简单，也可以很富有智慧和创造性。《仁智大国》讲的是创造性介入,意思是说，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心理，都不是那种强权式的介入，一定要巧介入，有智慧的介入。所谓创造性就是说它一定是要尊重被介入的地区人民的意愿,有独特的智慧办法。另外一层意思是,智与仁不可分割,外交的成效和内政的进展是呈正比的，创造性介入不只是博弈，也不只是外交官的技巧，同时与本国国民素质的提高、政治家思维的开拓、包括青年学生对世界更丰富的想象，以及中国作为大国意识的完善是分不开的。抓住这个点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所说的创造性介入。

建设外交官队伍，要强化知识面、多来源、阅历

记者余娟：外交实践以增强外交能力为关键，如何建设和提升高素质的外交官队伍？

吴心伯：首先，我们现在的外交官队伍和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以前进外交部基本上学外语的人比较多，现在每年复旦大学输送到外交部的学生中，学历史、学技术的各个领域的都有，从事外交工作知识结构不能单一，不能只做翻译。过去外交部比较简单，懂外语就行了，但现在的外交非常复杂，要应对的事情很多，对气侯、经济、海洋、反恐等等都要有相应的了解，所以外交官的背景要多元化，知识面要广。

第二，外交官一定要懂国内的情况。过去外交官进了外交部几十年，到退休基本上在国外度过，对国内不了解，现在国内国外是相联的，很多外交问题是由内政问题造成的，如果不了解就无法解释。所以应从地方政府、企业等抽调有经历和阅历的一线人士到外交部工作，丰富外交官的队伍。

第三，外交更多地讲究交往，但这个过程中也有斗争和博弈，需要相应的技巧和艺术。建国以后，我们用的是军人外交官，这些人打过仗，有勇气、有谋略、有斗争意识，现在的外交官在这些方面还比较缺乏。总体来说，外交官的知识面、来源、经历和阅历等等都要全面加强，才能提升整体外交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袁琭璐、刘梦慈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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