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思享者“国学十问”（上）推出后，引起大家热议，无论是关于国学概念本身的争议，还是关于国学是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的讨论，三位大咖思想火花碰撞激烈，针锋相对，让人大呼过瘾并意犹未尽。本期思享者再奉上一期关于国学的思与辩，聚焦那些欺世盗名的“国学生意”、针对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学家”，让你将其看透。

为促进“国学”发展，有无必要汲取西学之长？

王杰：从国学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国学本来就在西学传入中国的情况下命名的。国学是开放、包容之学，具有海纳百川的特点。历史上，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博采外来文化之长，比较典型的就是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交流中，形成了中国化的禅宗，宋明理学也是在因应佛教的挑战并吸收佛教的合理部分而出现的。国学是发展之学，国学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应对西学的挑战，吸收西学的精华。

干春松：如果我们不是把国学仅仅理解为古代的博物馆里的陈列物，而是还在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影响的思想体系，那么其吸收西方还有别的文明的因素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古代儒家、道家的思想就是因为佛教的传入而获得了新的生长动力。在互相的冲突和融合中，儒家思想发展出宋明新儒家，而其他的宗教以及许多民间宗教都是吸收了儒释道思想而深受信徒的推崇。

张分田：中华民族有一种优秀的学术传统，即方以智、王夫之等古代著名思想家所主张的“集千古之智”。近年来，一些“弘扬国学”的人主张用“中国固有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甚至认为只有这种学问堪称“国学”。其实，学问无国度之别，惟取其高明；方法无新旧之分，惟取其适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因此，各种具有普适性的方法都可以用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应当把视野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即人类认识各种社会现象、自然现象所积累的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方法。

如何看待“国学”与治国理政的关系？

王杰：习近平同志曾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国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有些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比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

干春松：中国传统思想特别关注人事，包括道德价值和秩序制度体系，并认为个人修养和一个人的社会治理能力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向度，是每一个读书人都肯定的。此外，中国传统的制度流变有其内在的原因，这些本身就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国学也必然也研究中国的制度史、经济史甚至包括廉政、监察等经验，这些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

张分田：“国学”对现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是有用的，但不能将前人的成功经验杂凑在一起治国理政。中国古代许多著名思想家早就指出：治国理政必须因应时势、与时俱进，不应抱残守缺、迷信古方，任何前人的经验都不能简单地模仿。我认为，现代国家治国理政应当以现代政治理论体系为指导，包括被现代政治理论体系吸收的古今中外各种传统思想资源。治理现代国家需要现代理念，现代治国理念需要不断创新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如何看待“国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王杰：从逻辑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当代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相结合。客观地讲，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注的多是前者，而忽视后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想继续向前推进，就必须重视从国学中汲取资源。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要借力相互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一个很好契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也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干春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具体结合，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社会主义的描绘，能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如果要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否则要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来硬套中国的现实，要么以某种设定的框架来拒斥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宣传者，都必须首先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也要加强对中国现实状况的调查研究。

张分田：改造传统、创新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以扬弃的方式与“传统彻底决裂”和积极创造新传统，才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必由之路。主张“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愚昧无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帝制国学没有现代观念，儒家学说阻滞现代观念的形成，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才引进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有效地解决了中华民族当时所面临的文化困境。

“国学”如何与现代社会共存？

王杰：国学是实践之学，也是与时俱进之学，国学要想与现代社会共存并向前发展，就必须紧紧围绕时代课题，给出相应答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任务，国学要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治国理政、服务人民，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干春松：国学与现代社会共存的方式很多。仅举一例，国学提供一种生活的趣味。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这并不会因为科技发展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而完全改变。所以国学一直在与现代社会共存。

张分田：这个问题要分层次来说。首先，论说标示帝制国学的“国学”。被现代化进程颠覆的这种国学成为历史陈迹已经一百多年了，曾经有人企图使之死灰复燃，均以失败告终。其次，论说标示中国传统文化及学术的“国学”。大体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如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等人类的优秀传统，又如有助于任何一种社会构建公序良俗的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等，这一类属于优秀文化，应当大力弘扬。第二类是对现代社会有益无害的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的，这一类大多没有善恶之别，只要现代社会依然需要，就会持续传承。第三类是属于旧的习惯势力的。这一类传统文化是有害无益的，又是很难克服的。第三，论说标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国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属于历史问题研究范畴，而历史问题研究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应当打“国学”这个旗号。当然，如果一些学者坚持用“国学”这个名号，通常属于学术自由范畴。只要他们不把“国学”作为学科强加给中国学术界，不用教育行政手段把“国学”强加给中小学教育，也不采取实际行动搞“立儒学为国学”及“儒化中国”之类，没有必要主动干预。第四，论说标示中国学术的“国学”。毋庸置疑，中国学术会与中国相伴始终。最后，对于各种打着“国学”的旗号欺世盗名的做法，也应坚决予以抵制、揭露和批判。

“国学”可以拯救一些人批判的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滑坡吗？

王杰：国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修身做人、正己立德，是修身之学、道德之学。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看到了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现象，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衣食足不知荣辱、仓廪实不知礼节的现象随处可见。国学中的官德思想确能对党员领导干部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中纪委目前强调的家风建设也是试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构筑让官员不想腐的思想堤坝。合理吸收并利用国学中的见利思义、道德价值优先的思想，对拯救今天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滑坡是大有帮助的。

干春松：一个社会的道德转型，深受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观念并不能脱离时代。国学中有大量关于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内容，适当地加以提倡和教育，的确可以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比如，国学有利于弘扬孝道。中国的养老目前还只能走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路。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对养老的投入，都难以做到以社会化养老来取代家庭养老，这属于硬环境。另一方面，养老并不是简单的将老人养活，还需要关心老人的尊严和其他的精神需要。这方面，家人的照顾有不可取代的意义。但反过来，如果认为读《弟子规》和《三字经》甚至“四书五经”，就能把中国人目前的道德危机完全化解，也是想当然了。以前，人们把中国人素质低下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现在人们又将解决道德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国学，这都是不现实的。道德秩序与法律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身处于一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那么我们也无法期待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环境。

张分田：在帝制时代，包括皇帝、皇子、文武百官在内，全国的读书人几乎都属于终身诵读儒家经典的儒生范畴；历代王朝动用各种教化手段，传播儒家经典的道德信条，向广大臣民传播和灌输纲常伦理，社会大众也大多遵奉儒家的道德规范；历代法典为维护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而设定了严苛的律条，不忠不孝属于重罪；从先秦的《弟子职》到后世的《弟子规》，历代学训、学规、学箴一再重复雷同的道德说教；各种家训、家规、家范也千篇一律地传播并维护儒家的道德说教。实际效果如何？只要看一看历代儒宗激烈抨击当时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言论，便可以做出评估，延伸至今，更可想而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思享者工作室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