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伦堡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第一次见面，回到杜塞尔多夫后，立刻向柏林告知自己已回，海德里希命令舒伦堡立即前往柏林当面报告。

舒伦堡回忆录（舒伦堡海德里希）

当晚舒伦堡就回到柏林，他与海德里希一直研讨到深夜，最后，决定由舒伦堡起草下一步的计划。同时，允许舒伦堡自由选择适当的助手以辅佐工作。

舒伦堡选定的助手是著名的夏里特医院精神科科长、柏林大学教授、他的挚友马克思·德·克里尼斯教授。

风度优美、仪表堂皇的克里尼斯是德军卫生部队的上校，生活于奥地利的格拉茨，他的年龄比舒伦堡大很多，受过高等教育、机智而又充满智慧，他是舒伦堡心目中最理想的助手，况且，他那轻微的奥地利音调，还可以避免别人的猜疑。

舒伦堡把计划做好的当天，他把自己的工作安排以及在荷兰的工作，都告诉了克里尼斯，并询问他是否愿意与自己一同去海牙。

克里尼斯马上同意与舒伦堡一同前往，舒伦堡计划把克里尼斯当作反对派领袖的高干，在下一次的会议上介绍给英国人。

10月29日，舒伦堡与马克思·德·克里尼斯、第一次参加会谈时的那位助手，三人进行了一整夜的最后准备工作。

舒伦堡决定，这是行前最后一次工作汇报，之后的旅途中将不再讨论工作任务，他们商定了暗号，以便在和英国人讨论的时候，便于相互配合。

出发之前，舒伦堡又细心地检查了克里尼斯的行李，以保证他们毫无困难地通过边境。

10月30日，舒伦堡一行人开车到达事先约定的地点，阿纳姆的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商定的时间是中午12点，可是，等了半小时却没有任何动静。

快下午一点时，舒伦堡命令驾车慢速行驶到街上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心逐渐不安起来。

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克里尼斯显然不习惯这种状况，他非常紧张，舒伦堡能做的也只能是让他尽量镇静下来。

当德国方面小心翼翼地设计着下一步的安排时，谨慎的英国人也没有闲着。

尽管德国方面的代表即将到达，但疑心重重的史蒂文斯还是决定，再进行一番试探。由荷兰陆军情报局德克·科普洛上尉出面安排，在荷兰边境对德国这个代表团进行了一次“突袭”。

舒伦堡的汽车正在街上行驶时，两个荷兰警察向他们的车子慢慢走过来。一个警察用荷兰话询问他们是干什么的，舒伦堡的助手回答：“在等朋友。”这个荷兰警察摇了摇头，跳上了舒伦堡的汽车，命令他们将车子开到警察局。

舒伦堡心头一惊，因为从这一举动来看，他们似乎已经陷入了一个预先布置好的圈套中。但舒伦堡的镇静，给了他的同伴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知道，此时最要紧的就是要冷静而不能冲动。

在警察局，警察搜查了他们的行李和全身，检查非常严格，包括克里尼斯盥洗盒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被极其细心地检查了一遍。

他们检查的时候，舒伦堡也很担心地察看着自己的行李。忽然，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他太在意检查克里尼斯的东西，却忘了检查一下身边助手的衣物。

舒伦堡抬起头，一眼就看到了放在不远处桌子上的助手的盥洗盒，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盥洗盒已经打开，里面正有一卷贴有“党卫队医务总处”专用的阿司匹林药片。

舒伦堡一面瞥看周围有没有人监视自己，一面将已经检查过的自己的行李推到盥洗盒旁边。

他迅速将那卷阿司匹林药片抓到手里，在一刹那间，他又故意将一只梳子弄掉到地上，趁着俯身去拾起梳子的时候，舒伦堡将药片塞到了嘴里。

可是，这卷带有包装纸的药片，塞住了他的喉咙口，他不得不再次把梳子弄到地上，趁假装在桌子下面捡梳子的机会，将纸和药片吞进了肚里去。万幸的是，荷兰警察没有发现这些细微之处。

检查的结果，自然是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怀疑的东西，而且证件和他们所报的姓名相符。舒伦堡在和警察交涉中，开始装出一副粗暴骄傲的样子，这个做法似乎很有效。

荷兰警察变得有些犹豫起来，争论了一个半钟头后，德克·科普洛上尉突然推门走了进来，他拿着一些公文给警察看，荷兰警察立刻改变了态度，他们向舒伦堡等人表示深深歉意。

舒伦堡走出警察局，就立刻明白，刚刚发生的这一切都是英国人预先安排得诡计，因为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正坐在那辆大型的别克车中。

他们非常内疚地解释：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令人痛苦而尴尬的误会。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很显然，在这一轮的较量中，由于舒伦堡的机智敏锐和果断的行动力，德方赢得了胜利。

接下来的海牙会谈中，经过一番仔细而彻底的讨论后，双方达成下列几项协议，其中包括设法推翻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波兰的独立，恢复金本位制度等等。

为了加强英国人的信任，舒伦堡甚至信誓旦旦地请求，英国对德国的新政权要采取“平等”态度。

小心谨慎的英国人让德国人的诡计彻底给蒙住了，会谈一结束，史蒂文斯立即用电话向伦敦汇报。

大概一个半钟头左右，他回来对舒伦堡说，伦敦方面对这些问题有着积极的反应，但还需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交换意见后才能决定。不过，他们将立即进行，晚些时候会给出一个具体的结论。

之后，贝斯特准备了鲜美的牡蛎盛情款待了德国的贵客，他还与舒伦堡谈起了音乐，两人聊得非常有兴致。

史蒂文斯在晚宴开始一段时间后才来，他坐在舒伦堡的身旁，告诉他说：伦敦方面已经给了具体肯定的答复，一切都非常成功。

第二天一早，舒伦堡等人又享受了一顿丰盛的荷兰早餐后，来到了设在纽威街15号的隐秘地点，这里名义上是一家荷兰商行的办公室，实际上是秘密情报局的掩护机构。

史蒂文斯将一部英国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一本密码送给了他的德国朋友，用以和英国在海牙的情报站保持联系。紧急联系呼号为O-N-4。

另外，还有一些荷兰当局发的证明文件，用来避免再度发生前两天的不愉快事情，最后，舒伦堡等人在贝斯特的护送下平安地通过了荷兰边境。

在接下来一星期中，英方三次要求德方决定谈判的日期，他们每天用O-N-4呼号通报。

但是，直到11月6日，舒伦堡还是没有接到柏林方面的指示，他担心一再的拖延可能失去和英国人的联络。于是在11月7日，他径自决定先去和英国人接头，在这次（第三次）会谈当中，他向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做了充分的解释。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舒伦堡依然没有接到柏林的命令，显然，海德里希也在等消息，因为希特勒尚未做最后决定。

舒伦堡隐约感到，希特勒有可能会要求停止和英国人的谈判。因为任何有关推翻希特勒的讨论，即使是假的，也会令希特勒不痛快。

舒伦堡对柏林的这种犹豫很是不满，但是不久，他得到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允许，同意他继续同英国间谍谈判，因为希姆莱觉得此事可能会产生一个有利的因素。

之后，舒伦堡再度越过边境，与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进行了第四次会面。

在这次非常短的会谈上，舒伦堡把早已准备好的话讲给英国人听，他神态自若、语调激昂，舒伦堡还详细解释了造成会晤延期的原因。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再次相信了他的话，疑念尽释，他们握手言别。

舒伦堡的辩解没有引起贝斯特和史蒂文斯的怀疑。他们在11月7日晚上向伦敦的汇报说，无论英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德国一定会发生政变的，明天一个大人物将会亲自来见我们。

同样，史蒂文斯11月8日午夜打电话给伦敦，再次重申：

由于大人物维德斯海姆将军要临时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会议而未能前来，但他们安排了另一场非常令人满意的会面，他们送来了最诚恳的消息，同时，明天极有可能会来。

深知自己已经骗住了英国人的舒伦堡一心想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他想看看玩到底会有什么收获，大脑中盘旋的各种计划，搅得他通宵不能入眠。

11月8日傍晚，舒伦堡早早地上床休息了，还吃了一片安眠药，以便明天能有充足的精力。

午夜时分，床头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听筒那边传来了一个沉重而又激动的音调，因为吃了安眠药还没有醒透的舒伦堡，慢慢说道：

“你是谁呀？”

“我是党卫队海因里希·希姆莱！你在哪里？”

“是的，长官。”从电话里传来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高声叫嚷，立刻让舒伦堡清醒过来。

“今晚元首在慕尼黑啤酒馆参加老战士年会，现场发生了爆炸，损失相当大。万幸的是元首已经在几分钟前离开了，几个党内老同志当场被炸死，六十多人被炸伤，当时元首和我已经坐上回柏林的火车，元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元首现在下达命令：明天你和英国间谍会面时，要对他们实施逮捕，并迅速将他们押解到德国来。这一行动会侵犯荷兰边境，但元首说没有关系。已经派去保护你安全的特别工作队将协助你执行任务。顺便说一下，任务如果完成了，那么之前你那些胆大妄为和一意孤行的表现，将不会受到惩罚。你听懂了吗？”电话里的希姆莱怒不可遏。

“是，长官，但是……”

“没有但是，元首的命令你必须执行，明白吗？”希姆莱断然地说道。

在这一点上，海德里希明白，再辩论也是毫无意义的，有关到伦敦和英国方面继续谈判的伟大而深远的计划只能泡汤。

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立即执行元首的命令。他立刻唤醒特别工作队队长，向他传达了希特勒的最新命令。

特别工作队队长和他的副队长听到后都面露难色，他们觉得这一任务很难完成。

单单从地形上来说，就不利于这项行动工作，因为荷兰边境上包括整个芬洛地区有很多密探和边防警察在巡逻，要想成功，必须采用完全秘密的突击。

最终，他们商定一旦英方的汽车出现，党卫队的汽车就得用最快的速度冲过边境障碍物，在街上，将英国特工拘捕。

1939年11月9日，一个阴沉灰暗的日子。史蒂文斯等人驱车前往荷兰与德国交界处的芬洛。

同行的人还有贝斯特、贝斯特的司机杨·雷蒙斯，还有化妆成英国卡帕上校的德克·科普洛上尉。

会面地点定在荷兰边防哨所附近的巴库斯咖啡店，这里距离德国边防哨所有150码远。

英国人完全被德国人骗了，他们没有做任何准备，但德国方面却已经做好了瓮中捉鳖的一切安排。

德国特别行动队两位队长的计划设计很周到，舒伦堡同意这样做。但是舒伦堡要求特别工作队的十二位队员与他见面，目的是要他们认清楚自己。

因为，贝斯特上尉只比他高一点，而且也戴着一个单眼镜，两人的服装也差不多，都穿着件一模一样的外套，舒伦堡要他们把自己看真切，以免搞错。

11月9日一大早儿，舒伦堡起床了，为行动做好最后的准备，他和助手在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开始穿越边境。

当他们到达巴库斯咖啡店时，店里的人已经很多，舒伦堡点了一杯汽水。他坐在窗前观察着街上的动静：有一些穿着平民衣服的人，手中牵着警犬看起来非常特别，街上也不像平时那样，多了一些车辆；

舒伦堡盘算着，不会为了这次会议，他的英国朋友已经采取了异常的安全措施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依然看不到英国人到来的迹象，舒伦堡感到心跳加快，他变得紧张起来。他甚至怀疑，他们是否又在施展上次那样的诡计？

时间滴滴答答地走到了三点钟，一个多小时的等待时间，对于舒伦堡来说，是相当难熬的。忽然，舒伦堡眼前一亮，一辆灰色的汽车飞驰过来。

舒伦堡站起来，他的助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说：“这个车不是。”舒伦堡重新坐下来，一切都还那么平静！

过了一会儿，舒伦堡又重新要了杯浓咖啡，他刚啜饮了第一口，就听到他的助手说：“他们到了！”

舒伦堡瞥了一眼表，时间正好是三点二十分，他将外衣留在咖啡店，和助手走出了店门。

史蒂文斯等人到达了目的地后，周围的一切都看起来风平浪静：

除了一位德国海关官员在荷兰海关附近溜达、一个小女孩在路中间跟狗狗玩球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

或许是因为前两次会议也在这里举行，麻痹大意的史蒂文斯和贝斯特都认为，这里足够安全，他们没有在11月9号之前，派人对这一地区进行侦查，更没有制定任何应急方案。

更致命的是，他们还随身带着译码材料和一张写有特工姓名、地址的清单。

此时，以为一切正常的史蒂文斯等人，开着那辆大型的别克车飞奔过来，紧急刹车后，就倒车到咖啡店后面的停车场上。

舒伦堡走向汽车，此时，他听到了特别工作队汽车冲来的声音，就在舒伦堡距离别克车10码远的地方。枪声响了！

荷兰的边防警察听到枪声后，陷入手足无措的混乱中。特别工作队的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停车场冲过来。

贝斯特驾驶着别克车，德克·科普洛上尉坐在他旁边，科普洛上尉见势，立刻从车上跳下来，他抽出一支重型左轮手枪对准舒伦堡。

此时的舒伦堡完全赤手空拳，他跳到旁边，避开枪口，科普洛上尉转过身来连发几枪，他打中了行动队汽车的挡风玻璃，玻璃被打碎了。

坐在副驾驶的行动队队长和科洛普交上了火。不久，不幸中弹的科普洛上尉最终倒在了路边！之后，特别行动队的队员像拎稻草一样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从别克车里拎了出来。

德克·科普洛上尉因为伤重死在杜塞尔多夫医院。贝斯特、史蒂文斯和他们的司机，被押往柏林。

据舒伦堡的回忆录记述，他一直为换取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自由而努力。他在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段：

二战期间，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一直被关押在战俘营里，1945年被释放。

为了让他们重获自由，我之前曾多次提出交换德军被俘人员，但这些建议都未被通过，因为希姆莱坚决反对。一直到1943年时，希姆莱还是禁止我提及此事。

因为只要一提到这事，就会使希特勒想起勒文鲍恩啤酒馆爆炸事件，想起那个在啤酒馆放置炸弹的埃塞尔，希特勒始终坚信奥尔格·埃塞尔的后面必然有其他的人策动，并且认为这是盖世太保工作上的最大失误，因为他们未能进一步察觉以期证实。

随着时间的流逝，希姆莱很庆幸，希特勒已经遗忘了此事！因此，希姆莱不愿意提到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更不愿提起交换战俘的事来勾起希特勒的回忆。

这是一场间谍与反间谍的大战。如果说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为了建立功绩，而有些急功近利搞得眼花缭乱的话，那么，身在伦敦的局长和他的主子显然也难脱其咎。

当时，休·辛克莱正处于弥留之际无法知晓整个事件的过程，情报局的政务由参谋长雷克斯·霍华德和副局长孟席斯负责。

当史蒂文斯的报告到达情报局总部时，孟席斯和雷克斯·霍华德向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汇报了此事。

人们无疑都对此事充满了期待，张伯伦亲自批准秘密情报局与德国人继续对话。尽管有些政客和官员不看好此事，对成功更不抱多大期待，但是，在1939年11月1日的会议上，战时内阁还是授权要继续进行谈判，这似乎给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失败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整个事件中，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虽然一直依照自己对事件的判断行事，但他们从未单独行动过，都是在得到伦敦方面的许可后才采取行动。

同时，上层的更迭和二战初期情报局面临的对情报需要的压力，也使这个行动或许过于急于求成了。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当然富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但是整个事件的过失也不能全都算在他们头上。

对英国秘密情报局来说，危害更是雪上加霜。情报局的声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连累，11月10日德国各大报刊刊登了头版头条：

11月8日晚，在慕尼黑的勒文鲍恩啤酒馆，发生了谋杀国家元首未遂的炸弹爆炸事件，通过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侦查和追捕，凶手奥尔格·埃塞尔企图越境时被抓获。通过审讯，奥尔格·埃塞尔交代，他是受两位英国间谍理查德·史蒂文斯和西格斯·佩恩·贝斯特的指使谋杀元首的。

整个事件都是由英国秘密情报局策划的，两名英国间谍已于11月9日下午在德荷边境被抓获。在这一事件中英国秘密情报局应该对其肮脏的勾当负全责。

德国大肆宣传此事，他们从中狠狠捞了一把。在战争余下的岁月里，英国人明显受到了芬洛事件的影响。

对反纳粹的“黑色管弦乐队”来说，这也是一场不幸。孟席斯上任后明确下令，严禁情报人员再同德国的情报机关接触，这就让“黑色管弦乐队”联合英国推翻希特勒统治的想法落了空。

势单力薄、孤掌难鸣的“黑色管弦乐队”最后只能以解散收场。而秘密情报局这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做法，也让他们丧失了很多绝佳的机会和情报。

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被捕后，在战争后期一直在各个监狱和集中营中转移。

两人的落网给了盖世太保一个审问“英国情报部门高层人物”的绝好机会，早在1939年夏天，史蒂文斯手下的一名代号为“沃贝齐”的头号特工就被德国人策反，“沃贝齐”手中的情报非常多，而且价值不菲。

到1939年秋时，德国对整个秘密情报局在荷兰的一切行动都了如指掌，这个事实使德国人在审讯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时也表现得底气十足。

这两位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在被关押期间，到底泄露了多少确切情报，到目前为止仍无法搞清楚。

但是，根据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交代，到1939年12月中旬时，德国方面就已经能详细而准确地绘制出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特工网联络图。

然而，战后对德国情报官的审讯结果表明，“芬洛事件前他们对贝斯特的特工网是一无所知的”。

无论真相如何，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在盖世太保对二人审讯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之所以交代出大量情报，是因为他们以为德国人之前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组织的情况。

同样，这一事件也给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这两位当事人带来了终身的创伤和伤害。二战结束后，他们被遣返回伦敦，英国政府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没完没了地审查、受到了种种不公平待遇。

荷兰政府被“芬洛事件”也搞得十分尴尬，英荷关系也因此受损。之前支持此事的荷兰陆军情报局局长J.W.范·奥斯舒特将军被迫辞职，两国的外交关系也濒临破裂。

荷兰外交部命令英国秘密情报局立刻停止在该国的一切行动，海牙情报站被迫关闭。

荷兰被德国占领后，荷兰流亡政府与秘密情报局的关系更是降至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