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育种者认为美国社会尚未准备好实施有组织的灭绝方案。但是许多精神病院和医生实施了自创的医疗灭绝和被动安乐死。当时，伊利诺伊州林肯市的一家精神病院给接收的病人喂食患有结核病的奶牛所产的牛奶，因为他们认为优生学意义上的强壮个体会对此免疫。林肯市的年死亡率因此为30％至40％（译注：原文如此Thirty to forty percent annual death rates resulted at Lincoln）。一些医生会对新生儿采取针对性的被动优生学灭绝。在精神病院的其他医生则对病人采取会致死的故意忽略。

尽管如此，随着优生学灭绝被边缘化，优生学家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强迫隔离和强制绝育的迅速扩大，以及更多的婚姻限制。加利福尼亚州当时起到了带头作用，几乎所有的绝育过程都没有走正当程序。在其优生立法的头二十五年里，加利福尼亚州绝育了9,782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许多人被归类为“坏女孩”，被判定为“太过热情”、“性欲过度”或“放纵性欲”。在索诺玛（Sonoma），一些女性因为被判定为阴蒂或阴唇过大而被绝育。仅在1933年一年，就至少进行了1,278次强制性绝育，其中700次是针对女性。该州在1933年排名前两位的绝育工厂分别是索诺玛州立医院（Sonoma State Home）（388次手术）和巴顿州立医院（Patton State Hospital）（363次手术）。其他绝育中心还包括位于阿格纽（Agnews）、门多西诺（Mendocino）、纳帕（Napa）、诺瓦克（Norwalk）、斯托克顿（Stockton）和太平洋殖民地（Pacific Colony）等地的州立医院。

甚至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也支持优生学的某些方面。在其1927年臭名昭著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写道：“对全世界来说，我们不需要等待那些堕落的人犯罪，不需要让他们因为愚蠢而挨饿，社会可以阻止那些明显不适合繁衍后代的人......愚蠢的人延续三代就足够了。”这一决定开启了洪水的闸门，使得数千人被强制绝育或以非人的方式遭到迫害。多年后，纳粹在纽伦堡的审判中引用了霍尔姆斯的言论为自己辩护。

截止至1935年美国优生学绝育立法的情况及各州实行的绝育手术数目（图片来源：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网站）

当优生学在美国扎根之后，这项运动便通过加州优生学家们的努力，被毫不逊色地被移植到了德国。他们出版了理想化绝育的小册子并将其传播给德国官员和科学家。

希特勒研究了美国的优生学法律。他试图通过医学化将其反犹主义合法化，并将其包裹在更令人信服的优生学伪科学外衣之中。希特勒通过声称科学就站在他的一边，而从理性的德国人中招募到了更多的追随者。虽然希特勒的种族仇恨源于他自己的思想，但希特勒于1924年采用的优生学的知识大纲却源于美国。

20世纪20年代，卡内基研究所的优生科学家们与德国的法西斯优生学家们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关系和职业联系。希特勒在1924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引用了美国的优生学意识形态，并公开展示了对美国优生学的透彻了解。 “今天有一个国家，”希特勒写道，“其对于移民的更好构想的些许进步是值得注意的。当然，这并非我们模范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是美国。”

希特勒自豪地告诉他的同志们，他是如何紧密关注美国优生运动的进展的。“我带着浓厚的兴趣研究过，”他告诉一个纳粹同党，“美国许多州关于防止特定人群繁殖后代的法律，这些人的后代很可能没有价值或者会对现有种族造成损害。”

《我的奋斗》导言中对亨利•福特所著《国际犹太人》一书的致敬（图片来源：）

希特勒甚至作为粉丝，给美国优生运动领导人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写了一封信，称他的基于种族的优生学著作《伟大种族的消亡》（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是他的“圣经”。

麦迪逊•格兰特（1865-1937，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伟大种族的消亡》一书的配图（1916年的欧洲人种分布图，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希特勒对更好种族的努力将成为一场为了“支配种族”（Master Race）而进行的十字军运动。现在，美国人所用的“北欧”一词被自由地替换为“德国”或“雅利安”。种族科学、种族纯洁和种族统治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背后的驱动力。纳粹优生学将最终决定在第三帝国统治的欧洲，谁将遭受迫害、人们将如何生活以及人们将如何死亡。纳粹的医生们将在希特勒对犹太人和其他被视为是低等的欧洲人的战争中，成为隐形的将军。医生们将创造科学，设计优生配方，甚至亲自挑选受害者进行绝育、安乐死和大规模灭绝。

在第三帝国的早期岁月里，美国各地的优生学家很推崇希特勒的计划，将其看作他们自己数十年研究和努力的最逻辑的实现。加州的优生学家们在美国重新出版纳粹的宣传，灌输给美国人。他们还安排了纳粹科学展览，例如1934年8月在洛杉矶县博物馆，为美国公共卫生协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年会而举行的一项展览。

1934年，随着德国的绝育速度超过每月5,000次，加州优生学领导人歌德（C.M. Goethe）刚从德国回来就热情洋溢地向一位关键合作者吹嘘说：“你会有兴趣知道，在这一划时代的计划中，你的工作在塑造希特勒背后的那群知识精英的观点上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我在每个地方都能感受到，他们的观点受到了美国思想的巨大刺激…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在有生之年都抱有如下这种想法：你促使了一个治理六千万人口的伟大政府采取了迅速的实际行动。”

同一年，即在弗吉尼亚州通过其绝育法的十年后，弗吉尼亚州西部州立医院的负责人约瑟夫•德约内特（Joseph DeJarnette）在《里士满时报》上写到了他的观察，“在这场我们发明的游戏中，德国人表现得比我们更好。”

美国不仅提供科学构想，还资助了德国的优生机构。截止到1926年，洛克菲勒向数百名德国研究人员捐赠了约41万美元 （相当于21世纪的400万美元）。1926年5月，洛克菲勒向威廉皇帝研究所的德国精神病学研究所（German Psychiatric Institute of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捐赠了25万美元，后来这一机构成为威廉皇帝精神病学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sychiatry）。德国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主要精神病学专家包括恩斯特•吕丁（Ernst Rüdin），他后来成了希特勒实施系统性医疗迫害的主管和架构设计者。

洛克菲勒家族谱系图（来源：rockarch.org）

威廉皇帝研究所的优生机构中还包括脑研究所（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自1915年以来，它一直在一个房间内运作。当洛克菲勒的资助在1929年到达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31.7万美元的赠款使该研究所能够建设一座新的大楼，并成为德国种族生物学的中心。该研究所还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额外拨款。该研究所的主管又是希特勒的医学追随者恩斯特•吕丁。吕丁的机构成为了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人进行谋杀性实验和研究的主要指导者和实施者。

恩斯特•吕丁（1874-1952，来源：维基百科）

从1940年开始，成千上万在老年家庭、精神病院和其他监护设施中被搜捕到的德国人系统性地被施以毒气。最终被杀死的人的数目在5万至10万。

美国优生学会执行秘书莱昂•惠特尼（Leon Whitney）这样评论纳粹主义，“在我们悄悄行事的时候......德国人在直言不讳。”

洛克菲勒资助的一个特殊获得者是柏林威廉皇帝人类学、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 in Berlin）。几十年以来，美国优生学家们一直渴望通过研究双胞胎来深化他们的遗传学研究。这家研究所现在准备把这样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1932年5月13日，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其巴黎办事处发送了一份无线电报：执行委员会六月会议9千美元分3年给威廉皇帝人类学研究所用于研究双胞胎和有毒物质对下一代生殖能力的影响。

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的标识（铭文：“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全世界全人类的福祉”，来源：维基百科）

在洛克菲勒的资助期间，美国优生学界的英雄人物奥特玛•弗雷赫尔•冯•韦斯楚尔（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担任人类学、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在韦斯楚尔任职早期，洛克菲勒对该研究所的资助既有直接进入的，也有通过其他研究机构间接进入的。1935年，韦斯楚尔离开研究所，在法兰克福组建了一个作为竞争对手的优生学设施，这在美国的优生媒体中备受推崇。在政府法令的支持下，对双胞胎的研究在第三帝国呈爆炸式增长。韦斯楚尔在他编辑的优生期刊《Der Erbarzt》中写道，德国的战争将产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全面方案”。

奥特玛•弗雷赫尔•冯•韦斯楚尔（1896-1969）

韦斯楚尔有一位长期助理，他就是纳粹党卫队军官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43年5月30日，门格勒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韦斯楚尔通知了德国研究协会（German Research Society），“我的助手，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加入了我所在的研究机构。他目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担任主管和营地医师。在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许可下，他会对集中营内最多样化的种族群体进行人类学测试。”

门格勒开始从抵达的火车中寻找双胞胎群体。当他找到双胞胎时，他就进行野兽般的实验，并一丝不苟地撰写报告，并将报告送回韦斯楚尔的研究所进行评估。尸体、眼睛和其他身体组织也经常被送回柏林的优生学研究机构。

接受门格勒的实验的双胞胎们（图片来源：owlspace-ccm.rice.edu）

洛克菲勒的执行董事们对门格勒毫不知晓。除了少数例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停止了在纳粹占领的欧洲的所有优生学研究。但在那时，骰子已经掷下。洛克菲勒和卡内基所资助的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他们帮助建立的研究机构以及由此而创立的科学，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发展势头。

洛克菲勒父子带领基金会执行董事视察资助的中国教育机构（图片来源：洛克菲勒家族的中国纽带）

战争结束后，优生学被宣布为反人类罪——一种种族灭绝行为。德国人受到审判，他们引用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作为辩护理由。但无济于事，他们还是被判有罪。

然而，门格勒的上司韦斯楚尔却逃脱了起诉。韦斯楚尔重新与加利福尼亚的优生学家们建立了联系，他们潜入地下并将他们的事业重新命名为“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波普诺在1946年7月25日写给韦斯楚尔的信件，是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一个典型例子： “很高兴再次收到你们的回复。我一直非常担心我在德国的同事们......我可以认为在德国的绝育计划已经停止了吗？” 波普诺还提供了美国优生运动各位头面人物的花絮，并邮寄了各种优生学出版物。在另一个包裹里，波普诺还送了一些可可、咖啡和其他好吃的食物。

韦斯楚尔回信说：“你7月25日非常友善的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这封信为你我之间的科学工作架起了桥梁，我希望这座桥永远不会再次坍塌，并使有价值的相互补充和激励成为可能。”

没多久，韦斯楚尔再次成为德国乃至全世界备受尊敬的科学家。1949年，他成为新成立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Human Genetics）的通讯成员。该协会由美国优生学家和遗传学家们组织成立。

1950年秋天，明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ünster）在其新成立的人类遗传学研究所，为韦斯楚尔提供了一个职位。韦斯楚尔后来成为了所长。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韦斯楚尔成为众多著名学会的荣誉会员，包括意大利遗传学会（Italian Society of Genetics）、维也纳人类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Vienna）以及日本人类遗传学会（Japanese Society for Human Genetics）。

人类遗传学中优生学的种族灭绝根源被胜利的一代人所忽略了，这一代人拒绝将自己与纳粹主义的罪行联系起来，而随后的世代则从未了解直到二战爆发前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事件真相。如今，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五个州的州长已经为强制绝育和优生学运动导致的其他迫害，向他们的公民公开道歉，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公民。

人类遗传学在二十世纪后期成为一种开明的探索。勤劳敬业的科学家们终于通过人类基因组计划破解了人类代码。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特征和血统进行生物学鉴定和分类。然而即使是现在，遗传学世界中还有一些意见领袖，在呼吁清除那些我们不想要的人，他们甚至在呼吁制造一个优等人类种族。

我们可以理解对一些更常见的虐待形式的警惕，比如根据基因测试拒绝提供保险和就业。（2003年）10月14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美国首个基因反歧视立法。然而，遗传学研究是全球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单独阻止那些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