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剧领域，“正午阳光”四个字，宛如一块金字招牌。

马素贞（马素贞复仇记）

最近热播的剧集《乔家的儿女》，再次证明了这点。

观众入戏了，有人对剧中的“渣父”乔祖望感到愤怒。

有人被此剧所展露的贫穷所刺痛。

而毒药君最感兴趣的，是此剧对“创伤”的展现。

每个人都有创伤，我们该如何找到治愈之路呢？

《乔家的儿女》给出了“正午阳光”式的答案。

创伤与治愈

故事发生在1977年的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乔祖望，本是一家之主。

在妻子难产“小七”时，他却还在和牌友“切磋”。

妻子因难产大出血不幸去世。

留下乔家的五个孩子：一成、二强、三丽、四美，和刚出生的“小七”。

妻子去世，也没有让乔祖望浪子回头。

连亲戚借给他为妻子买骨灰盒的钱，他也贪。

钱被他挥霍着买酒、买肉和赌博。

乔家五个孩子，五张嘴。

养不起？

那就送。“小七”出生后便被乔祖望送给亲戚抚养。

真正担当起一家之主责任的，是乔家长子：一成。

年幼的他，在锅炉灶前学做饭，三个弟弟妹妹围在旁边。

成长过程中，一成可谓又当爹、又当妈。

弟弟妹妹的生活和学业，他都要操心。

有句话叫：父母越不懂事，孩子越懂事。

但过早懂事的孩子，很可能是因为内心存在隐秘的创伤。

剧中很扎心的一场戏：一个物质优越的家庭，想收养乔家四妹。

一成提出能否把四妹换成自己。

被拒绝后，他吃掉了收养人送给妹妹的蛋糕。

这是他罕见的“私心”。

也正是这一点点私心，让一成的心理创伤展露无遗。

在母亲去世时，他都没有哭，还因此挨了父亲一脚。

他知道他一哭，这个家就倒了。

他过早成熟，不得不表现得像一个男子汉。

因为，弟弟妹妹要靠他。但一成内心的需求又能靠谁满足呢？

长兄如父的一成，像极了电影《我的姐姐》里的姑姑。

他们都被环境塑造成付出型人格，都为弟弟妹妹牺牲了太多。

只因那句长兄如父、长姐如母。

吃蛋糕只是一成的一时发泄。

好在一成找到了一条更光明的治愈之路：读书。

一成一路刻苦读书，考上大学，成为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

不仅如此，一成决定继续读研。

父亲乔祖望认为读书不赚钱还贴钱，因此和一成大吵一架。

但这一刻，一成没有退让。

他说他要为自己活一次。

争吵后离席的一成，终于“站”了起来。

他完成了精神上的“弑父”，也完成了自我的疗愈。

除了“弑父”，还有“恋母”

在乔家二儿子二强身上，则有另一种创伤表现。

早早在工厂做学徒的二强，爱上了大自己10岁的师父马素贞。

师父送他的随身听，他拿来听《月亮代表我的心》。

四妹问二强你师父长啥样？

二强蹦出俩字：像妈。

而师父马素贞本来就有暴力倾向的老公，听到传闻，上门将二强打断两根肋骨。

伤愈后的二强找到大哥一成谈心。

一成让二强断了对师父的念想，大哥说：

“过去的事就过去吧，你也别再想了。

咱妈走得早，你就是有一些恋母情结。”

二强很认真地说：“我不是。”

这段对话，稍显直男，但是又体现了治愈的力量。

心理学家JamesPennebaker曾通过一组对照实验，发现对创伤的表露——包括倾诉发生的事件和自己的感受、情绪，可以减少创伤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

所以，表露创伤，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谈心时，二强对大哥倾诉：“她（师父）是个好女人。她待我好。她教我很多东西。我，喜欢她的样子。”

二强最后到底会不会跟师父在一起，其实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师父那里，他获得了朦胧的治愈。

而与大哥谈论“恋母”，展露创伤，又让二弟这个角色“走出来了”，立住了。

没有观众骂这段忘年恋“龌龊”。

反而，观众对这段恋情多了些理解之同情。

另一方面，心理学家的对照实验还表明：如果我们将创伤事件和情绪憋在心里太久，会遗留创伤应激症状。

逃避创伤，反而可能让当事人经受更强烈的心理痛苦和压力。

这体现在乔家三妹三丽身上。

三丽小时候被父亲的牌友猥亵。

这成了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当她看到邻居家鸽子粪便弄脏自家床单时，她的情绪一度失控。

这明显属于创伤后的应激反应。

可惜乔家的环境，让三丽不可能及时得到心理医生的专业疏导。

转眼三丽到了青春期，面对向自己示好的同龄男性，她却表现出抗拒和厌恶。

因为创伤，青春的花朵还未开放，便已凋零。

直到为人踏实的王一丁出现。

机修班的王一丁帮三丽修喇叭、修自行车，三丽对王一丁也渐渐产生好感。

虽然是双向爱慕，但两人的关系仍然进展艰难。

当两人看完电影，王一丁在公交车上情难自禁，吻向了三丽。

这时三丽再一次出现应激反应。

三丽叫停了车，一路淋着大雨回了家。

创伤记忆让她对一丁提出分手。

显然，将创伤掩盖的三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治愈自己。

她和一丁的感情线确实很“虐”。

但这条情感线的缓慢推进，也让三丽获得疗愈和新生。

“各人有各人的泥潭”

《乔家的儿女》作为年代剧，在怀旧、写实上做足了功课。

“正午阳光”的拍摄组总有魔法，或将老南京的民居稍作改动，一键还原七八十年代。

或用长镜头跟拍，让观众和角色一起沉浸地穿行街头巷尾。

又或用横移拍摄，用镜头转化时空与角色成长。

就连选角，也没有破坏真实的质感。

剧中扮演母女的杨雪和孙伊涵，因外形太相似，被观众赞为“神仙选角”。

但其实，此剧又不止于怀旧。

它以过去年代为背景，用影像再现60、70后的青春面孔与往事。

某种程度上，它拍的是我们父辈的故事。

它以家庭为单元，展露的苦难与创伤，亦是我们时代与民族的隐痛。

正如许子东教授分析余华《活着》，为何能击中最广大中国人的心灵？

因为《活着》里的人物“很苦很善良”。

很苦，便能引起国人的无穷共鸣。

很善良，便能引发人的无穷希望。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既多难、又乐观的民族。

乔家的儿女何尝不是“很苦很善良”呢？

正如大哥一成所说：“各人有各人的泥潭”。

但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如果你也身处泥潭，实在不知道如何解脱，你可以像一成这样去读书、去明辨事理；

也可以像二强一样，正视内心的情感需求；

哪怕像三丽一样，在时光中，也能终遇良人。

一代人的创伤与成长，借由影像的还原术，终将成为下一代人的养分。

这，便是《乔家的儿女》治愈的能量，珍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