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时，这段话在我的“名言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一 投湖自溺而亡

1927年6月2日上午8时，王国维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人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他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来到三里地外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叮嘱车夫在原地等候，10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

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燃尽一支纸烟。

11时左右，突然一头扎进水中。池水仅至腰部，但淤泥积得很深，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到两分钟，就把人救起，但发现他的口鼻都被淤泥堵住，已窒息而亡了，而他的衣服尚未湿透。

他的身上带有遗书，开头便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

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对于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一说是为清王室殉节；二说是为文化求亡；三说是担心北伐军迫害；四说是欠罗振玉的钱还不上……真相愈发显得扑朔迷离。

二 求学之路 苦闷忧郁而成《人间词话》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初名国桢，字静安，晚号观堂，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王乃誉博学多才，却难得功名，对儿子寄望甚大。

王国维自幼体质羸弱，性格忧郁，四岁丧母，七岁入私塾，十一岁学习八股，十五岁参加海宁岁试，中秀才，为“海宁四才子”之首。

然而，他先后两次考举人都名落孙山，但在博览群书过程中，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1895年11月，在家乡与莫氏成婚。

1897年，迫于生计，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私塾先生，但不安分于师，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之路，进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西方哲学。其间，他担任《时务报》的文书兼校对以维持生计。

罗振玉可以说是王国维的“贵人”，他是近代考古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甲骨四堂”之一。后任溥仪“帝师”，成为“保皇派”，参与策划成立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

罗振玉与王国维

1900年底，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但4个月后，因脚疾复发，不得不回老家海宁治疗。

1902年，王国维赴武昌农学校任编译工作，并在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上介绍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

1903年，在罗振玉推荐下，任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学校）教习。讲授伦理、国文。 1904年，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邀王国维前来任教。

1906年，罗振玉被任命为清廷学部参事，王国维随他北上，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馆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宜。7月，夫人莫氏病逝，王国维回家处理丧事。

1908年3月，续娶潘氏为妻。携眷北上返京，赁屋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

王国维自1898年起，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等。

1908～1909年，王国维“厚积薄发”。他发表的《人间词话》一书，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词话著作。他用传统的词话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创新的观念和方法（即境界说，脱离简单的“言志”、“抒情”）。

该著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

此时的王国维处于思想观念的动荡期，个体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痛苦的洗礼。他身体是虚弱的，而性格也是忧郁的：“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

最终他涉足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希望通过哲学能够揭示人生的真理，摆脱人生的痛苦与无奈。但又感叹：“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王国维陷入了“可爱”与“可信”两难境地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的研究，另寻解脱之路。于是，他的学术注意力由哲学移于文学，因为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于是他撰写了《人间词话》。

该书2020年4月，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高中段。

现在，我们常用《人间词话》中“成大事”的“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大师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合的。

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

如果用大俗话解释一下，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俗中有意境）。

三 北洋生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年底，王国维与罗振玉一起携全家老小赴日本避难。

在日本京都的四年，是王国维一生中比较悠闲、放松的时光，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依靠罗振玉每月付给的生活费，大量阅读罗振玉家藏的古籍、古器物拓片，和罗振玉在学术上相互切磋（以帮助罗整理书籍作为回报）。

他的治学兴趣由哲学转为文学，又由文学转向经史考据，尤其醉心于考据古文字、古器物、古代史实等。他们共同创作了《流沙坠简》一书，引起很大反响。

1916年年初，因经济所迫，王国维只带领长子王潜明从日本回国，担任《学术丛编》主笔，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甲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

1922年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但没有接受酬金。

1923年春，由蒙古八旗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王国维与罗振玉、杨宗羲等应召任清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这种相当于“帝师”的人物，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人，而王国维只是布衣出身，绝对属特例。

到了7月，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按照住房标准，搬入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的两进四合院居住。

年轻的溥仪见他眼睛不好，时而亲手为他布菜，时而关怀有加，有回还降旨允许他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感激涕零，说清朝能以布衣身份享受这种礼遇的臣子，除了朱彝尊，就是他了。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不顾北洋政府与皇室签署的退位《优待条例》，带兵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清朝），因家人苦苦阻拦而作罢。

四 入清华“五星聚奎”

1925年2月，清华大学聘请哈佛海归吴宓（读音密）主持国学研究院筹备事宜。在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下，加之吴宓亲自到王国维寓所，恭敬地先行三拜如仪大礼，然后再提聘请之事，王国维很是感动，在禀报“皇上”，得到“恩准”后，携家迁往清华园，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待九月秋季开学，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一说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从此五教授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充中国史学界。

五星聚奎

在清华，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这两年是他一生中景况最好的时期。同事相处和谐(陈寅恪、吴宓最知己)、研究环境良好、住宅宽敞舒适，生活安定。

王国维一生著述六十二种，批校的古籍逾二百种。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有一次上课时坦言，他对《尚书》十之五六不懂，《诗经》也有十之一二不清楚，令在场的师生大为震撼。

清华的授课方式很有意思，王国维往往不讲，学生讲，他时而点拨；梁启超一讲到底，学生不讲；陈寅恪是讲一半，学生问一半。

王国维爱逛琉璃厂，买点旧书，顺道去小酒店喝点酒，配些煮花生煮毛豆，虽酒量很小，却乐此不疲。晚上，他一个人玩会纸牌，十点前一定是要睡的。

学生王力对“偶像”曾有这样的描述：“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

连眼高于顶的鲁迅先生都说：“要谈国学，王国维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过，老实得像火腿一样。”

然而，他偏爱的长子王潜明却不幸于1926年9月在上海患伤寒病逝，年仅27岁。之前，家里也是亲人不断离世，令他伤心不已。

丧事办完后，罗振玉不打招呼就把女儿接回天津家中（好友结为亲家）。因遗产诸事使家庭矛盾激化，罗、王两亲家往来信函，纠缠不休。最终，罗振玉写信跟王国维断绝了关系。这对本来就精神脆弱的王国维，更是雪上加霜。

五 离奇死亡

1927年5月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被抓砍了头，北京的遗老遗少们甚为恐惧，忧心忡忡。

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中午，师生举行会餐，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师生畅谈别情。

据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说：“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

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同学们听了十分兴奋，欢笑声鼎沸。

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而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是日晚，王国维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

6月2日，就发生了文章前述悲剧一幕。死时，王国维刚刚五十岁。

1927年6月3日，王国维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7日，罗振玉来京为其经营丧事，16日举办悼祭。

王国维的祭奠活动非常隆重，不仅皇室、清华大学隆重哀悼，而且连日本京都等地都有拜祭，陈寅恪、吴宓行的是跪拜大礼。

好友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做了解释和评价：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个人恩怨，或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做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

王国维与陈寅恪

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学生们捐出了五百元奖学金，为其在清华园外的七间房筑碑，由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写碑文，其中有一段文字为这位国学大师进行了画龙点睛：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