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更重视国内学术期刊的政策

文/胡星铭

中国大陆许多高校的社科处将《中国社会科学》列为顶级期刊，《哲学研究》列为低一等的权威期刊，而把所有A&HCI国际哲学期刊列为比《哲学研究》更低一等的期刊。简言之，根据许多大陆高校的政策，所有A&HCI国际哲学期刊都是三等期刊。

这一分级不仅适用于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适用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哲学等等）。这意味着如果你研究西方哲学，在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著名哲学期刊发表论文，不如在《哲学研究》发表论文，更不如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

有人认为这一分级是完全合理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分级是不合理的：至少对于西方哲学研究而言，至少部分A&HCI国际哲学期刊——那些获得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国际著名哲学期刊——应该与中文权威或顶级期刊相等。我个人倾向后一立场，但本文仅仅试图同情地理解双方的立场，并不为后一立场辩护。

一

有些人似乎认为，这一分级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国际哲学期刊发文有套路：一旦掌握这个套路，就会发表很多。如果把西方国家普遍认可的著名哲学期刊与《哲学研究》并列，那么会导致【有些人年纪轻轻，学识和资历都很不足，却一年发一篇权威级别的期刊】这种情况，破坏学术界多年的生态平衡，也助长了年轻人的虚骄之气和崇洋媚外的倾向。

但这个辩护似乎不太好。（i）国内哲学期刊发论文，可能也有套路，少数年轻人在国内哲学期刊也发表很多。（ii）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哲学期刊，遵循套路的学术论文不一定比没有套路的学术论文质量更低。如果套路是指【先论证自己的观点比最近某个学者提出的观点更好，然后列出2-3个可能的反驳，并说明它们为什么不成立】这类论述模式，那么遵循套路的学术论文既可以写得非常糟糕，也可以写得非常好，因为套路没有限定内容。这也意味着即使我们的论文遵循了国际著名哲学期刊的套路，不一定就能（通过专家匿名评审）在那些期刊发表。（iii）只发国内期刊并且高产的年轻学者，有不少38岁左右就升了正教授，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甚至重大）项目，各种省部级重要奖项，以及国家级人才头衔。我们不会认为他们破坏了学术界多年的生态平衡。相反，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后起之秀，是年轻血液，给学术界带来新气象。同样，如果政策上平等地对待国内著名期刊和国际著名期刊，那些在国际哲学期刊高产的年轻学者也不会打破学术界的生态平衡。

二

另一个对“把所有A&HCI国际哲学期刊列为三等”的辩护是：

1.中国顶级和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大多非常优秀，不比英美德法的西方哲学研究差，有些甚至比西方的更好。

2.因此，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我们应该把中国顶级和权威学术期刊列为比所有A&HCI国际哲学期刊更高一等。

有人似乎认为，如果否定1，认为国际著名哲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水平更高，就是崇洋媚外，缺乏学术自信。然而，国家领导人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国家领导人认为虽然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排名第二，但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排不上第二名。这显然不是对中国人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自信，更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真正的自信，不是相信自己世界第一或并列第一，而是相信自己有不断改进的能力。

有人可能会说，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泛指哲学社会科学，不是指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况且这个讲话已经过去7年。这7年中国顶级和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西方哲学论文，学术水平的确不比西方的差，有些比西方的更好。这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就事论事：英美哲学期刊发表的论文，大多是流水线产品，车轱辘话绕来绕去，琐碎而无聊，而中国顶级和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西方哲学论文则常常高屋建瓴，要言不烦，并且有深刻的洞见。

持有以上观点的人显然对他们的学术鉴赏力非常有信心：他们认为自己对哲学作品质量的鉴定是非常可靠的。然而，不同的中国学者对中文哲学作品质量的鉴定并不相同。比如，对于同一篇研究柏拉图或康德的论文，不同的柏拉图或康德专家给出的评审意见可能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大相径庭？有两种可能的解释：（a）因为一方哲学鉴赏能力高，另一方哲学鉴赏能力低；（b）因为“什么是一篇好的哲学论文？”本身是一个有高度争议的哲学问题。我个人倾向b。毕竟历史上每个西方哲学经典，都曾遭到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贬低。比如维特根斯坦认为柏拉图的作品没有价值，而很多哲学家又认为维特根斯坦的作品没有价值。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一些学者眼中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认识论经典，但在当今分析传统的认识论中，大多数著名哲学家认为这本书不重要：大家更看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作品。又比如，在分析传统的认识论中，也不是每个哲学家都认为Gettier的那篇短论文具有很高的价值。

如果“好的哲学作品”并无公认的统一标准，如果在某些哲学家眼中的优秀哲学作品总让另一些哲学家觉得并不优秀，那么我们可能并没有鉴赏哲学作品的可靠能力：我们至多只能排除掉显然没有价值的哲学作品；我们并不能可靠地选出好的哲学作品。（如果好的哲学作品=200年后还有人在阅读和研究的作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应该留给200年后的人去评判；我们没有资格替他们评判。）

最后，有人会说，即使【中国顶级和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大多非常优秀，不比英美德法的西方哲学研究差，有些甚至比西方的更好】，也推不出【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我们应该把中国顶级和权威学术期刊列为比所有A&HCI国际哲学期刊更高一等】。因为将国际著名期刊与中国顶级或权威期刊平等对待，有利于营造健康的期刊竞争环境，有助于中文期刊保持学术生命力和国际领先地位（国内期刊好比国内企业，需要适当的支持，但如果过度支持，从政策上将国际企业一律贬为三等或四等，并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此外，将国际著名期刊与中文期刊平等对待，会鼓励国内学者在国际著名期刊发文，增加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三

还有人对“把所有A&HCI国际哲学期刊列为三等”做出了如下辩护：

1.中国的哲学研究（包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与西方的哲学研究是不可通约、无法比较的。

2.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需要学术自主性，不可人云亦云。

3.如果1或2，那么我们不应该以西方哲学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

4.因此，我们不应该以西方哲学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

5.如果将A&HCI哲学期刊排在中文权威期刊之上或平等地对待，就是以西方哲学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

6.因此，必须将A&HCI哲学期刊排在中文权威期刊之下。

然而，这个辩护的第1个前提与上个辩护的第1个前提矛盾，是一种极端的学术民族主义。按照极端的学术民族主义的思路，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南京的哲学研究与北京的哲学研究是不可通约、无法比较的；南大的哲学研究与南师大的哲学研究是不可通约、无法比较的。

这个辩护的第2个前提没有问题，但第3个前提隐含着一个争议很大的预设：西方哲学界采用的标准是地方性的，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中国。铁口直断这个预设，很容易。但要给出支持这个预设的好理由，并不容易。如果西方哲学界的标准与西方科学界的标准一样不是西方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那么说“我们不应该以西方哲学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就等于说“我们不应该以人类共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我们需要区分【仅仅因为西方学术界认可某个标准，中国就要以这个标准评估自己】与【因为某个学术标准是客观上可靠的，中国和西方都必须以这个标准评估自己】。前者是崇洋媚外，后者是理性的爱国。

此外，有人会质疑这个辩护的第5个前提：即使西方哲学界采用的标准是地方性的，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中国，也不意味着【如果将A&HCI哲学期刊排在中文权威期刊之上或平等地对待，就是以西方哲学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将A&HCI哲学期刊排在中文权威期刊之上或平等地对待，有两个作用：（a）鼓励一部分中国学者更好地理解西方人的思维，成为中国政府智库的后备力量；（b）鼓励一部分中国学者通过支援西方的哲学研究获得国际学术影响力，将来可以更好地宣讲中国故事。无论是a还是b，都不是以西方哲学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

四

一个对“把所有A&HCI国际哲学期刊列为三等”的更好辩护是：

1.我们不应该为研究西方哲学而研究西方哲学：我们研究西方哲学，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汉语哲学，而好的汉语哲学必须研究中国人关心的哲学问题。

2.为了创造更好的汉语哲学，必须鼓励中国学者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毕竟绝大多数国际哲学期刊不发表汉语论文，也不研究中国人关心的哲学问题。

3.要鼓励中国学者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必须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将中文最著名的几种期刊置于最高等和第二等，把所有的国际哲学期刊列为第三等或三等以下。

4.因此，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必须把所有的国际哲学期刊列为第三等或三等以下。

然而，有人可能不同意1。他们会说，学术无国界（王国维所谓 “学无中西”），学者的首要目标是加深世界学术共同体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比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不为了创造更好的英语哲学，而是为了让全世界的同行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让外行从他们的研究中获得启发，创造更好的作品。他们不一定非要用英文写作，也可以用中文写。如果内容非常好，可以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等各种文字。同样，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不为了创造更好的汉语哲学，而是为了让全世界的同行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也让外行从他们的研究中获得启发，创造更好的作品。他们不一定非要用中文写作，也可以用英文写。如果内容非常好，可以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德文、法文等各种文字。（著名古希腊哲学专家陈康早年曾豪气干云地说：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应该让西方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学者以不懂汉语为憾。这话只是说我们要提升汉语哲学作品的质量，并没有说我们应该以汉语写作为主。事实上，陈康一辈子没有融入国内哲学界。在经历找工作被南京的中央大学拒绝、去台后评“中央研究院院士”落选、又被台大“不再续聘”后，他定居美国，后半辈子主要用英文写作。）

还有人可能同意1，但不同意2。他们会说，虽然“做学术上的世界公民”听起来很浪漫，但汉语毕竟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应该把创造更好的汉语哲学作为首要目标。但他们认为要创造更好的汉语哲学，不必刻意鼓励中国学者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如果一个学者先用英文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自己的阶段性成果，到50或60岁之后，把自己的成熟见解写成一本厚重的中文著作，也是为创造更好的汉语哲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然，这不是为汉语哲学做贡献的唯一路径）。此外，说“绝大多数国际哲学期刊不研究中国人关心的哲学问题”，似乎不太准确。王国维说：“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按照王国维的意思，绝大多数国际哲学期刊研究的题目（比如自由、公正、因果、知识、意识等等）也是中国人关心的，只不过中国人自己尚未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当然，关心家庭伦理和人生境界问题的中国人可能远远多于关心意识结构和知识定义的中国人。但似乎不能说“只有前者代表中国人，而后者不代表”。

有人可能同意1和2，但不同意3。他们认为，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确应该把创造更好的汉语哲学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必须刻意鼓励中国学者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但他们并不赞同“把所有A&HCI国际哲学期刊列为三等”的做法，因为中文期刊需要与国际著名哲学期刊保持健康的竞争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为了提倡国际化（国际化显然对我们很有利，所以我们才搞“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但直接在国际声誉很高的期刊上发论文，似乎不比把中文著作翻译成外文出版的国际化效果差：二者都会引起更多国外同行的关注，有助于提高作者及其单位的国际知名度，给作者及其单位创造更多的学术机会），就把所有的中国哲学期刊列为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为了提倡汉语哲学，就把所有A&HCI国际哲学期刊列为三等。更好的方法似乎是：对于过去主要在国际哲学期刊发表论文的人，鼓励他们把论文的核心思想用纯粹地道的中文、以更适合汉语哲学语境的方式写出来，在中文期刊发表；对于过去主要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的人，则不用进一步鼓励他们发中文论文，而应鼓励他们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扩大中国哲学的世界影响力。综合汉语哲学与国际化两方面的考虑，可将中文顶级或权威期刊等同于在国际影响力前10%的国际哲学期刊。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平等与自信，营造健康的期刊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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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关的问题: 虽然大多数A&HCI哲学期刊都不错（有些期刊国际学术声誉极高），但如果将所有A&HCI哲学期刊与《哲学研究》放在同一等级，就有些过了，因为也有少数A&HCI哲学期刊审稿放水，无论是国际学术声誉还是学术水平，都不太行。而另一些非A&HCI哲学期刊的国际学术声誉和学术水平都很高。是不是应该从A&HCI哲学期刊列表中删除掉一些期刊，再补上一些期刊，或者将A&HCI哲学期刊进一步分等？毕竟，如果一个人只在Philosophical Review这个期刊上发了1篇论文，而另一个人在俄国的Voprosy filosofii上发了10篇论文，前者显然应该优先获得晋升机会和其它官方奖赏。

回答：（i）我个人完全同意在Philosophical Review发表1篇，远远比Voprosy filosofii在发表10篇更好。如果让我自己选，我肯定选择前者，不会选择后者，即使选择后者会让我优先评上教授并且获得更多的官方奖励。毕竟，对我个人而言，评上教授的成就感远比不上在Philosophical Review发论文的成就感。（ii）然而，如果我提议Philosophical Review排在第1名，而把Voprosy filosofii排在100名开外，或者把Voprosy filosofii从列表中删除，研究俄国哲学的人（或看不上当代英美哲学研究的人）可能会强烈反对。应该以谁的看法为准呢？（我在南大参加过关于A&HCI期刊分区的讨论，大家心中的top期刊千差万别。）（iii）很难说《哲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声誉和学术水平超过哪些A&HCI哲学期刊。A&HCI哲学期刊约180多种，是从国际2000种左右的哲学期刊选出的top 10%，而大陆学者每年在A&HCI哲学期刊（包括《哲学与文化》与《道风》两个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估计不到60篇。如果只算外文A&HCI期刊，大陆学者（不含外籍教师）发表的论文估计每年30篇左右。而《哲学研究》每年发表的论文在144篇左右。因此，从尊重差异和鼓励国际化的角度考虑，或许中国大学官方最好不给A&HCI哲学期刊分等，让美国的Philosophical Review、俄国的Voprosy filosofii与中国的《哲学研究》并驾齐驱。（iv）有些没有被A&HCI索引的哲学期刊（如果在很多学者看来）国际学术声誉和学术水平的确不错，比如Ancient Philosophy, Journal of Ethics and Social Philosophy等等，或许可以向所在单位的学术委员会申请加以认定。

致谢：感谢程炜，冯书怡，蒋运鹏，赖长生，梁亦斌，徐召清，张小星，周理乾，赵海丞等人极有帮助的反馈。感谢范思瑞的校对。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