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位八〇后的朋友突然很感慨，说是他们这代人都没有青春。原因就是那些，独生子女要赡养双方老人啊、高房价啊、养一个孩子成本高啊……很伤感地引用了网络上一句煽情的话：我怎么敢倒下，我的身后空无一人。生逢八〇后，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莫名地对那些激越的青春产生了一种抽象的向往。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差不多是他们的必读书，萨尔和迪安的生活似乎是“疯狂青春”的标本；其实在纷纷扰扰的1960年代，发生在美国和法国的青年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

《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出版，这显然是领先于时代了，五十年代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年轻人，六十年代读《单向度的人》，1964年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68年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美国的霍尔顿们是一群很单纯的人，哪怕是造反了，也只不过是想要保护小妹妹不受这个成人世界的污染。实际上，美国社会一直很稳定，美国的青年也一直很安分，为什么到了1960年代，他们突然要造反呢？

二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照片

不论年轻人喜欢与否，无可否认，个人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二战结束后，英雄时代也随之而去，到了六十年代，“迷惘的一代”完全步入了老年，失去了他们年轻时代的魅力，菲茨杰拉德甚至已经去世多年(1940)，《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年轻读者的眼中像古代人一样难以理解。禁酒令、大萧条和大战，四十年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六十年代的美国和二十年代的美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简单地做一个算术，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他们出生在四十年代，也就是说二战时期他们基本没有记忆，尤其是因为美国本土没有卷入战事，美国没有战后重建的问题，相反，二战后，全球大部分的财富都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方面都如日中天。从历史上来讲，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享受了罕见的文明，哪怕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头一次经历如此惊人的富足和强大。他们对贫困一无所知，他们体验了富足而稳定的生活，因此他们对美国的期望更高、更理想化。

但历史不是割裂的，四十年代以前出生的美国人还继续活着，他们还承载着战前和大战的记忆。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父辈应该出生在二十年代前，也就是说大萧条时期正是他们成长的时期，他们也正是二战的主要经历者。他们的记忆大部分是这样的：童年时代是金光闪闪的爵士时代，一切都欣欣向荣，直到一夜之间风云变色，大萧条使他们的童年戛然而止，并且持续了整个少年时代，而他们的青春则奉献给了反法西斯战场。所以，对这一代人来说，六十年代的年轻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财富、安全、自由，在他们看来，都是很脆弱的，并且可能需要流血才能获得。换句话说，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与父辈之间的代沟是很深的，因为完全不同的经历，他们相互之间很难沟通，谁也不能说服对方。这就使得年轻人更加认定他们是孤立的，要使美国成为他们理想中的样子，只能靠他们自己。

60年代在美国东海岸著名的反文化中心格林威治村，一些年轻的反文化者称他们自己为“hips”。

六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青年革命，导火索还在五十年代。二战刚刚结束，世界就被人为地分为两半，随着“铁幕”的落下，两个世界被隔绝了。整个五十年代，是铁幕内外双方相互妖魔化，各自积压恐惧和仇恨的年代。1945年3月，“非美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在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开始的“忠诚调查”中，两千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原本只是一个行为不检、沉溺赌博和酗酒、声名狼藉的政客，却因为鼓吹“红色恐怖”而一时主导了美国舆论。麦卡锡只是一个诱因，实际上，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是一次全民参与的活动。虽然其主动性各有不同，但绝大部分人在一开始并没有拒绝麦卡锡主义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在对抗“共产主义”、保卫自由世界和保卫美国生活方式。但无论其愿望是什么，麦卡锡主义使得美国的五十年代呈现出一副愚蠢的模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疯人院”。对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成年人如此轻易地就陷入如此明显而卑下的骗局是不可原谅的，他们对父辈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而这种怀疑随着冷战的深入更行扩大，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1965年开始更是直接派遣美国军队参战。问题在于，越战没有正义性，和二战的反法西斯完全不同，年轻人无法赞同政府的作为，他们对整个成年世界的失望至此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于是有了六十年代的青年革命。

青年革命是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所谓“反文化”是反既有文化、旧文化，其实也可以叫做“文化革命”，这里面包括了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其表现方式有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等等。不难看出，实际上，整个反文化运动就是旧文化中的弱势群体造反，挑战强势文化的运动；而他们选择的革命方式，也是反传统的，是个人化、审美化而非政治化的。其中很有象征性的一个镜头是学生把鲜花插在士兵的枪口，口号是“make love, not war”。学生的主要目的不是政治诉求，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夺取政权，相反，他们诉求的是个人良知和个人选择。这不是一场政治运动，这是一场文化运动。年轻人所根据的，很简单，是人类最基本的理性。而他们愤而造反，正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理性的“疯人院”，而他们拒绝成为“单向度的人”。

很可笑，不谙世事的青年一代，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是非观念没有被现实困难所混淆，他们不肯妥协，拒绝承认旧文化的权威。他们的激情给六十年代的美国增添了很多麻烦，许多人的年轻岁月似乎也因此浪费了，但无可否认，六十年代之后的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理性得到了重申，美国社会重新调整了政治和道德立场，当七十年代尘埃落定，美国社会又回归传统的时候，社会各弱势群体都开始有了发言的渠道，六十年代的许多革命诉求以立法方式得到了政治承认。

1958年第五共和开始的时候，法国有大学生十九万六千人，然而到了1968年已经增加至五十七万人。对现况的不满，加上革命精神的感召，一群学生乃借机于3月22日开始占领巴黎地区的大学。

和美国的理想主义不同，法国的“五月风暴”看上去虽然热闹，但仔细探究起来，革命性不足，相反，和旧文化是很容易妥协的。

霍尔顿有一句名言：“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圣人说：“三十而立。”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一个相应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要找到一个方式和现有文化妥协。霍尔顿不相信成年人，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已经腐败了，他们和旧文化妥协了，而他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是美国式青年革命的一种象征性姿态：我们不妥协。

和阴郁沉重的塞林格不同，1950年代法国的代表作家是清新明快的萨冈。和一脑门子官司的霍尔顿不同，塞西尔是轻浮、世故的。她大胆、有行动力，凭着年轻人的莽撞，蔑视成年世界的一切，她对中产阶级的那一套很不耐烦，毫不迟疑地准备对此迎头一击。她操控人心得心应手，利用男人的肉欲、女人的空虚，甚至文化中她最鄙夷的仪式性的社交礼仪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她成功了，毫无阻碍，事情完全按照她设想的方向发展，但在她成功的瞬间，她才发现了一个问题：她用以对抗成人文化的武器是活生生的人。虽然他们庸俗、软弱；他们所推崇的价值虚伪、无聊；他们所遵守的道德规范陈腐、可笑；但他们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如果把这层文化的皮从他们的身上硬扒下来，他们会痛，会受不了，甚至会随之死亡。当这场对抗的牺牲品狼狈不堪地在她面前崩溃的时候，她没办法感到胜利的喜悦，因为她在成功的同时也失败了。她败给了这个基本事实：成年人也是人。在她十八岁的夏天，她成功地打败了成年世界，但同时，她成年了。她不再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她已经知道了忧愁的滋味。萨冈无比优雅地用一句话预告了法国式青年革命的失败：你好，忧愁！

虽然只是一部稚嫩的通俗文学作品，却非常恰当地反射出法国年轻人的特质：他们早熟而圆融；世故而富于理性；哪怕在最激进的时候，他们也很难不把对手当人来看待。这一点就使得他们的行为显现出一种类似于成年的克制，“五月风暴”有着非暴力的底线，是因为当你不能把对手看作蚂蚁的时候，是很难真的去“革”他们的“命”的。

“五月风暴”的亲历者，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Olivier Rolin）2002年发表《纸老虎》，2012年小说的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罗兰坦承：“从我个人角度讲，在那个时候，我们自认为在干革命，很威武，但现实并不按照我们的理想去发展。‘纸老虎’有趣的地方在于，这只老虎虽然是纸的，但还是挺可爱的。那个时候，我如果是真老虎，去做了些真正暴力的事情的话，我现在不会宽恕自己，那是一只讨厌的老虎。”

西装革履的法国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

这和法国青年当时的文化处境是一致的。他们的父辈在二战中处于一种相对尴尬的境地，法国很早就沦陷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或勇气参加抵抗运动组织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必须面对是否与德国人合作，在多大程度上合作的问题。所以，在战后，人们对待战时被迫做出的种种选择，总的态度是宽容的。而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在物质丰裕方面也无法和美国青年相比，法国毕竟还是经历了战后重建的过程，其中尤其是重建自由的心态。他们和父辈的关系没有美国青年那么糟，但要更为复杂，这中间有着一大段的灰色地带，而不是美国青年所习惯和追求的黑白分明。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急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不想和父辈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旧文化扯上关系。要成长，就要先决裂，这是法国青年革命的动机。革命在六十年代的法国就像如今的时尚，年轻人多半只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宁愿和萨特一起错误，也不和阿隆一起正确。”阿隆是稳健的自由派，相对而言，激进的萨特显然更酷，更时尚，更“革命”。

如果说美国的青年是理想主义的，要全面地改造美国文化，与旧文化一刀两断，以理性为基础，以自由和正义为目标来重建文明；那法国青年则是放释青春荷尔蒙，为了成长而叛逆，为了成长而妥协。

如果一定要说两个国家的青年革命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动摇了文化、社会道统。动摇道统是一个客观描述，无关褒贬。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从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之风一起，绝对道统的消亡显然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六十年代以后，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和顺从不再是绝对和无条件的，正如社会中的任何一种道统一样——劳资、上下级、男女、老少。

巴黎学生

六十年代美国的道统冲击，首当其冲的是官僚体系，麦卡锡式的保守官僚，空言恫吓，以旧体制来阻挠真相，拉虎皮做大旗，种种官僚作风此后都让位给更透明的政治运作，包括选举过程和政府运作过程。民主概念经受了考验，民主的核心并未改变，而民主经验继续成长，民主向更草根、更低龄、更低阶层发展。在老少关系上，传统的家长权威受到挑战，反文化的立场是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老一辈必须通过说理来说服下一辈，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命令。道统不存，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再没有先验的、无可置疑的权威，权威必须经过验证，证明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才可以。要成为权威，必须得证明自己的价值。在男女关系上，女权是六十年代的主题之一，家庭价值重建，女性地位有了本质的改变，弱势权益得到更多保障，其中包括许多亚文化团体，如非洲裔、同性恋者、亚裔等，他们的文化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尊重。而所有这些，都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美国的嬉皮士。

总的说起来，成熟的文化产生了成熟的青年，如塞西尔们，他们虽然也叛逆，也追求革命的时尚和激情，但他们更有分寸，文化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更多的惯性，而他们也回馈给文化更多的人性。理想主义的文化产生了理想主义的青年，如霍尔顿们，他们虽然态度决绝、义无反顾，但他们也坚守理性的原则，文化在他们身上收获了多年教育的成果，而他们也回馈给文化新鲜的理念和价值。

青年是文化的晴雨表，对六十年代青年在各自文化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反思正在塑造新一代的年轻人。下一场文化革命也许就在下一个街角，我们的文化正在培养什么样的年轻人，他们又会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什么样的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