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韩雯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刘信】韩国教育部日前宣布计划取消高考中的“杀手试题”（超高难度考题），让该国的课外补习问题再次处于聚光灯下。韩国是世界上育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而课外补习被认为是形成这两大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韩国课外补习产业依然能够“一枝独秀”，不断创造业绩新高。韩国学生和家长虽然“苦补习久矣”，却只能硬着头皮在不同的补习班之间奔波。课外补习被韩国《中央日报》称为“亡国之症”，然而几十年来，韩国政府却对此束手无策。在这背后，既有教育制度的问题，更有经济结构的影响。

被“这座大山压得透不过气来”

韩语30万韩元（约合1662元人民币)、英语60万韩元、数学90万韩元、游泳40万韩元、钢琴40万韩元、跆拳道20万韩元——在刚刚过去的6月，家住韩国首尔麻浦区的李先生为一儿一女课外补习共花了280万韩元，而这是他们家月收入（500万韩元）的一半以上。“生活费中补习班的支出最大，我们没有比别人报班报得更多。”李先生说。

李先生家的情况是韩国大多数有孩子家庭的缩影。对绝大部分韩国学生来说，课外补习不是选择，而是必须。根据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的数据，2022年该国学生课外补习率高达78.3%，也就是说每10个人中就有8个人上课外补习班。韩国家庭去年在补习上的花费接近26万亿韩元，创下自2007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过度的课外补习负担让韩国的现在和未来窒息”，据韩国《中央日报》日前报道，课外补习不是高收入阶层的专利，低收入家庭正在用吃饭的钱给孩子补习，很多家庭初中以及高中子女课外补习费用相当于饮食费用和物业费用的总和，“韩国现在整体正被课外补习这座大山压得透不过气来”。更糟的是，和补习相关的商品以及服务价格还在不断上涨。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从小学到高中的补习相关收费比一年前上涨了3.2%，这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涨幅。尽管经济环境不好，但有子女的家庭花在课外补习上的钱并没有减少。今年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者表示目前正在减少各种家庭支出，但71.1%的人说子女课外补习费与之前持平，甚至还有4.4%的受访者表示增加了补习费。

课外补习的持续火爆还让该行业在韩国经济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逆势上扬。韩国《每日经济》称，新冠疫情导致韩国经济下滑，2020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更是出现负增长，创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但疫情期间，一些大型补习机构营业利润却大幅增长。hiconsy公司在大峙洞运营的时代人才学院被视为补习界的“黑马”，该机构2022年的营业额为2747.8亿韩元，比前一年增加了45%；营业利润达269.9亿韩元，一年内增加了73.6%。一些明星补习讲师的年薪甚至高达数百亿韩元，被称为“行走的中小企业”。

教育“军备竞赛”导致生育率下滑、老年人贫困率上升

教育使韩国成为世界上养育孩子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德国之声”称，有研究显示，韩国是世界上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成本最高的国家，其成本是人均GDP的7.79倍，这大概是3.65亿韩元，而养孩子最“烧钱”的就是课外补习。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格什尼就韩国的高考竞争和“补习热”评论称，这让人想起了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

“真想生活在没有补习班的世界。”2019年在首尔西大门，当时正上初一的崔正允（化名）对韩国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课外补习不仅让家长承受高压，也让孩子不堪重负。崔正允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上补习班，平时上完补习班就晚上10时了，周末也要去补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如果补习班能在周日集体关门，那我也就能一周休息一天了吧”。

对韩国学生来说，学习到晚上10时是家常便饭。韩国《韩民族日报》曾描绘了一些小学生下午放学后的生活：下午6时左右，一群从补习班走出的小学生没有回家吃饭，而是走向附近的餐厅，那里有妈妈们算着下课时间给他们点好的紫菜包饭或汤泡饭等晚餐。这些孩子只用15分钟就把晚饭一扫而光，接着去下一个补习班。

繁重的课外补习导致很多韩国学生睡眠不足。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青少年平均睡眠时间只有7小时18分钟，比其他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8小时22分钟）少了一个多小时。紧张的补习节奏使孩子的精神健康亮起“红灯”。首尔江南区保健所2019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初高中学生中，有43.1%受到压力困扰，4.7%的人甚至表示曾因为极度的压力和忧郁进行过自残，而选择压力来自学业的受访者占比为59%。一名曾为青少年提供过大量咨询的心理咨询师表示，重压之下的孩子充满攻击性，这种攻击性通过在学校孤立和欺凌同学进行释放，而且越来越严重。

课外补习泛滥还被认为是导致韩国出生率不断下滑的原因之一。202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78，是全球最低值。韩国高丽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该国的总和生育率将在几年内降至0.61，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支出以及压力过大。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论坛网站上发文称，所有韩国成年人都充分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教育地狱”，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普遍悲观；韩国人认为，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位，是通往成功的关键途径，但他们也意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量资金。

课外补习还被认为是韩国老年人贫困率上升的原因之一。韩国家长在四五十岁壮年时期所获得的收入被大量投入到子女的课外补习上，导致这些人无法提前准备养老计划。以2020年为例，韩国的老年人贫困率（40.4%）位居OECD成员国首位。成均馆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梁正浩（音）表示，高考制度经常发生变化，各大学的招生方式也不同，因此家长只能依靠课外补习，如果不修改目前这种家庭收入被课外补习吸干的制度，空谈养老政策是无济于事的。

历史和现实因素叠加，导致补习靡然成风

韩国课外补习之风盛行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在升学考试中占据优势或者不被别人落下。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此前以教师、学生和家长为对象的一项调查显示，40.3%的受访者表示课外补习的原因是为升学做准备。韩国考试竞争激烈，特别是高考中还有“杀手试题”，而仅靠公立教育难以取得好成绩。《纽约时报》列举了韩国高考中的一些“杀手试题”，包括解释有关股权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的问题，以及对瑞士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进行三维假设分析。这些问题都属于“超纲试题”，仅靠学习课本知识难以做出正确回答。

在上述调查中，学生课外补习理由排名第二的是“不安心理”。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旗下的韩国政府政策新闻门户网站曾发文称，学生和家长其实都是课外补习的受害者，他们都会诉苦说不喜欢补习班，但别人都上，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就不得不上，“对于个人来说，课外补习可能是一项合理选择，但在整个社会以及国家层面上，所有人都上补习班就成了不合理的‘集体巫术’”。在首尔市有稳定工作的金美兰有两个六年级的儿子，每个月孩子的补习费用超过200万韩元。很多时候，孩子上完各种补习班和课外兴趣班后回家已经晚上9时了。“孩子才六年级，补习强度这么大当然很辛苦，但是班里的同学都是这么补习的，孩子倒是没什么意见。即使有意见，也得坚持，很难选择不去补习班。”金美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笪志刚认为，韩国人口密度较大，资源相对匮乏，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阶层跃升困难。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韩国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只能寄希望于通过考试来改变自身命运。在历史上，东亚国家也有通过教育来实现个人目标的传统。这些历史和现实因素叠加，导致韩国补习靡然成风。

经济下行以及学历至上主义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的“课外补习热”。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改变了韩国的企业和社会生态，让韩国的国内外形势更加严峻，进一步提高了就业门槛，人才竞争更加激烈，而民众内心焦虑、不安心理倍增，这也就意味着内卷的程度更高了。为了在这种环境中脱颖而出，大家就会更依赖通过补习来上名牌学校。此外，根据韩国政府政策新闻门户网站的文章，在“首尔大学毕业生即使开小吃店也能成功”的学历神话中，考入名牌大学人气学科被认为是利润最高的投资。

还有分析人士表示，韩国课外补习之风盛行和该国的经济模式关系密切。韩国经济由财阀主导， 财阀企业虽然能为员工提供高薪待遇，却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据韩国《韩民族日报》2020年报道，韩国64家财阀企业此前一年公布的收入占该国GDP的84%，但这些企业只创造了全部就业岗位的10%左右。笪志刚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补习成风和韩国财阀经济存在一定联系。课外补习在韩国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背后直接或者间接都有财阀的影子。财阀本身就是不少韩国名校的资助方或者股东。另外，韩国财阀采用精英架构的用人机制，倾向于名校出身的学生，“可以说韩国财阀是补习文化的受益者、推动者和鼓吹者”。

多位总统向其“宣战”，但治标不治本

畸形发展的课外补习已经给韩国带来严重影响，甚至被该国《中央日报》称为“亡国之症”。不过，它也曾帮助韩国迅速崛起。“德国之声”称，韩国的私立补习学校被称为“hagwon”（学院），该国首个现代学院由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阿彭策勒于1885年创立。虽然他以开学校为幌子传教，但韩国人很快就开始用这名传教士创立的机构来学习英语。据《福布斯》杂志报道，在韩国建国之初，很多国民受教育水平较低，而在课外补习制度的助攻下，韩国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位列前茅。教育水平的提升也帮助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成为一个缺少资源的国家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的重要动力。

在意识到课外补习的危害后，韩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对其进行监管，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韩国政府从1968年开始进行教育改革，“要把儿童从入学考试的‘地狱’中拯救出来”。之后，韩国所有地区废除初中入学考试。20世纪70年代，为控制入学考试过热现象，韩国开始推行倡导教育均衡化的“平准化”政策。然而正是由于实施“平准化”教育，学校课程以中等学生为标准，课外补习就在以上名牌大学为目标的学生中流行起来。

“德国之声”、《韩国时报》等媒体称，上世纪80年代，韩国时任总统全斗焕向课外补习班“宣战”，禁止所有课外补习。当时这项禁令受到韩国大部分民众的欢迎，不过仅仅持续了大约10年，之后韩国政府允许大学生担任私人教师并向一些教育机构颁发了执照。李明博政府宣布在所有补习班实行宵禁。为了帮助执行这些规定，韩国教育部成立了一个监督中心，向举报者提供现金奖励。此外，李明博政府还按照美国式的流程对一些大学招生人员进行培训，计划在大学招生时全面考虑创造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等因素。文在寅政府也对课外补习进行打击，规定每个孩子每月收费超过700欧元的补习班将被关闭。

不过，这些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遭遇巨大阻力，而且也没能阻挡韩国补习业的“欣欣向荣”。本世纪初，韩国宪法法院裁定禁止私人辅导侵犯国民教育子女的权利，取消了对课外补习的限制。据韩媒报道，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日前希望通过删除高考中的“杀手试题”来降低学生对课外补习的依赖。不过美国《时代》周刊直言，这种措施只是“创可贴”，治标不治本，根源就在于导致韩国课外补习之风盛行的深层次经济原因并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