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法治周末记者刘惠生访谈中国期刊史研究专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博士生导师姚远教授。

刘惠生：我国学术期刊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挂靠在院校之下，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情况？

姚远：我国学术期刊的诞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很相似，那就是学术期刊从它诞生开始就与大学、科研院所共生共存。中国学术类期刊、包括中文期刊的鼻祖——《吴医汇讲》（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或者传教士所办的西式中文期刊鼻祖——《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均起源于教育实践，要么是源于书院，要么源于中大专学校、大学，后来才衍生出大学学术期刊和其他行业各种类型的期刊，在晚清与民国初期，尚无中央研究院或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时，一切学术研究活动均归学部（类同教育部）。由于它与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密不可分，故形成了 今天这种挂靠在院校之下，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情况。

长久以来，大学学术期刊在高等教育中、在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创新、累积、继承作用方面、在高校知识创新的传播交流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彰显了其强大的育人功能、学科培育功能和窗口效应。纯粹意义上的大学就是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是生产知识和思想的场所，而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必须写成文字经由媒介发表才会作用于社会和传之后世，这就是大学学术期刊之所以产生和之所以存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学术期刊就是大学师生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是知识和思想生产链条最重要的终端。目前，大学学报这种特种类型的期刊已经融入或固化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的有机部分，成为一种特有模式，与校报（新闻报纸）、出版社等构成一个一报、一刊、一社整体，融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清光绪十五年（1889），圣约翰大学（1905）的前身圣约翰书院在上海首创我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约翰声》双月刊；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浙江瑞安利济学堂（中国最早的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了我国高校第一份侧重中医、兼顾农学的科技期刊——《利济学堂报》。到2008年，我国1 917所高等学校共主办有期刊2 712种，其中科技期刊1 494种，哲学社会科学期刊1 218种。科研院所系统、高等学校系统和科协系统已成为中国科技期刊的三大主办者。

刘：当前学术期刊很多靠版面费来维持运营的情况开始出现于于何时，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姚：这种情况源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直到现在，国外科技学术期刊对特约稿件以外、达到发表水准的自然投稿收取版面费的几乎在半数以上。在我国则滥觞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版面费＋拨款，逐渐成为维系学术期刊生存的一种重要办刊模式，尤其是985，211工程一类的大学学术期刊，版面费已经占到总收入和总支出的70%至80%。但是，由于国家从未在法规制度上给予版面费收取以合法地位，或规范收取行为，造成了实际上的泛滥和收取标准的极大差异。

刘：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这些年大体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姚：我国学术期刊大致上走过了一条这样的发展路径：在传统的丛书出版、报纸启迪下的学术期刊开始萌芽（以1792年的《吴医汇讲》为代表）——传教士越俎代庖（以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中士与传教士合作办刊（以1876年的《格致汇编》为代表）——中士独立办刊（以1900年的《亚泉杂志》为代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学术社团等社会组织大规模办刊。由此可见，我国期刊发展从未形成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独立经营体制，即使有附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社办期刊，亦非一级法人，因此今日的期刊改企换制，必须考虑到这种历史原因。在考虑期刊改制时，必须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学术社团的改革，也就是国家科学技术体制、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建立联动机制，否则就会成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