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最近梳理了一下清代咸丰以前，历任督抚的概况，得出了一个基本靠谱的数据：全国八个总督，十五个巡抚，平均下来汉人占比不到七分之一。这就是说，咸丰以前在任的23个督抚中，汉人不到4人。

或许有读者对御史这个结论持有异议，但这就是事实。从总数来看，汉人还是出了不少督抚的，这个数字有二百多人，但不要忘了，有清一代督抚的数量多达一千五百多人，绝大多数的督抚多为旗人。

与督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臣中大学士、尚书的数量与旗人相差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清代中央各衙门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若非如此，也必将与督抚的情况一致。至于汉人督抚数量少的原因，御史不必多数，想必各位读者都清楚。

杨遇春祖藉那里人（杨遇春子杨国栋）

汉人出任督抚的数量少此为其一，御史从数据统计中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汉人凡是出任督抚的都有三个硬性标准，只有具备其中之一才有可能位列封疆。

所谓的汉人是指没有旗籍的，汉军旗人不在其列。清代汉人的名门望族主要是指科举世家以及数代为官者。这样的家族很多，著名的有山东诸城刘氏、安徽桐城张氏、山东滨州的杜氏、浙江海宁的陈氏、江苏金坛的于氏、福建侯官的林氏等等。大致数下来，有二三十家之多。

这些家族都是在清初或是康熙中期以后发家的，其家族在当地十分显赫。由于世代深受皇恩都有科举功名，所以皇帝对这些名门望族很看重，也往往更信任。用现在的话说，这些家族的子弟政治立场可靠。

正是由于他们坚决维护皇权统治，也认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所以历代皇帝都很信任他们，委以重任。因此这些名门望族中出了不少的封疆大吏。

官二代或是三代，其原理与名门望族类似，而且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比如刘墉就曾外放知府，做到了湖南巡抚、直隶总督。如果不是乾隆信任刘统勋，刘墉的仕途恐怕也不会如此顺利。

再如乾隆朝的大贪官陈辉祖，如果他的父亲不是乾隆朝名臣陈大受，那么连进士都不是的陈辉祖，说什么也不会官至闽浙总督。

汉人督抚中，翰林出身者是最多的。翰林相比进士有一个先天的优势，他们散馆后多在京城任职，而且升迁的路线与进士有着显著的区别。

按惯例，进士出身的也有留在京城任职的，但一般都在六部。翰林则不同，多是从学官做起，一般从翰林院检讨、编修起步，进而升任侍读、侍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乃至入阁拜相。

别看翰林都在清水部门任职，但他们却能经常接触皇帝，这也意味着皇帝更了解他们，晋升机会也更多。

通常情况下，翰林出身者如果具备理政能力，就会委以外差。或外放学政或以京察一等简放道府。从清代的翰林情况来看，他们在京城任职数年后，都会被委以重任，到地方任职都是从知府起步。

清代地方官的晋升条件十分严格，进士出身的知县，如果按部就班一级一级往上爬，是很难升到知府的。而翰林起点高，从知府升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甚至是巡抚、总督较为常见。

反过来看，清代以知县为起点，一级不落做到督抚的例子十分少见，一只手恐怕就能数过来，比较典型的就是康熙朝的于成龙，以及乾隆朝的李世杰。

进士出身在京城任职后来当上督抚的也有不少，但总体数量远远不及翰林出身者。

清代以武功立国，对军功十分重视，规定爵位、世职非军功不授。汉人中有不少都因军功封爵从而走上封疆之列的，不过康熙中期以前，全国的督抚主要是由汉军旗人担任的，别说是汉人就是满洲、蒙古旗人也不多见。

这是因为，清初时期满洲、蒙古旗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甚至很多人连大字都不识一个。而汉军旗人相对素质较高，且又有旗籍，因此皇帝多委以封疆重任。

满洲、蒙古旗人出任督抚在雍正以后较为常见，尤其是乾隆时期，全国督抚中几乎清一色是旗人，至于汉人能够做到布政使、按察使已经是烧高香了。

立有重大军功的汉人，是有机会担任督抚的。比如雍正朝的岳钟琪，封公爵授川陕总督；乾隆朝的孙士毅，也担任过广西巡抚、两广总督；道光朝的杨遇春，担任过陕甘总督。

政绩十分突出者主要是指地方文官，如果是京城各衙门，则不会说政绩突出，用官方的话说是“赞襄有功”。

地方官政绩十分突出者升任督抚的并不多，前面提到的于成龙、李世杰就是典型。他们从知县做起，不是屡获卓异，就是受到上司的赏识保举，一步步升到巡抚、总督。

这样的汉人清官能吏，皇帝是要将其立为榜样的。但对于督抚这样的要职，皇帝也往往不轻易授予，更多的则是调到京城任职。因为在皇帝看来，汉人终究是外人，如果不是十分了解，绝不会将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轻易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