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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羡林国学思想的主要成就

季羡林的国学思想内涵丰富，既包括“大国学”观和文化自信，又包括“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等思想。

1.1. 大国学观 [1]

第一，季羡林认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不是狭义的国学。认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应包括在“国学”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统一的中国文化共同体。第二，认为文化交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输出的，二是舶来的，即“开门”与“开窗”。第三，认为现在的国学研究较为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被挖掘出来。认为儒家、道家是传统文化，佛家也是，在唐代儒释道三教都是统一的。第四，认为振兴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或翻版，而应还原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学术。第五，主张发展国学要实现“三个贯通”，即古今贯通、中外贯通、文理贯通。季先生认为，国学是发展着的概念，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学发展不是要人们去默守祖先留下的固有观念和思想，而是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古今贯通、中外贯通和文理贯通。

1.2. 文化自信

季羡林认为，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故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自信。季羡林为此提出了“河东河西论” [2] ，并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四大体系：一是中国文化体系(其中包含日本文化，后者有了某些改造与发展)；二是印度文化体系；三是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亚述以至阿拉伯伊斯兰闪族文化体系；四是古希腊、罗马以至近现代欧美的印度欧罗巴文化体系。其中前三种文化体系是东方文化体系，后一种是西方文化体系。季先生认为，西方文化受东方文化影响殊深，甚或欧洲文明来自东方。

1.3.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思想

季羡林认为，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他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3] 。季先生坚持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异的，而且，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季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而东方文化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思维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思想在哲学上的凝练表述。

1.4. 季羡林晚年关注的其它问题

季羡林晚年提倡和谐，强调和谐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最好礼物；认为“学习国学要从娃娃抓起”，主张“背书有用”；主张“《儒藏》非作不行”，认为《四库全书》代替不了《儒藏》；强调“人生四要”，即“爱国、孝亲、尊师、重友” [4] 。

2. 季羡林国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2.1. 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向深入

国学是关于传统文化的学问。季先生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很难想象，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的文化五色杂陈，头绪万端。我们要像韩愈说的那样：“沉浸醲郁，含英咀华”，经过这样细细品味、认真分析的工作，把其中的精华寻找出来，然后结合具体情况，从而发扬光大。新时代学习和弘扬季羡林国学思想，人们就会深切感到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和亮点。我们学习季羡林国学思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继承和发扬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全貌的传统文化。可见，振兴和致力于推广季羡林国学思想，这将大大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度和广度，推进其在认识和实践中不断走向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不断丰富。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

2.2. 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季羡林先生博大精深的国学思想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一座宝库。季羡林关于中外传统文化、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季羡林学派”，如何归纳、研究并使之发扬光大是今后学术界的新课题。季先生对东西方文化比较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主张“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的观点，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在比较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东方的“天人合一”等思想和观点，对东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显然，新时代学习和弘扬季羡林国学思想，必将大大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成文化强国，迫切需要精准把握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季羡林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经济模式和政治结构等客观条件的作用下，经过长时间的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复杂的文化体系，其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沉淀着厚重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优秀精神基因，既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强大的现实指导力，又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

2.3. 助推“双创”方针的贯彻与落实

“双创”方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准则和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7] 。

季羡林先生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季先生做人心怀天下，“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他是一个学富五车、汇通中西的文化学者，在佛学研究、梵语研究、东方学研究乃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都有很高的建树。他反复强调民间文化固然重要，但更要重视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固然重要，但更要重视思想文化。新时代学习和弘扬季羡林国学思想，一方面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就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其中与现代价值理念相融、相通、相契合的内容进行消化吸收，并创造性地予以现代化转化，赋予其时代新内涵；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开放的文化系统，必须以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既放眼世界，又展望未来，对其思想内涵不断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实现创新性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挖掘季羡林国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所在，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对其思想内涵不断进行补充、拓展和完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4. 助推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

季羡林对“河东河西论”的探讨，进一步发展为对“天人合一”东方生态文明的探讨。季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季羡林坚持认为，西方文化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而东方文化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季羡林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人类必须从与自然对抗–征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表达了人与自然重新摆正位置的合理价值诉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新贡献。

2.5. 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智慧的结晶，引领着历史前进方向和时代发展潮流，昭示着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有坚持推动文明相通、文化相融，拉紧各国人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精神纽带，才能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季羡林先生主张“大国学”观，主张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应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他认为，今天振兴的“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或翻版，而是还原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真正继承和发扬由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学术文化。

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深厚传统。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以我为主，但绝不是搞自我封闭，更不是搞唯我独尊。而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更好地促进中华文化和各国文化相互取长补短、实现共同进步，为建设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世界提供持久而深厚的精神动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特别是随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蔓延，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加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积极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坚定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求同”是客观现实的要求，“存异”最重要的是包容，让不同的文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都得到繁荣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顺应世界发展的要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3. 推进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不断强化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

3.1.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凸显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不仅是学校发展综合实力的体现，更是高校有序发展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形象、注重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季羡林国学院，作为学界泰斗和国学大师的馆藏遗物，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近年来已基本完成了文物的整理、展示、保存和保护，今后应进一步加大研究和出版工作，将学习和弘扬季羡林国学思想贯穿于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环节中，使季羡林国学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世代传承，发扬光大。新时代学校不断推进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应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国学院为第二课堂，强化校园文化建设；以季羡林国学院为平台，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以服装秀表演和服装艺术数字馆建设为重要抓手，开展好相关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强化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注重在创新创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创新意识，采取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多渠道、多手段方式，进一步凝练好特色校园文化建设。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特色鲜明、文化载体厚重。要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文化育人工作，以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为契机，实现学校校园、课堂一体化的文化浸润教育，让大学生在良好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激励中健康成长，在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下健康成长。学校应积极拓展以国学为底蕴、以特色文化建设为抓手的文化育人新模式。

3.2. 强化主题教育，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大学生心灵，拓展人才培养新路径

季羡林国学院要强化季羡林国学思想主题教育活动，强化教育学生锲而不舍、玉汝于成的校训精神教育，教育学生爱国孝亲、励志践行。在每年的新生入学教育中，参观季羡林国学院是一门庄严而神圣的必修课。通过参观让大学生亲身感受季羡林国学思想的精粹。定期开展“爱国孝亲”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聆听名家讲座，用国学精粹和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大学生心灵。在进行季羡林国学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学校也可以发挥专业特色优势，每年举办主题服装秀，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提升专业能力，提高审美水平和自信心。学校也可以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园，为他们建立工作室，请他们亲自为学生授课，将理论教学与现场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3.3. 注重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和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深度融合

学校学工部门不断推进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要以季羡林国学院建设为平台，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为基本途经，实现两者精准深度融合。在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教学中，要通过挖掘季羡林国学思想中的精髓，让大学生更加精准地把握季羡林国学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方面，持续强化季羡林国学思想在思政育人和传统文化传播方面的功能。通过季羡林国学思想和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深度融合，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4. 强化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思政课“培根铸魂”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关键课程”。近年来，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取得很大成效，但仍存在着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如思政课课堂教学学生抬头率不高，教师教学内容和方法“配方”比较陈旧，“工艺”比较粗糙，“包装”不那么时尚。对此，广大思政课教师在理论教学中，可以通过深度挖掘季羡林国学思想所体现“爱国、孝亲、尊师、重友”的经典案例，将其有机融合到课堂教学中去。同时，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通过让学生参观季羡林国学院、参与季羡林国学思想主题教育活动，使思政课教育教学的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实现思政课教学和学生思想情感教育的有效衔接，更新教学“配方”，提升思政教学的亲和力，从而进一步增强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文章引用

颜毓洁,韩雨颖. 季羡林国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当代价值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Xianlin Ji’s Chinese Thoughts[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0): 5702-5707.

参考文献

1. 蔡德贵. 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观[J]. 探索与争鸣, 2008(6): 62-65.

2. 王岳川. 文化自信: 季羡林论东西方文化互动[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8(2): 42-51.

3. 季羡林. “天人合一”新解[J].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3(1): 9-16.

4. 蔡德贵. 季羡林先生和大国学观[J]. 社会科学战线, 2010(6):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