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于丹自从在央视“百家讲坛”走了一遭之后，头顶上则不时被加上许多桂冠，即如《广州日报》在此次的相关报道中，就又为其奉上了一个“国学大师”的名头，闻之甚感震惊。

那么，于丹到底是不是“国学大师”呢？对此暂且按下不表，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著名学者季羡林是如何对待“国学大师”的名号的。据季老的学生、《此情尤思——季羡林回忆文集》一书的主编梁志刚披露：在文集前言的初稿中，说到季老时，他们用了“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字眼，但季老看了却不高兴，他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见其坚辞不受。他们只好尊重先生的意见，在正式出版前把“国学大师”等名号删去。

众说周知，季羡林确实是中国硕果仅存的国宝级人物，否则，一国之总理也不可能总去看他。他不仅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而且精通12国语言。如此一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都不敢领受“国学大师”的名号，谁还有资格欣然戴上这顶桂冠呢？

季老之拒绝“国学大师”名号，并非不够资格，而是表现了他的伟大的谦虚，但我们也不能因此今后再以“国学大师”之名称呼他人，关键在于是不是名副其实。为此，就有必要弄明白什么是“国学大师”，按照《辞海》的解释：“国学”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大师”指享有盛誉的学者或艺术家。如此看来，“国学大师”确实是轻易称呼不得的。

因为国学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卷帙浩繁，其历代之研究成果，学者继承尚且不易，就更不要谈发现和创新了。前些年，笔者读了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要论》，方知国学的主要内容为：文字学、文学、史学和哲学，古来所谓的“十三经”也被其分配到这四个方面里。仅看其开列出的文字学方面的一小部分著作，如，《尔雅正义》《说文解字注》《通雅》《经籍纂诂》等，就令人望而却步了，更何况这仅是沧海之一粟呢？可见在国学研究上不但成为一个学者难，要成为一个“享有盛誉的学者”就更难乎其难了。因为这个“盛誉”不是指在饭后茶余、闲来无事坐在电视机前休闲的观众中获得的声誉，而是在学者、专家云集的学术界中凭自己的丰硕的研究成果、独特的见解、前所未有的发现，而获得的公认和赞许，是内行给予的首肯，而不是外行给予的掌声。所以，衡量一个学者够不够“国学大师”一要看其在国学上的研究成果，二要看学术界对其是否认可。如果仅凭电视上的“脸熟度”和一两本宣传国学的普及读物，就被称为“国学大师”的话，那不仅玷污了“国学大师”的称号，而且也暴露了我们现时国民的浮浅。

笔者曾携一位从来未去现场看过足球比赛的同寅去观赛，当其看到守门员飞身跃起将球揽入怀中时，立时激动地大呼：“好！世界水平！”，弄得身边的球迷一脸迷惑。实际上这就是一次极普通的扑救，但是因为我那位同寅的无知，所以，就升级到“世界水平”了。我们现在之所以把一些一般的国学研究者称之为“国学大师”，和我那位看球的同寅也差不多，无知和浮浅造就了许多“大师”，这实在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悲哀

如果我们在阅读当今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一些人的著作时，能再翻翻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以及《道家、迷宗与东方神秘学》等其他论著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新科“国学大师”与真正的“国学大师”距离有多大！

走笔至此，于丹到底是不是“国学大师”已经不说自明了。笔者至今也未听于丹本人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我想其对于广州媒体奉送的这个名号，也未必接受，因为作为一个学者，其本人恐怕最清楚自己的诸多名头，哪些名副其实，哪些是浪得虚名。顺此也请媒体就不要再“推波助澜”了，因为现时的虚夸和浮躁已经够人受的了，你还凑什么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