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898年的浙江留日学生

一、中国派生留日政策的确立

甲午战争后，日、俄、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你争我夺地瓜分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运动迅速高涨。与此同时，随着教育改革呼声的渐起，各种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派生留学日本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1898年3月，洋务派官僚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力陈通过开设新式学堂和派生留日以普及近代教育的必要。维新派人士更是不失时机，认为“昔日本变法之始，派游学生于欧美，至于万数千人，归而执一国之政，为百业之师，其成效也。”[49]乞光绪帝下诏派生留学。由此可见，洋务派与维新派尽管在变法问题上存在针锋相对的矛盾，但在派生留日问题上却不约而同。

直接促成清政府确立派生留日政策的是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1898年5月，矢野氏在事先未征求外务大臣同意的情况下，函告总理衙门，称：“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籍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学习，本国自应支付其经费。”尔后又面陈：“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50]

矢野文雄的上述举动自有其不寻常的目的。他在事后呈送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称：“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势力之良策。……由于此辈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骎骎于东亚大陆。”[51]显而易见，其“倍敦友谊”的背后隐藏着对中国实施侵略的野心。

然而，在维新运动不断高涨，派生留日已成为人们共同呼声的当时，日本方面的“友好表示”对开始注意到培养近代专门人才之必要性的中国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首先对此表示赞成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1898年6月1日，杨上奏《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道：“臣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顷闻日人愿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国家虽不计此区区经费，亦何必拒之，重增嫌怨。”[52]1898年6月21日，总理衙门共同商酌后，奏陈《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道：“……拟即妥定章程，将臣衙门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53]

光绪帝阅后于1898年8月2日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54]至此，选派生徒留日遂成一项国家重大决策。

二、1898年浙江省派遣的留日学生

中国正式确定派生留日政策在1898年8月，而浙江却在同年四月就已派遣学生赴日，为同年全国派生留日之先。

浙江选派官费留日学生的设想远在上述决策确立之前，这可从当时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得知。西德二郎在阅悉矢野文雄以书面向清政府提出日本愿接受清国留学生并支付一切经费一事后，觉得此事“颇出本大臣意料”，并认为实际能否达到矢野氏所期之目的甚难预料。而且，“察迩来清国顾及自身利害，各地颇有自行向我帝国派遗留学生之举，如浙江巡抚要求派遣来日研习陆军兵学留学生四名，文学研究留学生四名，复有湖广总督提出在近期派出多数留学生之打算。”[55]西德外务大臣有关浙江巡抚希望派生留日的这一信息，来自当时日本驻杭州领事馆的汇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尚保存着当时的这些机密信件。

浙江巡抚要求选派的这8名留学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从求是书院选派的何燏时、陈榥、陆世芬、钱承志等四名文科生和从浙江武备学堂选派的萧星垣、徐方谦、段兰芳、谭兴沛等四名湘鄂籍学生。

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是一所讲求实学，“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的新式学堂。[56]其所以沿用“书院”之名是“虑杭绅或又中阻”，[57]足见其用心之良苦。为创办求是书院，陈仲恕、汪康年早在1895年就曾各方奔走，但由于官绅梗阻，而久久未能实现。直至1897年林启任杭州知府，顶住多方压力，并获得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才得以创办。林启亲任总办，陆懋勋任监院，陈仲恕任文牍斋务。

求是书院首次选派学生赴日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当时，陆懋勋应礼部试，陈仲恕代监院，“林公嘱选学生留学日本，当即商定陈乐书、何燮侯、钱念慈、陆仲芳四人，为各省派往留日之首倡。”[58]

这四名学生赴日后，暂寓东京目挽町二丁目厚生馆，日本外务省则派外务省候补译官酒匂祐三进行教学，每日二小时，专教东文。[59]后迁往东京本乡区驹込西片町19号一幢租用的民房，[60]在中岛裁之的监督下，除继续学习东文外，开始学习算学、地理等普通学。初时，这一教室兼宿舍的房门上曾悬一牌曰“中华学馆”，[61]据笔者分析，这“中华学馆”就是后来“日华学堂”的前身。日华学堂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六月开办，专为从速教成清国学生，俾之学习言语及普通各科，以为异日精研高等专门各科之地步。初由浙江省求是书院派来文学生四名。”[62]其校址初设东京本乡西片町。[63]日华学堂与“中华学馆”不仅创办时间大致相同，而且首批学生完全吻合，地址也完全一样，可见“日华学堂”之名称基本上可以断定是由“中华学馆”演变而来。十月至十一月间，学校迁至东京小石川区指个谷町140号，[64]次年再迁至本乡区东片町145号。[65]

何燏时等求是书院所派四生于1899年9月，在在日华商兼留日学生监督孙淦的联系下，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后钱承志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陈榥、何燏时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陆世芬入高等商业学校。

与上述求是书院四生同时赴日的尚有从浙江武备学堂选派的肖星垣、徐方谦、段兰芳、谭兴沛4人。目前对此四生的派遣时间和派遣者尚诸说不一，试举较有代表性的二例：

1898年，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安正等军人，对中国当局力说留学日本的必要、先由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谭兴沛、徐方谦、段兰芳、萧星垣四名秀才到日本。[66]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学习武备，始于1898年。先有浙江巡抚派遣吴锡永、陈其采、舒厚德、许葆英等四名，继有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之谭兴沛、徐方谦、段兰芳、萧星垣。[67]

上述两例，前者认为谭兴沛等四生并非浙江派遣，而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派。后者对谭兴沛等四人的派遣与前者持相同观点，但同时又提出浙江派遣的吴锡永等四生是中国最早留日习武备的学生。

为理清谭兴沛等四生的派遣者和究竟谁是中国最早留日习武备的学生，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现例举一部分。

1910年前后作成的《浙江武备学堂同学录》（手稿本）所载“先入本校继由练兵处派往日本留学陆军者”一栏有：[68]

姓名 次章 年龄 籍贯 差委 住所

萧星垣 紫亭 40 湖南善化 ／ 现住北京

段兰芳 玉田 41 湖南茶陵 未知下落 ／

1898年8月22日，日本开发社派《教育时论》社副社长辻武雄来华视察教育，先后考察了天津、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教育情况，历时近6个月。在杭州，主要参观了当时较为著名的新式学堂求是书院、武备学堂和蚕学馆。其对武备学堂有如下记载：

武备学堂系去年春创设，乃专门培训陆军士官之处。……此堂学生四名于去年留学本邦，现就学于成城学校。[69]

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就成城学校留学生部的起源有如下记载：

成城学校留学生部创设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校长为当时的参谋总长川上操六。……第一批学生系从浙江省派遣的四名，据云居中斡旋者是当时（驻杭州领事馆）领事速水一孔。这四生分别是谭兴沛、徐方谦、段兰芳、萧星垣。[70]

《浙江潮》第7期《敬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一文载：

戊戌四月，遂有求是书院学生钱承志、陈榥、何燏时、陆世芬四君，偕武备学堂学生肖星垣、徐方谦、段兰芳三君（疑漏一人，笔者）东渡，肖、徐、段三君，湘鄂人，于壬寅三月毕业，今充浙江营官。[71]

1899年，日本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来华，力劝清国派生留日。1899年4月9日，福岛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南京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会谈。《对支回顾录》下卷记录了其会谈内容，其中有福岛氏如下谈话：

贵国派学生来敝国学习陆军以浙江抚台所派之四名为最先。此四名学生尽管东渡之初无东文基础，东文及普通科均从初步学起，但据余此回起程前往成城学校所观，四人已能阅东文，且地理、历史、理化、算术等均已通概要。他们就学日本，从去年七月算起仅不过九个月，其进步实在令人惊叹。[72]

《教育时论》杂志以“清国武备学生入成城学校”为题载：

上月下旬，位于牛込原町的成城学校受参谋本部之托，接受了清国武备学生入学，清国留学生来本邦留学乃史无先例，故该校在待遇等方面都十分注意。[73]

综合上述所列资料，可以得出萧星垣等四名湘鄂籍学生是在先入浙江武备学堂后，与习文科的求是书院四生一起由浙江巡抚派往日本的。抵日后，于6月下旬入成城学校，至1898年4月仅过9个月就已能阅东文且初通普遍学之概要，他们是中国近代最早赴日习武备的留学生。

1898年浙江省所派留日学生除上述8名外，尚有十月派出的嘉兴籍吴振麟。[74]吴系自备资斧，并经林迪臣太守考试后由浙江巡抚廖寿丰咨派出国，属私费官派性质。[75]1900年后被转为官费生。

吴振麟赴日后先入日华学堂肄习东文和普通学，渐次与先入学的求是书院四生加先由蚕学馆选派学蚕后改学文科的汪有龄等5人合为一班，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同入第一高等学校。[76]吴入第一高等学校后的情况，当时任留日学生监督的孙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二十一日致汪康年的信件中有如下记载：

去年秋间，同进第一高等学校，当是时诸生在日华学堂颇有不满之意，并谓考求语言，非与东人同居，终不得俚谚委曲之详。视察东土事实，窥测东士性情，非与东士同居，亦不得隐微秘密之真。当时诸生联名驰书外部，弟亦为之进言，请移文文部省，俾诸生进学校寄宿舍。惟进宿舍不如进学校之便，文部饬学校职员生徒会议可否，后经许可，同进寮者共有四人，浙江何、吴二生，外有南洋公学二生。惟寄宿舍中诸事皆自操箕帚，饮食简苦，不待而言，未几何时，诸生遂不回。念当时进舍时之颇费唇舌，并忘却致外部一书措词如何坚定，相率退归日华学堂，惟该生一人尚溷迹九百倭士之中，此亦见其节操一斑。校中冬季、春季两试，皆能争人所先，观其向学情殷，此际正所谓炉火纯青之候，兴高采烈之时，倏忽以资斧不继，半途而弃，无论当局者黯然以伤，索然无味，即在旁观者，孰不惋惜深之。以学问论，无论其早岁蜚声庠序，游学于楚、于苏、于沪，即在此间与东土士大夫诗文往还，亦颇负其名。至于外洋语言、文字之学，亦尝争胜于各省游学秀髦济济之中。以年岁论，浙中来者渠固最幼，左右较量，无不合格。[77]

孙淦作此信并着力称赞吴振麟的目的，是在闻知浙江省又将派官费生留日后，希望通过汪康年的斡旋而将吴转为官费。有此目的在先，对吴的评价或言辞略加夸张，或只言其长而隐其短，这也都在情理之中。可以说，吴后来被转成官费，孙淦的此“荐书”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后来，吴以官费入东京帝国大学，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毕业于该校法科。

三、1898年非浙江省派遣的浙江籍留日学生

1898年，除浙江省率先派生留日外，湖广总督及南北洋大臣等也相继派出留日学生。当时浙江籍学生被选派的有南洋官费生：就读于南洋武备学堂的许葆英、华振基、陈其采、吴锡永、徐厚德等5人，及就读于南洋公学的章宗祥、富士英二人。此外，尚有使馆官费生王鸿年。[78]

许葆英等5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抵达日本。[79]与他们同时赴日并入成城学校的尚有南洋武备学堂的其余9人，以及湖北武备学堂的19人，共33人。成城学校于1899年1月21日为他们举行了入学式，日本参谋总长兼该校校长川上操六在仪式上发表了演说。[80]

成城学校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校，前述浙江所派四名湘鄂籍学生为其最早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学校为中国留学生另设教场和宿舍，最初中国留学生宿舍暂借“东京牛込区中之町60番地”之一幢二层民房，后因中国派往学生的增多，学校改在东京牛込区河田町为他们专设了宿舍。

进成城学校接受预备教育的时间为16个月，受毕预备教育后，被分配到各连队，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接受一年的正式教育，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一年的后期教育，修毕士官课程，再入联队任“见习士官”半年，最后取得士官资格。[81]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自第1期（1900）至第29期（1936年入学），中间经历36年，先后在该校就读的中国学生累计达1435人，[82]其中不乏后来的军政界要人。该校1901年毕业的首期毕业生共40人，上述浙江籍学生吴锡永等5人均在其内。[83]

浙江籍富士英、章宗祥为上海南洋公学堂所选派。目前，各种资料对他们抵东年月的记载颇不一致。先看富士英的抵东年月。江苏籍杨荫杭、雪奋、杨廷栋3人也均为同期南洋公学所选派，故一同录之，以资比较。

姓名 籍贯 抵东年月 毕业年月 学校

（光绪） （光绪）

富士英 浙江海盐 24.2 28.9 早稻田大学

杨荫杭 江苏无锡 24.2 28.4 东京帝国大学

雷 奋 江苏华亭 24.2 28.4 东京专门学校

杨廷栋 江苏吴县 24.2 28.4 东京专门学校[84]

上述资料被认为是记载留日学生抵东年月等情况的最原始且较具价值的资料。若依此，富士英等人的抵东年月似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笔者至今所见众多研究留日学生的论文、书籍大多只指出1898年南北洋大臣、湖广总督、浙江求是书院等派生留日，较少涉及他们赴日的具体时间。偶见桑兵氏对留日学生的发端所作研究的论文，亦认为：“1898年3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达东京，是为中国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同时到东的还有富士英（浙江）、卢籍东（广东）等人。”[85]可见，作者将富士英等人的赴日时间看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且以此为依据，判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

但是，查阅上海南洋公学和日本日华学堂的资料，发现所载富士英等人的赴日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冬。

《南洋公学大事记》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派师范院生章宗祥、雷奋，中院生杨廷栋、富士英、杨荫杭、胡礽泰留学日本。[86]

《日华学堂章程要览》载：

本学堂明治三十一年六月开办，……初由求是书院派来文学生四名。本年一月由南洋公学堂派来文学生六名。……明治三十二年（1899）一月入学：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人章宗祥、浙江嘉兴府海盐县人富士英、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人雷奋、江苏太仓州宝山县人胡礽泰、江苏常州府无锡县人杨荫杭、江苏苏州府吴县人杨廷栋。[87]

可见，南洋公学堂所派富士英等6人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冬抵日后不久入日华学堂的。这还可以通过对与他们同时赴日的章宗祥的调查加以佐证。《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中的“毕业留学生名单”（癸卯三月至九月）章宗祥栏载：

姓名 籍贯 到东年月 毕业年月 学校

章宗祥 浙江乌程 光绪24.12 光绪29.4 帝国大学法科

另外，同时赴日的江苏籍胡礽泰因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冬被直接从日本改派赴美留学，[88]故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多次报告中均未见其名。

因此，可以断定，南洋公学堂选派富士英等6人的赴日时间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二月。那么，除章宗祥、胡礽泰两人外，其余富士英等4人的抵东年月何以会出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之记载呢？是他们故意虚报，还是调查者的疏漏，尚待进一步调查。

浙江籍使馆官费生王鸿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抵日后最初所入学校不详。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89]

四、其他1898年的浙江籍留日学生

1898年浙江籍留日学生除上述13人外，从《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四、五次报告》所载毕业留学生名单中尚可见到汪以钟、陈方铮、孔祥百三人，现照录如次：

姓名 年龄 籍贯 到东年月 毕业年月 学校

（光绪） （光绪）

汪以钟(风臣) 27 浙江秀水 24.5 24.11 弘文学院速成师范

陈方铮(锵甫) 23 浙江海宁 24.5 24.11 弘文学院速成师范

孔祥百(志怡) 26 浙江 24.5 24.11 弘文学院速成师范

而在《浙江潮》第三期所载“壬寅卒业诸君题名”中，汪以钟、陈方铮二氏的抵日年月及毕业时间却为：

姓名 年龄 籍贯 到东年月 毕业年月 学校

（光绪） （光绪）

汪以钟(毓臣) 30 嘉兴秀水 28.5 28.9 弘文学院速成师范

陈方铮(锵甫) 25 杭州海宁 28.5 28.9 弘文学院速成师范

众所周知，弘文学院是在嘉纳治五郎所创办的“亦乐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96年由驻日使馆选派的13名学生赴日后被委托给当时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嘉纳治五郎后，加纳氏租借神田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的一所房子作为校舍兼宿舍，并派本田增次郎任监督，再聘教师专门教育这13名中国学生。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亦乐书院”的私塾式学校。至1902年，因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加，加纳氏才将亦乐书院迁址于牛込西五轩町，扩建校舍后改名为弘文学院，其教学工作进入正轨。宏文学院的学制以三年制的普通科为主，后应留学生的要求，设立了速成师范科。

弘文学院设立于1902年，故上述有关汪以钟、陈方铮、孔祥百三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毕业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的记载有误。汪陈二人的赴日时间按《浙江潮》第3期所载，应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而孔祥百的准确赴日时间尚有待其他资料加以旁证。

上述二节分别对1897年和1898年的浙江留日学生进行了考察。现将这二年的留日学生情况归纳如下：

姓名 籍贯 抵日年月 费别 预备校 专门学校 赴日前学校

嵇 侃(慕陶) 德清 光绪23.10 浙江官费 大阪山本宪私塾 东京高等蚕丝学校 杭州蚕学馆

竞进社蚕业讲习所

西原蚕业讲习所

汪有龄(子健) 钱塘 光绪23.11 浙江官费 大阪山本宪私塾 法政大学 杭州蚕学馆

竞进社蚕业讲习所

日华学堂

钱承志(念慈) 仁和 光绪24.4 浙江官费 日华学堂 东京帝大法科 求是书院

第一高等学校

陈 榥(乐书) 义乌 光绪24.4 浙江官费 日华学堂 东京帝大工科 求是书院

第一高等学校

何燏时(燮侯) 诸暨 光绪24.4 浙江官费 日华学堂 东京帝大法科 求是书院

第一高等学校

陆世芬(中芳) 仁和 光绪24.4 浙江官费 日华学堂 高等商业学校 求是书院

第一高等学校

吴振麟(止欺) 嘉兴 光绪24.10 自费后转 日华学堂 东京帝大法科

浙江官费 第一高等学校

章宗祥(仲和) 乌程 光绪24.12 南洋官费 日华学堂 东京帝大法科 南洋公学

第一高等学校

富士英(意诚) 海盐 光绪24.12 南洋官费 日华学堂 早稻田大学 南洋公学

第一高等学校

吴锡永(仲恩) 乌程 光绪24.11 南洋官费 成城学校 陆军士官学校 南洋武备学堂

陈其采(蔼士) 归安 光绪24.11 南洋官费 成城学校 陆军士官学校 南洋武备学堂

舒厚德(质甫) 慈溪 光绪24.11 南洋官费 成城学校 陆军士官学校 南洋武备学堂

许葆英(伯明) 海宁 光绪24.11 南洋官费 成城学较 陆军士官学校 南洋武备学堂

华振基(祝三) 长兴 光绪24.1I 南洋官费 成城学校 陆军士官学校 南洋武备学堂

王鸿年(鲁番) 永嘉 光绪24.11 使馆官费 (不详) 东京帝大法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