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教会夺权的铁血普鲁士：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成就欧洲头号强国-米儿火

绘画，19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1888年3月9日—6月15日在位）以皇储身份视察波茨坦附近的一所学校。19世纪末，德国未达到读写水平的儿童只占0.05%，德国的普及义务教育程度，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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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要不要将9年义务教育延伸至12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答案是，我国目前对此仍不具备社会基础、社会共识，“什么时候具备条件、什么时候延伸、向下延还是向上延，那要看以后的发展，让发展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德国最早实施义务教育时，年限就没有超过10年的，通常为6-9年之间。当时义务教育的时间长短、效果如何，不仅取决于国家发展，还取决于对教育领导权的掌握程度。

从宗教事务转变为国家事务

对16世纪以前的德国学龄儿童来说，去僧院学校或教区学校接受初等教育，了解教义，是对教会应尽的义务，一些为满足社会需求的私立德语读写学校也在15世纪出现。没有人强迫小孩必须接受教育。500年前由马丁·路德发动的那场宗教改革运动，改变了这一切。

1524年，马丁·路德强调，市政当局应为青年建立学校，“教授年幼儿童”，强迫父母将孩子送进学校。这对长期垄断教育权的天主教会来说，不啻一大打击。尽管他后来的经历和重点不在宣扬普及义务教育上，这一主张却影响深远，它间接推动了德国义务教育的诞生。

受马丁·路德影响，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德国一些小邦相继颁布强迫教育的法令。1619年，魏玛公国率先颁布《魏玛学校章程》，规定让儿童学习教义阅读和写作，因它明显带有“义务性”和“强制性”，被视为义务教育的开端。

紧随其后的是哥达的埃纳斯特公爵，1642年，在他发布的《学校指南》中，将儿童入学年龄上调至5岁，规定“所有儿童直至学完所应学的全部知识，并经当局审查合格，方得离校”。对于儿童的缺席，有如下惩罚，第一次缺席时，每缺课一节，罚家长1便士，依次递增，至每节课罚金6便士为最高额。《学校指南》刚颁布时，引来当地人民的惊讶和嘲笑，很多人担心它无法落实下去，在埃纳斯特的坚持下，20所新校舍拔地而起，哥达迎来了诸多优秀教师，儿童们得以入学。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哥达教育水平提高，当时流传的谚语说，“埃纳斯特公爵治下的农夫都比其他地方贵族所受的教育好得多”。

哥达的埃纳斯特公爵，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哥达教育水平得到提高

依据《学校指南》，初学者应学习《圣经》中的诗歌、主祷文、宗教信仰的文章，到了中年级，需背熟马丁·路德的《教义问答》，开始习字及加减乘除法，高年级的学习科目则包含音乐、作文及拼写等。高年级学生在学完其他功课后，可学些自然科学，比如“观察风和天气、草和树、植物和动物，当屠宰时观察猪的解剖”及测量学等应用科学。学习内容主要与宗教有关，毕竟，在公爵的眼中，把青年送到学校里去，是为了维持宗教及良好的秩序，为普及新教服务。

18世纪，埃纳斯特公爵开创的义务教育模式为普鲁士各地区提供了先例，各地纷纷仿效，成效不一。因不愿目睹在普鲁士其他地区的“青年们生长在背弃信仰和无知识的黑暗之中，并将走向现世的和来世的苦难”，腓特烈·威廉一世于1717年颁布法令，强迫全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并为乡村学校提供经费、土地等基本保障。

腓特烈·威廉一世，他于1717年颁布法令，强迫全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

这位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普鲁士国王在位期间，一手创建了1800所学校。他留给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的，除了大量金钱、士兵，还有“一个被训练得服从政府、敬畏上帝、勤奋和节俭的人民”。普鲁士的崛起几乎与国家干涉义务教育同步，不是巧合。腓特烈·威廉一世1717年法令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使义务教育成为国家的事务，而非教会和地方事务。

师资缺乏，效果不尽如人意

1763年，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管理，腓特烈大帝发表了普鲁士王国第一部学校大法——《普通学校规章》（共26条），涉及儿童强迫入学年龄（至迟至5岁），统一教科书，教学时间、内容，学费，学校经费来源及使用，教师管理及监督等内容。

从《普通学校规章》制定的学习内容来看，无外乎背诵、阅读、抄写、理解“上帝的言辞”，再依据实际情况加些必要和有用的地理、民法相关知识。针对许多家长要求留儿童在夏天照看牛群而不送他们入学的情况，腓特烈大帝要求各城镇和村社地区的当地行政官员和法官应监督他们雇佣专门的牧人，以免使儿童因此辍学。为此，学校上课时间多集中在冬季，学生冬季交的学费也要比夏季多，具体金额视其学习情况而定，学会阅读之前每周交6便士；学会阅读后，9便士；学会写作和阅读后，12便士。儿童缺席的罚款充作学校经费，教师工资由学校收取学费支付，学校和教师宿舍的维修费则由教区负责。除了教士负有监督学校的责任外，各区教育负责人和视察员每年也要就视察情况撰写报告，“呈送本市高级宗教法庭审阅并加以适当处理”。

增加政府对教育的管理，是普鲁士王国为争夺教育权迈出的重要一步。1787年，普鲁士设立“中央管理委员会”，代替原来的宗教法庭，开始管理和领导普鲁士王国所有学校。1794年，腓特烈大帝在《普鲁士民法典》中宣布，“凡普通学校与大学，都是国家机构”，“只有得到国家认可和批准，才能开办学校”，“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应该接受国家的监管，随时接受其考核和检查”。

1794年法令因明确了国家对学校教育的控制权，被视为普鲁士世俗教育的“大宪章”。到18世纪末，德国的初等学校已不再是教会的组织，成了政府的机构。但僧侣在政府的委托下仍以国家名义，在很大的限度内，对学校行使管理权。而最终确立国家对学校教育的控制权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

绘画，乔治·伊曼纽尔·欧佩兹（1775-1841年）绘，描绘老师惩罚学生的情形

为强迫义务教育，腓特烈·威廉一世及儿子接连颁布多条法规，效果如何？恐怕不尽如当政者意。经济贫困是首要原因，家长们根本不愿意让孩子去上6至8年的小学，白白把劳动力送走。很多入学的农村小孩也只是在冬天农闲时才能到校学习。学校规章中关于上课时间的规定都无法认真实行，遑论按规章去征收缺课罚金。

另外还有一个自腓特烈·威廉一世开始就面临的师资质量和数量问题——严重缺乏有学识、受过教育的教师。教师们没有受过严格的师范训练，当时也不存在师资培训机构，大量的乡村教师通常是教士或手工业者，不乏裁缝师、鞋匠等将教育儿童作为副业，增加收入者。直到1738年以前，乡村教师还享有包揽本村缝制衣服的专利权。腓特烈大帝下过一道命令，要求由领取养老金的士兵担任学校教师。想象一下，这些只会简单的读和写，最多懂点简单算术，强调死记硬背，必备棍棒和皮鞭的老师，能教出怎样的学生？不过是些没有超出启蒙阶段，只会“反复叽里咕噜地背诵《教义问答》，熟记一些《圣经》摘句和几首赞美诗”的儿童们。

重建小学教育体系

1807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将普鲁士带有宗教色彩的义务教育引向了强调实用知识、重视国家民族和公民道德的国民义务教育正轨上。它产生的思想土壤是启蒙运动后的民族主义和国民教育思潮。直接原因是1806年耶拿战役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带领的军队，不敌拿破仑率领的法军，惨败收场。随后于1807年签订的《提尔西特条约》，普鲁士损失了近半领土，原先统治的1000万人，不足500万人居住在普鲁士新的国界内。因为割让出去的省份都是肥沃之地，普鲁士税收急剧下降。1亿巨额赔款以及缩减到4万的军队规模使沦为拿破仑帝国附庸的普鲁士“政治组织完全陷于崩溃”。

那是一个已经失去魔力的旧世界，对试图利用这个千载难逢机会改造普鲁士，拯救德国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文化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个流尽鲜血的国家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去适应时代的新要求，进行自我更新”，从何着手？腓特烈·威廉三世、将军格哈德·沙恩霍斯特、哲学家费希特（他被一些人称为德国国家主义之父）给出的答案是教育。

绘画，描绘1807-1808年间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严密监视下发表告德国民众演讲，他在演讲中大谈国家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义的重要性，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

如腓特烈·威廉三世所言，“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沙恩霍斯特也认为，“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

1807-1808年间，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严密监视下发表了一系列告德国民众的演讲，大谈特谈国家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义的重要性，他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遥想如果认真贯彻落实教育规划，“从现在起到二十五年后，社会上就不会再有穷苦无告的人，也不会再有流氓和犯罪分子了。国家也无须再支出大量经费去建立独立的军队了；因为所有人民都是为保卫祖国而生，为保卫祖国而学；国家有了这样人民武装力量，就将无敌于世界”。

有人描述费希特的讲演使德意志人民“受到了自宗教改革以来从未经受过的震动”，义务教育成为拯救国家于异族统治，无敌于世界的利器。耶拿战后十年间，普鲁士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废止普鲁士农奴制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鼓励人民参与政治，唤醒民族主义情感，实施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等。

威廉·冯·洪堡1809年受命负责“文化和公共教育”部分的改革，在职仅一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教育制度却奠定了普鲁士未来一个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就初等教育而言，洪堡推出了两项突出性改革：一、在小学逐步推行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使“孩子在受教育的时候始终完全理解他正在听到的、说的、做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二、发展与此相关的师范教育。

19世纪版画，中坐抱小孩者为著名瑞士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裴斯泰洛齐，1809年，威廉·冯·洪堡受命在普鲁士推行教育改革，开始在小学推行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使“孩子在受教育的时候始终完全理解他正在听到的、说的、做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被费希特认为是能与马丁·路德并列的普鲁士“民族救星”。引进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之前，德国学校对适龄儿童的教育方式既不完善又呆板，“儿童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教师所坐的桌子边受教。教师每次写出一个字，并说出其名称；儿童则跟着念”。师生双方通常是机械的模仿关系，儿童怕老师，老师教出的小孩可以结结巴巴地背诵经文、赞美诗等，但对那些仅靠死记读音的词的真正含义，几乎完全不了解。然而，在裴斯泰洛齐的学校里，实地考察过的人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几乎整个使用口头教学，很少会用到书，教师一直与孩子们在一起，不停地谈话，提问题，解释，重复。“在此过程中，学生与教师结成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的能力，所有的才能、倾向都导向发展观察力⋯⋯孩子们看起来都很健康，心满意足。”参观者对学生身上表露出来的智力和活力深深震惊。

为了重建小学教育体系，普鲁士公共教育司曾两次派遣青年教师去瑞士学习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经验，1815-1840年间，裴斯泰洛齐的追随者又按照他的原则兴建和组织了很多所师资培训学院，初等学校师资数量和质量得到发展。有数据显示，1816年，普鲁士共有20345所小学，配备教师2176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60%，30年后，各类小学达到24044所，教师增至27770人，1848年的入学率达到82%。

“义务教育先行”成就头号强国

到威廉一世成立德意志帝国，俾斯麦主政期间，德国的初等教育机构模式已逐渐确定下来。初等学校分初、高两级，每级4年，计8年，儿童6岁入学，14岁结业，此为强迫实施的义务教育。1872年制定和公布的《普通初等学校和师资培训学院的管理规章》（简称《一般教育规定》）里，教学内容涵盖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德文名著、民族诗人主要诗篇，外语选修课（一般都是法文）、绘画、歌咏、体操、缝纫、家庭工艺等，数学课不仅讲授小学、分数，对数、二次方程，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也包含在内。

《一般教育规定》的主旨在促进学生理解力和思考力的发展，“通过由政府严格控制的学校，抵制革命思想的流传，训练忠顺而勇于战阵的国民”，德语和宗教一样受到重视。师资已不再依赖教会神职人员，视察学校的职权也由政府接管，教会牧师只是受政府委托对学校进行视察，政府可随时撤销委托。随着政府越来越鼓励地方教育当局加强对学校管理，强迫义务教育越来越世俗化。

到19世纪末，德国未达到读写水平的儿童仅占0.05%，同期英国为1%，法国为4%。德国的普及义务教育程度，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所招新兵文盲率从2.37%（1875年）降至0.15%（1895年），到1910年时只有0.02%，以至于1899年，德国舰队访问西班牙时，当地人竟惊讶于德国水手们个个都能阅读他们收到的邮件。

需要注意的是，平民子弟虽能接受义务教育，但只有贵族和有产者子弟才能通过文科中学学习升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1900年左右也只有6%-7%的学生升入中学学习，进入大学学习者更少。这与德国双轨制教育传统有关。当年腓特烈大帝颁布《普通学校规章》时，曾特意提到，“富足之家的家长，可一如既往，为其子女聘请家庭教师，但不得诱使尚不能学习高级课程的别家子弟脱离正规学校，以参加其家庭初等教育”。

建立令人满意的国民教育制度，强迫儿童义务教育，让德国走上了异于英法的发展路径——教育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也让这个“义务教育先行”的国家快速成长为19世纪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事实上，1832年基佐成为法国公共教育部长后，就曾派遣库森去普鲁士学习当时全欧洲最优秀的教育体制，但直到1881年6月，法国教育部长费里制定《费里法案》，规定国民教育义务性、免费和世俗化原则，儿童的义务教育年限（6-13岁），小学的教学科目,这才奠定了法国现代初等教育制度的基础。英国国会于1870年通过的《初等教育法》，规定对5-12岁的儿童实施强迫的初等教育，也让这个保守、传统的国家有了公立学校。进入20世纪后，普及义务教育已成各国共识，义务教育褪下“宗教色彩”，趋于世俗国家化，由付费走向免费，人人得以受教育。

（参考资料：弗利德里希·鲍尔《德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料》《外国教育通史》、邢来顺《略论19世纪德国教育的发展趋势》、许庆如《马丁·路德论普及义务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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