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9日，按照我院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协议，我接受后者的资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首尔国立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与访问。在整整一年难忘的学术经历后，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想在韩国的种种，不仅感慨万千，既有对异域文化的切身体悟，又有对他国学术的直接了解。在知识上丰富了对韩国历史的了解，在方法上也有了近距离的观摩。

韩国由于人口不多，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较少。以研究中国史为主的东洋史群体起初人数较多，但最近十几年，伴随老一辈学者的逐渐淡出，新生代学者多数以研究韩国史为主，据首尔国立大学一位历史系国史科（韩国史）的学者告诉我，现在在韩国史学会注册的学者人数是东洋史学会的3倍。东洋史学会中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总共大约只有60多位。不过相对于其他国别史，中国史研究仍然算是“人丁兴旺”。比如研究印度史的学者，在全韩国只有4名学者，而且其中一位是刚刚毕业的博士。也就是说，韩国由于国土面积较小，人口较少，研究群体的规模是不大的。

但这也反过来方便了他们内部之间的交流。在韩国，相同领域、专题的小型会议，也就是20人以下的会议是非常多的，在一个学会内部，每个月都要举办一到两次这种小型会议。这与国内学术会议动辄上百人，甚至两百多人的“巨型”规模在旨趣上是有不小区别的。韩国学术会议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跨学科的会议很多。比如今年在奎章阁曾举行过一次“环境、人口、制度”的国际学术会议，受邀这次会议的学者来自历史、韩文、考古、地理、民族等多个学科。这种跨学科会议的好处是围绕同一个问题，不同学者可以从各自学科，提出不同的视角与观点，往往能够突破学科藩篱与研究约束，实现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使研究对象的图景变得更为完整。

受到韩国学术界的这种影响，接受财团资助的中国学者，也定期举办小型的学术会议。这种会议虽然仍以学科为标准，但演讲者各自研究课题也有很大差别，参与者更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学科，这便使会议召开过程中，尤其讨论环节，充斥着不同学科的声音，使已经开“惯”了各种学术会议的我们，顿时觉得趣味横生，受到不少的启发。我在历史学专场的会议上，提交了《长城社会史的提出——长城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可能》的论文。由于这篇论文强调利用多学科的方法，审视与长城有关的多方面问题，因此便接受了来自古代史、近代史、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者的提问与批评，感觉思路扩展很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方面冲击。

韩国历史学界让我感受更深的一个层面是他们对于学术史与方法的高度自觉。由于研究人员较少，因此韩国历史学界研究成果不如中国历史学界那么丰富，但却多了些精细。去年10月份我参加了“韩国东洋史学会第16次会议”，今年3月份又参加了在成均馆大学召开的“近世东洋传统学术的崩溃与嬗变”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近世时期长城研究脉络的演变》一文，得以聆听了来自韩国与日本学者的论文报告，听后觉得非常震惊。震惊之处并不在于论文研究程度如何的精深，而在于每个研究者都对学术史与方法高度自觉。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对于学术史的总结较为随意、散漫，甚至忽略。这几年来，出于学术规范的要求，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一些学位论文，都明确要求作者重点撰写学术史的部分。虽然这一作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家之前对于学术史的忽视，但有时候矫枉过正，甚至反过来产生了一种为写学术史而写学术史的情况。很多学术史都是通篇在堆积一些论文，却未见作者对这些论文的评价，甚至许多论文与作者的研究并无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只是为了“凑字数”而撰写。也就是说，学术史与研究主题之间，有时候经常呈现两张皮的现象。

真正的学术史，其实是在一定“问题意识”之下，对以往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方法上的贡献之处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整体研究价值取向、脉络变化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因此，对于学术史的撰写，并不是简单地罗列论文标题或者简单介绍，而是研究者在新时代的立场下，对于以往研究的一种整体思索与研究评判。只有完成了这个步骤，研究者才能对于自身的研究处于何种地位，有何种价值，应该如何展开有清楚的认识。

我在这两次会议上，便对于韩国、日本学者对于学术史的自觉把握非常惊讶。每一位韩国学者，虽然研究领域、主题有很大差别，但却都对各自研究课题的学术史如数家珍，不仅用很长的篇幅与时间介绍以往的研究成果，而且都准确、详细地介绍了比较重要的论著的内容与方法，这便使学术史部分显得丰富而厚重。韩国学者对于学术史的梳理，视野并不限于历史学领域，而且广泛涉及其他与相关问题有关的研究论著。也就是说，这种学术史的梳理是以问题为核心，而不是以学科为藩篱的。这种学术史无疑是难度很大的，但却真正吸收了不同学科的内容，实现了跨学科的综合。不仅如此，韩国学者对于学术史的整理与探索往往是追分溯源的。他们思考的内容并不完全限于各自领域的具体问题，而是与不同时代背景相结合。比如他们比较推崇的韩国近代历史学的奠基者申采浩，便不断地出现于不同学者的笔端，成为他们学术源头探索的共同起点。这种对于学术史的注重与修养不是个别学者所特别注重的，而是每个学者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便使整个韩国历史学界研究高度自觉而系统，每个学者都能在前辈学者提供的丰富滋养的基础上，减少浪费地专攻某一新问题或新方向，促进了韩国历史学研究整体环境的有序与研究水平的提升。

韩国历史学界除了对学术史高度自觉之外，对于研究方法的运用也非常成熟。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一向以叙事见长，甚至最初与神话、传说等并非真实的内容混合在一起。后来职业历史学家出现之后，对于史实的排列、考证便成为史书撰写的基本要求与方法。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后，受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历史学也开始强调结构、因果、进步、发展等基本理念，相应在分析视角与手段上，也开始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从而使历史学研究从较为单纯的考据学提升为分析、研究与整合。这便是所谓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20世纪以来，运用社会科学研究历史，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的普遍共识与基本方法。伴随着东方世界传统学术的变革与对西方学术的接纳，社会科学方法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上半期也基本面临着传统考据学瓦解，社会科学化史学兴起的历史新格局。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伴随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社会科学化史学官方地位的确立。

通过在韩国参加的几次会议，我都对韩国学者的方法自觉非常钦佩。相对于中国，韩国对西方世界，尤其美国打开国门的时间更早，而且交流更为多样与频繁。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们在接受西方史学思潮方面，比中国早了很多。比如在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中，韩国学者已经运用了我国八十年代才接受的社会史研究方法。而他们对于生态环境的注重，也使所谓环境史的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已经展开。比如捕虎、森林砍伐、气候变迁、海洋等专题的研究，我国目前刚刚开展，而对于韩国学者来讲，却早已是传统课题之一了。

韩国学者对于方法的自觉，不仅表现在对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主动与自觉上，而且体现在对于这种方法的自觉批判意识。无论在著作中，还是会议提交的论文中，韩国学者都对方法与研究内容之间的关联性、契合性与分裂性具有明确的认识，他们往往会自觉地限定方法的适用性，以及与资料结合的程度，并对这种方法或者视角带来的利弊具有明确的反省。这便使韩国学者的研究一方面充满着方法的光辉，另一方面又不产生所谓的“以论代史”的过分僵化弊端，从而在坚持历史学的本位基础上，实现了历史学空间的充分开放。

正是具备了良好的职业素养，以及对于学术史与方法的高度自觉，因此韩国历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仅较高，而且非常精细。这种研究不仅带来了精品成果的叠彩分呈，而且促进了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在历史上，韩国由于处于中国、日本之间，是四战之国，包括古籍在内的文物破坏十分严重。但韩国很早便注重对于包括古籍在内的各项文物的保护与修复，不仅将很多古籍申请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建设了非常好的保护设施。以奎章阁为例。奎章阁是朝鲜时代皇家图书馆，因此保留了大量古籍。奎章阁不仅建立了完善的保护机制，对各种古籍区分了保护级别与标准；而且专门聘请了多位专业人员，每天对古籍进行防护、修复。每天奎章阁阅览室里，进进出出的，有近一半的专业修复人员，穿着专业的服装，真是让我们这些研究古代史，相应爱屋及屋，对古籍保护非常注重的学者非常羡慕与钦佩。

韩国是一个注重家族传统的国家。因此历代所修族谱、地方志都不断得以整理、重修，《古文书》出版了大量目前仍然留存下来的珍贵文书。不仅如此，包括奎章阁在内的韩国多家机构，连续出版了多套大部头古籍，比如《朝鲜王朝实录》、《韩国历代文集》、《承政院日记》、《日省录》、《备边司誊录》、《奎章阁珍藏资料》，都为研究者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

总之，在韩国一年，通过与韩国学者的交往，以及参加会议、阅读著作，都对韩国历史学界研究整体水平、研究态度与视野方法有了一番崭新的认识。希望以后能有更多地与韩国学界交流，进一步加深了解的机会。